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场域中热议的“奥德赛时期”，已然成为时代共同处境。今日美术馆“现实，超现实——中国当代绘画大展”，四位跨代艺术家把人生的游离与无序凝铸成视觉作品。那些源自现实裂缝的创作，也由此成为重新辨认现实的方式。
在不确定性加剧、传统人生路径逐渐失效的当下，“奥德赛时期”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正在被频繁讨论。它不再仅仅指代二十岁上下、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春阵痛，而是泛指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当代生存景观：当原有的航线被切断，人们在不断地延迟、漂流、转向与不确定性中，被迫延缓建立稳定的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下，“奥德赛时期”成为许多人重新理解自我、现实与时代关系的途径——它是一段被悬置的时光，也是一次对既定秩序的重新确认。这种时代的心理镜像，在艺术的语境里找到了某种视觉隐喻。近日于北京今日美术馆2号馆开幕的“现实，超现实——中国当代绘画大展”，由策展人吕澎以1980年代至今的中国超现实绘画为线索，回望这一谱系40余年的生长与转向。荒诞疏离的图像，绝非与现实无关的梦境或幻象。当熟悉的秩序松动、坚固的现实出现缺口，艺术家们在现实失序、人生偏航与创作转向中的个人经验，正与“奥德赛时期”形成了互为表里的呼应。艺术，成了他们在偏航中重新辨认现实的坐标。
在失序的海面上
在这场展览中，范勃、李勇政、周松与张钊瀛四位不同代际的艺术家，在各自的生命行旅中留下了“偏航”的印记。他们的创作史，本身就是一部关于离开、撤退、重组与游牧的个人奥德赛。
“现实，超现实—中国当代绘画大展”以1980年代至今的中国超现实绘画为线索，回望这一视觉谱系40余年的生长与转向。
范勃与李勇政的奥德赛，是关于“主动出走”的生命叙事。范勃的偏航发生在艺术内部，他早年从天津南下广州，地理与文化现场的剧烈转换塑造了他敏锐的在野批判性。在写实绘画臻于成熟时，他不断跳出舒适区，将盲文、药片，甚至插着氧气管的阿波罗等医疗神话意象引入创作，在平面、空间与观念的跨界中试探当代精神的废墟。相比之下，李勇政的奥德赛则表现为从世俗成功中的清醒撤退。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西南师大美术系，他曾扎进商海，却在物质递增中感受到虚无。绘画成为他商业生涯里的秘密暗舱，直至他彻底抽身重返艺术。在艺术事件《秘密交换》中，他将过往私密画作切碎以换取陌生人的信件，通过切断视觉的完整性，重新建立了人与人之间交换脆弱的媒介。
相比于前者的主动选择，周松与张钊瀛则更早地在被动中遭遇了现实的裂口。周松的日常秩序在高考前夕因母亲的骤然离世而被猛烈撕开，这种过早到来的生命失序，促使他此后在画布上建立起一套极度冷静、近乎严苛的超级写实系统。从被解剖的鱼体、冰冷的冷兵器到近年对科技算法的审视，他用近乎苦行僧式的理性秩序去对抗现实的破碎。而作为最年轻的张钊瀛的奥德赛则交织着不同城市的游牧体验，以及高考晕倒、项目撤资等一连串戏剧性的现实荒诞。面对这些无法掌控的失控，他既能退回具体的厨房烟火里“让子弹飞一会儿”，也能在创作中化身图像导演，将西方美术史的经典符号抓来充当演员，把现实的无奈转化为一场剧场化、拼贴式的黑色幽默。
“现实，超现实”展览现场
李勇政《梦境对峙梦境》，油画，180cm×200cm，2025年
周松《新创世纪》，510cm×250cm，布面油画，2017年(1)
范勃《神话》，200cm×300cm，布面综合材料，2024年
张钊瀛《夜巡CHINA—从MoMA到M+》，布面油画，500cm×400cm，2025年
奥德赛的意义，也许从来不在于尽快抵达伊萨卡，而在于一个人如何在风浪中重新学会掌舵。现实失序之后，新的感知才刚刚开始。带着这样的追问，SoFigaro与范勃、李勇政、周松、张钊瀛展开对话，听他们谈起各自生命中的偏航时刻，以及艺术如何成为重新辨认现实的方式。
张钊瀛：生活是一场热闹的荒诞戏
张钊瀛，85后当代艺术中坚力量，拥有国际化视野，曾作为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学院全额访问学者深造。
SoFigaro：很多人在看你的作品时，会被画面中狂欢式的超现实感吸引，对你来说，这种“现实比创作更超现实”的荒诞感，是如何发生的？
《终身美丽—女皇们的美丽新世界》，174cm×260cm，布面油画，2023~2024年。
张钊瀛：荒诞感不是我刻意制造出来的，更像是从小就浸泡在现实里的一种经验。我出生在广州，那是一个非常“乱炖”的城市，没有太多线性的秩序，很多东西就是很直接、很猛烈地并置在一起。你可能在一座庄严的天主教堂旁边，看到一排排被太阳晒得发咸的咸鱼。这种冲突的画面，在日常里非常自然地共存着。
后来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流动之中，从广州到重庆、布鲁塞尔，再到澳门和天津，不同城市的经验不断叠加。重庆是立体的、魔幻的；布鲁塞尔有很强的荒诞剧传统；澳门则像一个奇异的混合体——南欧碎石路、巴洛克教堂和香火缭绕的哪吒庙，可以在很近的距离里同时出现。这种城市之间的切换，会让人的身体和感知都处在一种断裂的状态里。有时候早上醒来，我会有几秒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它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我不太追求单一透视下的完整空间，更在意碎片、错位、杂糅和并置。我的画面像是很多城市、很多时刻、很多现实切片叠在一起。它看起来超现实，但其实都来自非常具体的生活经验。
《挪与用—干草车与幸福生活》，200×150cm+200×75cm×2（共三联），布面油画，2023（2）
SoFigaro：你经常对大师和经典图像“下手”，比如蒙娜丽莎逛超市、大卫自拍，或者让齐白石和张大千带着毕加索去看沙盘房。在挪用这些承载着艺术史敬意的经典图像时，你究竟在构建一种怎样的图像逻辑？
《终身学习—塞尚回忆录》，119×180cm 布面油画 2019-2020年
张钊瀛：这关乎图像背后的硬逻辑。很多年轻艺术家会花大量时间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形象，再不断解释它背后的私密隐喻。但我更愿意直接使用梦露、齐白石、毕加索这样的公共图像——当图像不需要再被解释时，我就能把更多空间留给它背后的故事和现实逻辑。
比如房价暴涨时，我就画了齐白石、张大千带着毕加索围在城堡沙盘前看房。他们不再只是艺术史里的大师，而像是三个被时代和资本裹挟的普通老头。这种错位调动的不是观众对艺术史的知识，而是大家共同经历过的现实感。我对经典图像的挪用，不是为了冒犯经典，而是把它们重新放回当代现实里。作为集体认知的符号，他们可以折射出我们每个人在现实压力中的挣扎、荒诞和自嘲。
《终身学习—江山如此多姣》，160×100cm 布面油画 2019-2020年
SoFigaro：你的专业求学路径堪称精英化的闭环：广美附中、四川美院，再到海外留学、读博、天津美院任教。在这种严丝合缝的学院体系里，你是如何保持那种野生的、反规训的创作状态的？
张钊瀛：我小时候有轻微的多动症，画画更像是一种让我安静下来的生理机制。读广美附中时，美术考学还没有完全进入高度套路化、模块化的阶段。那时我在学校对面的书店买到王华祥老师的《将错就错》，里面颠覆传统素描的逻辑对我冲击很大。书后印着北京培训班的地址，我第二天就坐火车去了北京六环外的上院村学画。那里很荒凉，但那种不安分的东西特别吸引我。后来决定考川美，也是因为看到一本《西南的力量》。罗中立和川美艺术家身上的变革性、野性，让我很想离开广州，去一个更能打破安稳生活的地方。但我们一进大学，很快就迎来了幻灭。2008年入学，正好赶上当代艺术市场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老师一边讲当代艺术曾经多么辉煌，没有市场的诱惑和资本接盘，我们反而变得更纯粹。
大二时，我在油画系里偷偷做装置，结果拿了年展的奖。当时成都有赞助人打电话问这个装置卖多少钱，我刚睡醒，脑子里根本没有钱的概念，就迷迷糊糊地说：“那我就捐给你们美术馆吧。”现在回头看，那种野生的、没被社会时钟完全规训的状态，反而在泡沫破灭的年代里保护了我。
《泰坦之宴》（现场1），2013年
SoFigaro：你如何看待“奥德赛时期”？
张钊瀛：所谓“奥德赛时期”不一定只是穷或者漂泊，它更像是社会时钟突然失灵了—你明明已经很努力地往前走，但事情不按一般顺序发生。很多节点都延迟、折返，甚至缺席。但后来我反而觉得，这些经验挺重要，它们逼着你把“重新开始”当成常态。
《终身美丽——幸福旅程》，170×260cm,布面油画，2023-2024年
周松：别空想 也别着急要答案
周松，1982年出生于江西，2006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周松的绘画和雕塑等作品在艺术、科学和哲学的交叉地带探索着生物形态学与机械美学之间的联结，既有后人类主义的意味，又具有深厚的人性。无论是当代应用科学的潜在后果，抑或是宇宙不断膨胀对人类欲望和命运的无形影响，周松的绘画都在矛盾和开放的状态中焕发着生命力。
重要奖项包括第十一届佛罗伦萨国际双年展“洛伦佐国际装置艺术奖”（2017）；第五届五四国际青年艺术节绘画大奖（2012）；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创作一等奖（2006）。
SoFigaro：最近“奥德赛时期”被反复讨论，你怎么理解年轻人的迷茫？
周松：迷茫是每一个个体的必然阶段。人类从无知到构建起世界观，必然要经历混乱、没有答案的过程。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不能坦然接受这种客观规律。从生物学和基因学的角度看，大脑的成熟与认知的重构需要周期。如果你一开始就得到了答案，那成长的乐趣也就消失了。迷茫实际上是老天给的一个机会，让你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正因为迷茫，才会有无限的可能。
《如履薄冰》，尺寸200cm×400cm，借画面意境诠释步履忐忑、审慎前行的心境与现实处境，2023年。
SoFigaro：你对“超现实”的真正感受，是否并不是先来自图像，而是来自生命经验？
周松：是。对我来说，最早的“超现实”不是画面，而是生活本身。高考前三个月，我母亲意外去世。那种打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挫折，而是你生命里最亲近的人，头一天还在，第二天就突然不在了。在那之前，我对世界的理解其实很单纯，觉得它基本是美好的；这件事之后，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生命不是单向度的，它有喜怒哀乐，也有你根本无法预设的断裂。某种意义上，所谓超现实，就是一种超出你原有成长经验的经验。
这件事塑造了我的人格，人面对重大打击时，有人会倒下去，也有人会被迫长出另一种力量。对我来说，它最后逼出了一个问题：你怎么面对不可知？怎么面对困难？怎么直视它、挑战它？
《非马》，布面油画，尺寸160cm×135cm
SoFigaro：从“鱼”和“草莓”到近期的“生物朋克”“机械生命”，这种从生物性到机械性的转变逻辑是什么？
周松：这是一次从个体向整体的跃迁。2013年我读了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深受冲击。我意识到，21世纪与20世纪最大的区别在于，科技已经不再只是外部工具，它开始重构“生命”本身的定义。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大的物种周期，我们正站在向“后人类”转化的起点上。宇宙的演化是不可逆的。我的“熵”系列和后来的“新自然”系列，就是在探讨这种后人类的生存语境。当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机械植入与我们的血肉融合时，生命会变得更强悍，但也可能变得更冰冷。那些变异的生物、金属质感的生命，其实是我对未来的某种预警。这依然是关于“危机感”的讨论，只是视角从个人的疼痛感上升到了对人类文明未来秩序的忧虑。
《文明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260x220cm 布面油画 2022年
SoFigaro：你习惯于跨学科思考，阅读历史、哲学、宗教和科学，你是如何将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领域转化为你的绘画语言的？这种“自我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周松：建立体系就像盖大楼，你得先有一个坚固的地基。哲学解决的是我“为什么画”的问题；宗教给了我终极的关怀和对生死的体认；科学为我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坐标和对物质结构的理解；而历史则让我变得坦然，让我看清人类文明的演进逻辑。我读历史，是因为历史能让我从宏大的时间跨度中看待眼前的困惑。我读《易经》，因为它把宇宙的变易规律讲得非常透彻。我研究科学，是因为科学代表了人类理性的最高峰。我不希望我的画只是一个孤立的图像，我希望它们能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宇宙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生命、科技、历史和意志是互相咬合的。艺术家是特别需要独立能力的人，你不能依赖别人的教导，你必须在孤独的思考中提炼出自己的逻辑。
《一颗红心》A Red Heart 200x160cm 布面油画 2018年
SoFigaro：你会对正在经历漫长“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周松：第一，别把迷茫看得太可怕，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部分。第二，多读书，尤其读历史，也读经典。读书不是为了显得高深，而是用最低的成本去理解人和世界的规律。很多你今天以为“天大”的事，放到历史里看，未必真有那么大。除了生死，很多问题最终都是阶段性的问题。第三，碰到困难别只会沮丧。换个角度看，困难来了，恰恰说明你又到了成长的时候。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某种程度上就要先看你能不能承受对应的难度。艺术也一样。你要做出真正有力量的东西，读书、独处、思考、训练、承受寂寞，这些都绕不过去。别空想，也别着急要答案；先把自己站稳，再往前走。
《安魂曲》Requiem 150x130cm 布面油画 2023年
李勇政：在路上本身就是意义
李勇政，当代艺术家，创作跨越影像、绘画与装置。以个人记忆与地缘政治为线索探讨信仰、边界与他者等议题，曾在意大利、德国、中国多地举办重要个展，获第三届“金熊猫”摄影艺术大奖、第21届ADAA亚洲数字艺术大奖等，另有多部艺术专著出版。
SoFigaro：观众常能从你的作品中感受到真实的荒诞感，在你的个人经验里，是否也有现实远比艺术更“超现实”的时刻？
李勇政：很多时候，现实比艺术更戏剧化。艺术至少需要结构，能找到思想的线索；现实常常没有预兆，直接把人抛进去，让人陷入一种被命运驱使的无力感。我的影像系列《歌与泣》中，《人终有一死》来自朋友的真实经历。他经历至亲猝然离世后感叹，自己突然渴望拥有一种坚定的精神信仰，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在告别时保留一点尊严。在命运的极致无力面前，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被彻底撕开。现实的荒诞性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常被我们期待中的“正常生活”遮蔽。
影像《歌与泣》，以虚构叙事与观念影像，凝视爱、死亡、信仰与尊严，在歌唱与哭泣的情感两极间，探问人性深处的复杂与脆弱，2023年。
SoFigaro：现实的断裂，常常也是人开始追问信仰、命运与意义的时刻，面对痛楚时，信仰与艺术分别能提供怎样的慰藉？
李勇政：我不相信人的存在只是纯粹物质性的偶然。一定有一个更绵长、更根本的背景在支撑着我们，人的每一次选择才会变得有力量和价值。信仰和艺术常常都生长在同一个地方：日常经验突然失效的时刻。平时那些关于意义、存在的“大词”，到那一刻才会真的落到身上，变成你躲不过去的东西。创作本身包含着一点微弱的希望，但我警惕“廉价的希望”——太快给灾难和痛苦安排意义，太快把伤口总结为成长叙事。我不相信这些。伤口就是伤口，痛就是痛，只有真正面对它，意义才可能慢慢生长。我喜欢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他写生活里无聊、琐碎的细节，不急着判断，却打开了很大的感受空间。这也是我创作时想保持的距离：不替观众总结，也不把痛苦包装成希望。我只是打开一扇门，由观众自己走进去体验。艺术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常规的观察路径，而这条路径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三屏影像《是的,今天》，以纪实与象征交织，叩问个体经验与时代边界，2017~2022年。
SoFigaro：你的影像和装置常常回应尖锐的公共现实，而绘画更偏私人化。在不同媒介之间，你的创作逻辑有何不同？
李勇政：这几种媒介像是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影像和装置通常要从一个现实切口开始，地点、人物、风险、历史、成本，每一个环节都得想得很清楚。像去新疆做《宴请》，便是如此。有些作品更贴近现实，有些又更偏诗性，不是我先决定，而是事情本身会提供道路。现实如果太尖锐，直接去做就容易变成新闻的翻版或简单的道德判断。我更愿意后退一步，把它放进一个象征性的结构里，让它在更长的时间里继续发生作用。
绘画则完全不同，它走向我内心非常私人的角落。尤其在AI时代，任何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图像构建都在失去意义。我把绘画彻底转向了“过程”：从一个偶然的色彩或线条开始，用视觉经验和潜意识去回应它。每一笔看似必然，又会产生新的偶然。正是这种身体感、经验性和不确定性，让绘画重新获得价值。
影像/装置（盐砖、视频），缘起毕节儿童悲剧遗言，以盐字潮蚀与影像记录，直面死亡命题，2015年。
SoFigaro：你会对正在经历漫长“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李勇政：“奥德赛时期”不只属于年轻人，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这片海域上漂流。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在寻找归途，也未必能抵达一个终极的“家”。但这并不糟糕。只要还保有感受力，就始终拥有重新理解自己的可能。人生的意义也许就在“公路本身”。不要急着把“迷茫”治好，迷茫不是病。我们在迷茫中寻找，找到之后又会进入新的迷茫，这本来就是生命的常态。对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不要太快否定或过度美化，去经历就好。反复坚持、犹豫、相信、迷茫，这就是命运本身。
《山峰与心》，装置作品，材质为蜡、新疆地毯，隶属于《来自丁尔的家》系列。作品以地毯与蜡塑造山峰与心的具象形态，寄托故土情怀与内在精神意象，2021年。
范勃：最好的前行
范勃，著名艺术家。本科、硕士、博士先后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现为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广东省“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等。
作为一位跨媒介艺术家，范勃以各种切身的题材、媒介和文本探求人的内心世界和不同社会角色的置换。从探究一种时代精神开始，到重审视知觉能力的创作实验，始终力图表现不可见和不可触及的人类内心世界。
SoFigaro：批评家汪民安曾说你的画有一种“超现实空间”，你有没有在真实生活中经历过某个瞬间，让你觉得“这比画面更超现实”？
范勃：汪民安曾在我早期绘画中看到一种“超现实”的空间结构。那时我常以类似舞台的画面组织人物，通过姿态、边界与叙事拼贴，呈现现实或历史中的某种戏剧性。《黑色星期五》《无尽的黄昏》等作品里，那种空间感其实来自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人们身体近在咫尺，精神却彼此隔绝。身处人群之中，却感到虚妄和疏离，这本身就比画布上的超现实更冷峻。“比画更超现实”的并不是某个离奇事件，而是整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信息爆炸、媒介更迭、灾害与疾病的突发，都可能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计划和理性瞬间失效。那些看似稳固的物质与价值，也可能随时被动摇。现实本身，已经成为最超现实的文本。
《爱奥尼的褶皱》，雕塑·白蜡木雕刻，可变尺寸，2025年。
SoFigaro：你早年以架上绘画获得认可，却在创作渐入佳境时转向跨媒介实验，是什么促使你在“最顺的时候”掉头？
范勃：早期绘画是根基与出发点。但在2014年前后，我便意识到创作不应局限于单一媒介，过往的成就也可能成为自我桎梏。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便是不断自我超越、探索未知。于是我开始主动跳出早期的个人图式，去弱化画面的技术性与完整性。此后的十年间，我的创作游走于多重维度：以维生素B2药片构筑盲文、铺设迷宫；借药粉试管介入空间；利用热感应成像捕捉观众凝视；以影像记录盲女的行走体验……每一次向前探索的勇气都源于对艺术的诚实。我不想重复自己，更不想被任何一种风格或样式定义。所有实验都是对艺术边界的拓展，亦是创作前行的必经之路。
《神之柱》（局部），装置·玻璃柜、石膏像，2025年。
SoFigaro：你似乎一直很义无反顾：无论是当年的文理转向，还是后来的南下选择。
范勃：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漂泊”，出发的动力大多源于生存压力、理想追寻与对生命可能性的探索。无论身处故土还是异乡，人生道路皆始于足下，前路终究要靠自己开拓。高三时我从理科转文科备考美术，是一场破釜沉舟、毫无犹豫的抉择。我深知自己对绘画的热爱，那是我早已认定的人生方向，唯有断绝所有后路，才能全力以赴。当时我并未考虑落榜的后果，只是一心朝着目标前行。这段经历塑造了我笃定果敢、不轻易妥协的性格，也让我懂得热爱可抵万难。当年南下广州，到广州美术学院读研究生，同样是我遵从内心、义无反顾的选择。天津美院四年的学习，为我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但长期身处熟悉的环境，也容易陷入思维固化、视野受限的困境。其实，我在大学时就已经有了想要挣脱稳定现状的愿望。对我来说，广州与天津有着巨大反差：如果说天津悠闲平稳、内敛自足，那么广州就是一座不断缔造奇迹的城市，新鲜事物不断涌入，日新月异，充满想象与创造的活力，也强烈吸引着我走出舒适区，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预言的寓言》雕塑·光敏树脂打印（电镀） 尺寸可变 2025年
SoFigaro：作为广州美术学院院长，你曾说最欣慰的是“学生画得都不像我”，这是否意味着你鼓励学生“背叛”老师？
范勃：我从不苛求学生追随我的创作路径，更不希望他们的风格与我雷同。真正的艺术教育，不是技法的复制、风格的照搬、视觉的模仿，而是唤醒、启发与引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生命感知、内心世界与艺术表达。艺术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唯一范式。作为艺术教育者，我的核心工作是帮助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分析主题、建立逻辑、培养思辨能力；是让他们跳出既往的桎梏，找到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艺术的本质是创新，唯有做自己，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而“做自己”的前提，是独立的思考、对艺术的真诚，以及敢于突破的勇气。
《Emannuel明室｜暗室》，空间装置·家具、生活用品、药粉，尺寸可变，2020年。
SoFigaro：你会对正在经历漫长“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范勃：艺术没有捷径，唯有热爱与坚持，能让你在迷雾里找到方向。
《狂欢》，数字金属打印，47.3x47.3x80cm，2025年。
（来源：SoFiga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