曲艺文化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知道如何表达，要说让人一听就明白的家常话，此外便是渴求它具备令人咂摸的“弦外之音”——简言之，我称为“家常话的诗意性组装”。在完成文本或文章的过程中，不可或缺“文学性”或“艺术性”。
我参与的讲座力求每堂课的内容都不一样，因为唯有如此我才得以在准备过程中，享受“超越”与“丰富”“提升”的快乐。但实践让我逐渐懂得，即使是可以实现“自己提升”的讲课亦是狭隘、自私，因为你讲课的核心“受众”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忘记了。故而，每堂课因“人”而异，通过自己有心、用心准备，力求达到“受众受益”才是我今后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理论源于实践的总结与归纳，之后又反哺、指导具体实践。这个道理是不是人人都能意识到，我不得而知；但，我的文本写作无一不源于我本人的“理性思考”。在创作实践中，我力求“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逐步成为一个弄清楚真相背后的“为什么”。理论、文本创作如同飞翔的双翅，需要彼此间实现平衡。
在顺其自然、不增添辛苦时，可以构思一个书的“主题”和框架，但一定要想到它对读者的“吸引力”⋯⋯艺术也好、书籍也罢，若不能对受众富有吸引力皆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欢笑是由人之心灵生发至脸上的愉悦——它不是单方面给与实现的“一厢情愿”⋯⋯
早餐后无意中走近鱼缸，发现那群鱼儿竟然在水中突然“翩翩起舞”，异常兴奋。我想，可能鱼性与人性彼此有相通之处，那就是都需要在别人面前“体现价值”。我不禁又叹了口气：刘备三顾茅庐，最终还是请出了诸葛亮；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修行为业的诸葛亮先生也需要择机展示抱负、智慧，以及自身存在的独有价值。
有人说，我爱曲艺爱得像“媳妇儿”⋯⋯发难“爱妻”的滋味属于“痛之快”，一时“痛”得深刻些，之后“和谐”往往久远。就像生活中的夫妻，彼此只要真诚，只要善意，只要爱，“吵架”便可成为“提升”过程中的对立统一——这大概便是“质疑”有时要比热情、信仰等距离科学与发展的本质规律更近的原因所在吧。
观赏世界杯足球，愈发觉得它与我喜欢的某艺术形式有相通、相近，就是所有功夫皆体现在与欣赏者的现场博弈、较量之中（它结果的不可预知是引人入胜的根本）：运动员控球节奏、传球、射门等技巧、功夫，它们是有机的整体（优秀球员能让这些表现与受众期待合拍）。一切都是球员与懂球观众的“顺势而为”，而这，也是最吸引受众欣赏的地方。
活到了老，越发懂得了孤独与寂寞对一个从艺者成“器”的作用、价值。由此，必须培养、寻找、修炼一种“立生说给立生”类的独处方式⋯⋯一个称职的写家绝不是将自己活成“孤军寡人”。但一旦进入创作进程，再能耐的人亦需要具备“独处”的能力，从而在孤独与寂寞中，全身心地完成作品的巧妙布局、深刻表达与精彩演绎。
（文/孙立生 来源：山东省文联）
作家简介
孙立生，1954年生于济南，一级编剧。现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山东省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次被山东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评为“三下乡”先进个人。
从艺54年来，在报刊、杂志发表曲艺作品、评论等200余篇，150余万字，结集出版《孙立生曲艺文集》《追梦斋呓语》《投向水面的石子》《中华曲艺艺谚和专业术语》（编著，系大学曲艺本科教材）《中国曲艺的四梁八柱》等9部专著。其中，《中国曲艺的四梁八柱》系统阐释了他创立的曲艺理论体系：以“四道横梁”指向观众，回答观众为何而来、如何为观众等核心问题；以“八根立柱”代表曲艺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揭示中国曲艺的艺术规律与美学思想。
2003年，理论文章《相声“病”在哪里？——关于相声现状的对话》获第三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三等奖；2004年，创作河南坠子《大鼓槌》获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获首届泰山艺术奖金奖；2007年，调研报告《蒙特利尔国际幽默艺术节的几点启示》获省委宣传部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理论文章《刍议民族曲艺的与时俱进》入选山东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2008年，理论文章《〈泉城人家〉“偷”曲艺的活儿》获第五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理论文章《逗你玩，需要智慧——对相声现状的反思》获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理论奖；2010年，理论文章《为恍惚的曲艺找“魂”——从山东“曲艺式新闻”中的发现》获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1年，理论文章《英雄“魂魄”在，移步不换形》获第五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2012年，理论文章《曲艺艺术ABC》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2014年，个人获评第七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艺术突出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