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畔同心，各拓丹青境——郭怡孮与邵昌弟在半生岁月间互映风华

郭怡孮：我对金玉峰先生是特别崇拜，老师上课绝了，所有讲的事都吸引我，就没想到一个老师能那么吸引学生，讲课生动。后来就跟金老师到美术组，从那以后就开始对画画，特别是对写生，对水彩写生就特别痴迷。我记得我那时候比常人要早起，天天要早起，跟着老师在鼓楼、钟楼、什刹海、北海这一圈画写生，每天早上一张，画完以后再去上课。起码要比正常上学的同学早一个小时还得多，那时候已经画迷了。

郭怡孮：我差一点蹲班，因为画得太痴迷。我记得初二的时候有一次补考，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的鉴定就是，此生酷爱美术，希望在这上面有所发展。

邵昌弟大学毕业照，1960年留校（北京艺术学院）任教

郭怡孮：邵老师是我的同学，但是她于我而言亦师亦友。为什么说她是老师？我还在校读书的时候，她就已经留校了。她年纪很轻便留校任教，很有意思的是，留校之后，卫天霖先生、李瑞年先生等一众老先生见到她，都开玩笑称她“邵老”，其实她当时还只是个小姑娘。后来入学的新生向旁人打听，院系里被称作“邵老”的是哪位老先生，知晓实情后都十分惊讶，想不到这位前辈年纪尚轻，甚至比不少在校学生还要小。

郭蕴淇（郭怡孮、邵昌弟之女）：她接触专业绘画起步比较晚，只完成过两张素描习作，旁观他人作画后，便前去报考艺术学院，并且顺利考上。邵昌弟无论修习工笔还是写意，功底都十分扎实到位，当时授课老师对她的评价也很高。旁人看着她作画得心应手，其实内里功夫并不轻松。我也曾学画、作画，深知很难达到她的水准，她的勾、染、描笔墨，或是写意创作，都能精准吸收老师传授的艺术精髓，只是于她自身而言，过程显得格外轻松。

郭怡孮：她在我们班级进修时，实际起到了半个助教的作用。后来她担任俞致贞先生的助教，我们一众同学都十分羡慕。她无论写意、工笔，还是人物创作，专业水平都高出同期同学一大截，我也是从那时起对她心生好感。

郭怡孮：第一个是知识的饥饿。1960年，陈毅同志在广州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整个知识界、文化界掀起求知热潮，彼时校内师生都怀揣着迫切求索知识的心情。这份精神层面的匮乏，却得到了充分填补，当时诸位先生倾尽全力授课。尤其是1960年分科教学推行之后，山水、花鸟领域的老一辈教师，都想将毕生技艺悉数传授给后辈。长久以来，山水、花鸟学科不受重视，老师们迫切希望培养出该领域的传承人，他们教学的热忱与辛劳，我们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内心十分感动。我们一心想要接续被忽视许久的花鸟画、山水画文脉，在诸位先生的教导下，汲取到了极为丰厚的艺术养分。

第二个是生活上的饥饿。当时物资匮乏、营养不足，大家普遍吃不饱，不少师生都出现身体浮肿的状况，长期大量作画又加剧了身体消耗。邵老师留校之后，校方安排她负责管理浮肿学生，她自身同样身患浮肿。学校将浮肿学生集中照料，每人每日增加一两黄豆的补给，即便如此，大家依旧拼尽全力作画。邵老师还组织同学们完成课内作业，额外增设习作练习。如今回想，彼时人人营养不良，却都为钻研艺术拼尽了全力。

郭怡孮：这十七年，是我人生中最青春的一段时光。在校期间，我组织美术组、宣传组、壁报组、广播组、文艺宣传队的一众同学相伴成长。前后算下来，一届十个班级，每班五十名学生，我一共带教十五届，中间有两年参与“四清”工作，总计七千五百名学生听过我四十课时以上的美术课程。能培育这么多学子，我内心十分骄傲。特殊时期，我始终带着学生坚持研习书画，这批学生后续考取美术高校的比例，远高于校内其他班级，不少人顺利进入各类高等院校深造。这段岁月没有被虚度，回想起来，我十分欣慰。

郭怡孮、邵昌弟1967年的结婚照

郭怡孮：日常教学期间不便作画，特殊时期限制更多，甚至要求与家族艺术背景划清界限，诸多创作条件都受到约束。但每年五一、十一游园活动，我负责园区谜语板块设计，谜语展板需要配套插图，校方会划拨经费购置宣纸。每年大约有两个月时间，我可以借着工作契机，在宣纸上持续进行花鸟创作，笔墨研习从未中断。

郭怡孮：她常年超负荷授课，医务室数次致电让我前去照料，她上完课后常常累到无法行走。彼时她投身教学改革的热情格外高涨。那时候我还在中学任教，而她已经系统性地研究中国画教学、写生创作体系的搭建工作。

郭蕴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主动向素描功底扎实的前辈求教，持续补修素描、写生与造型课程。1978至1980年，她两度前往新疆创作速写、素描人像，作品成果十分成熟。她认为线条是中国画最核心的特质，于是运用极简纯粹的白描线条，诠释自己理解的中国画艺术内核。

维吾尔族的小朋友喜欢这位北京来的画家

邵昌弟1979年在南疆毡房中写生

郭怡孮：中国画创作组的这三年，是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全国各地的老一辈书画家分批次来到北京参与集体创作，任务繁重，却兼具光荣与时代意义。我白天潜心观摩各位前辈创作学习，深夜十二点后访客散尽，我便锁上房门继续完成创作任务，常常伏案至凌晨四点。这段时光紧张艰苦，却也让我内心充满热忱，是我收获最大的三年。

郭怡孮在中国画创组时

郭怡孮：当时谢瑞阶先生已是九十岁高龄，身为革命前辈的他格外喜爱我的画作。曾有人评价我的作品装饰感过重，称我的画像“大花布”，谢先生劝慰我不必在意旁人评价，坚持自身创作道路即可。我为联合国大厦绘制百合题材作品时，有人提议缩小花卉尺寸，谢先生当即制止，他回忆起太行抗战时期，炮弹落地处生长的野百合，花朵比画中形态更为硕大。

还有一次，我在友谊宾馆院内写生玉兰，如实勾勒枝干轮廓，画面造型精准。一位老先生在一旁驻足观望许久，一言不发，我见他神色凝重，他忽然取走我的画板，翻转至空白纸面，将画夹正对玉兰植株，借自然光投射的树影为我示范。光影落在空白画纸上，天然构成一幅完整水墨作品，意境远超我写实勾勒的线条稿。他毫无保留地将创作心法传授给我，无论是艺术规律、创作经验，还是独有的创作技巧，都让我处处有所收获。

郭怡孮：中央美术学院停办多年，父亲与李斛先生等前辈都已离世，院校复课后急需重建师资队伍，我恰在此时入校，内心压力极大。校内所有教师资历、教学经验都优于我，我脱离专业创作队伍多年，仅依靠中国画创作组三年时间重回专业领域，只能一步一步追赶、学习，沉下心踏实钻研。好在父亲在病中完成数十万字的《写意花鸟画创作技法十六讲》，我采用最朴素直接的方式，一字一句将全书抄写两遍，夯实自身理论根基。

郭怡孮：我认为花鸟画需要拓展创作题材，传统花鸟画取材大多局限于庭院花卉，古代画家多描绘宫廷奇花异草。创作者应当深入现实生活，描摹自然山川，借山水草木滋养笔墨，这是一条可行的创作路径。因此自开展教学起，我便将写生置于核心位置。西双版纳堪称植物王国，草木品类丰富，是花鸟画写生的绝佳场地，我也将这里开辟为稳定的写生研学基地。

郭怡孮：创作《雨林深处》时，我静坐雨林中的望天树下，参天林木层层叠叠、遮天蔽日。林外狂风呼啸，林下却静谧无风。青苔层层铺满地面，秋风裹挟黄叶缓缓飘落。我希望借画面诠释自然生命轮回的意境：雨林没有清晰的四季分界，唯有新叶萌发、繁花盛放、果实成熟、老叶凋零往复循环。我将落叶作为画面核心意象，甚至希望笔墨间传递出落叶飘落的声响，这幅作品完全由实景感悟而生。

郭蕴淇：母亲常年钻研造型理论，时常指出父亲画面的造型短板。多数创作者难以接纳直白的批评，父亲却全然接受，还能将这些意见转化为优化创作的思路，这份包容十分难得。到创作进阶阶段，母亲又聚焦父亲的画面构图，二人时常围绕三线、四线这类基础构图规律展开讨论，母亲长期直言他的构图不够完整。父亲为此专门补修构图相关内容，经过大量创作实践后，母亲终于认可他小幅作品的构图水准。父亲后期举办展览的大型主题创作，几乎都经过母亲调整，让画面结构更完整、意境更深入严谨。

郭怡孮：她的许多艺术思想、教学理念都具备前瞻性，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后来提出的大花鸟精神、技法重组、直觉先行、理论断后等创作理论，都是我们二人日常共同研讨、实践总结而来。家中长辈时常叮嘱我们注意身体，实则心疼我们二人治学创作太过拼命。

郭蕴淇：父亲与母亲的创作脉络截然不同，父亲给自己文章拟定的标题是《从酷爱到担当》，母亲的人生轨迹则是《从责任到担当》，走了一条格外辛苦的治学道路。她早期创作注重情景交融，以笔墨共情自然；六十岁步入晚年之后，创作重心转向精神表达，依托《生存系列》《飞翔系列》《文竹兰・绽放系列》传递自身艺术理念。

邵昌弟创作《绽放》

郭怡孮：《绽放系列》是她为高研班教学创作的系列作品，以单株文竹兰为原型，衍生数百张变体习作，探索单朵花卉如何呈现盛放的艺术意境。后来她为伦敦奥运会绘制的花卉作品，正是这套意象的延伸。完整展现了从现实物象到多元艺术作品的转化全过程，便于学生理解创作逻辑。

《生存系列》聚焦现实环境问题，以鱼为核心创作符号，借画作抒发对社会现象与人类内心世界的思考；直至生命末期，她创作《飞翔系列》，艺术表达抵达精神自由、彻底解放的境界。这三套系列承载的创作理念，时至今日依旧具备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郭怡孮：我当时已经察觉她身体状态很差，她下楼接听学生电话，花费四十分钟细致指导创作思路，通话结束后累到说不出完整话语。我悄悄挂断电话，她为此十分生气，可那时她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后续做完手术，仅仅一个多月，她便离世了。

郭怡孮：确诊重病之后，她曾期盼能拥有两至三年时间，整理自己毕生的教学研究成果。她自喻耕耘一生，散落满地“玉米棒”，希望将零散的治学心得系统整合，这份心愿最终没能完成。好在她大量手稿、笔记都完整留存，女儿郭蕴淇正在持续整理，其中许多具备深度思考的文字资料，都具备研究价值。

郭蕴淇：这里存放着母亲在校求学时期的听课笔记：1961年12月14日李苦禅先生授课记录、1959年11月20日黄均先生中国人物画课程笔记，还有当年师生一同前往法海寺观摩临摹的记录。母亲常年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每日记录创作灵感与学术思考，日记内容极少涉及私人琐事，通篇围绕绘画研习，记录自己的创作困惑与领悟。

母亲离世十分仓促，她对自身学术成果要求严苛，生前始终认为作品、理论体系尚有欠缺，不愿公开发表，计划持续实践打磨后再完整呈现。她毕生理想，是搭建一套完整的中国画基础综合训练体系。中国画看似入门简单，但若想要钻研至精深境界，离不开系统完善的基础训练。

郭蕴淇：母亲离开至今已有十年，父亲从未停下笔墨与学术探索，持续深耕创作，开辟出全新的艺术境界，如同关上一扇门，又推开一扇窗。

郭怡孮：回望邵昌弟的一生，她对传统笔墨的理解、出众的艺术才气，以及搭建全新中国画教学体系、推动国画革新的远大抱负，都令我由衷敬佩，也不断鞭策我接续完成这份美育事业。

郭怡孮：我们观赏西方绘画时，会发现光影是核心要素，依托三大面、五调子塑造阴影，西方绘画的光影是特定时空下具象客观的真实。中国画的光影审美与之不在同一层次，我将国画里的光称作“心里的光”。我一直在尝试以国画色墨语言，描摹内心感知的圣光：热带雨林中，光束穿透层层林木，斑驳洒落，光影交错令人目眩；林间草木沐浴阳光雨露蓬勃生长，偶尔出现银白叶片，在斑斓色彩里格外醒目。身处实景时，林间光线明亮耀眼，色彩交融难辨界限。我希望依托中国画独有的审美特质，探索专属笔墨表现方式，绘出灿烂夺目、充满阳光气息的画面。即便年岁已高，我依旧会持续开展相关艺术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