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在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位于根西岛的住所“高城仙居”客厅门板上赫然绘着“钟馗嫁妹”的图案。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大写意人物画家张宜的钟馗主题作品《福到眼前》在巴黎获颁2025法国“双面神”国际设计大奖文创类全球TOP10人物奖——雨果所钟爱的那个“丑怪”的中国神祇，穿越时空，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与法兰西再次相遇。这并非偶然的文化巧合，而是两种美学传统在“丑怪”这一核心命题上的深层共鸣。当张宜笔下的钟馗以“双面神”的姿态走进法国观众的视野，他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中国民间神祇的千年故事，更是东西方艺术在“丑中见美、怪中寓真”这一人类共通审美理想上的精神对话。
获奖作品《福到眼前》
“双面神”：东西方文化原型的隔空相遇
在世界各国的神仙体系中，钟馗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西方神话中，“捉鬼专家”和“跨越阴阳的民间正义判官”往往是分散的：赫耳墨斯是神界与人界的信使，哈迪斯掌管冥界，赫卡忒是魔法与幽灵的女神，提丰则是妖魔之父——他们各自履行着单一的职能。而钟馗，却将所有这些角色集于一身。正如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黄福海所言：“西方神话里鬼和人是两分法的，说到ghost（鬼），通常都是恶的、害人的，而在中国神话里，人与鬼的善恶有多元辩证，为人打鬼驱邪的钟馗本身也是鬼。”
张宜作品《目中喷出两团火》
这种“多元辩证”的善恶观，在张宜笔下得到了最生动的呈现。在《福到眼前》这幅画中，钟馗身着鲜红袍服，身姿挺拔，佩剑在背，目光如炬地凝视着上方翩然飞近的蝙蝠。画面中的钟馗不再是我们惯常认知中那个怒目圆睁的驱邪之神，他的眼神里不见传统中的怒瞪，反而透出几分俏皮与期待，仿佛在与观者轻声交谈。画家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巧妙的角色转换：钟馗从单纯的“捉鬼之神”转化为“引福之人”。大红主调既喜庆亦具视觉张力，蝙蝠的淡墨轻点与钟馗的浓重形貌形成巧妙平衡，整幅画不见阴森恐怖，反而洋溢着一派祥和与活泼之气。
张宜作品《镇宅降福图》
这种处理，与西方神话中的雅努斯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雅努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掌管开始与结束、入口与出口。他有两张面孔，一张看向过去，一张望向未来。这种“双面”并非分裂，而是统一——一个完整的神祇必须具备同时处理两种对立力量的能力。同样，钟馗的“双面”也非矛盾：他既能驱邪，也能纳福；既有威严，亦有温情。张宜通过笔墨捕捉到的，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和谐。
“丑怪”之美：张宜钟馗艺术与法国浪漫主义的美学共鸣
如果说“双面神”的意象为东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原型框架，那么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何这样一个“丑怪”的中国神祇能够跨越万里，在巴黎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获得如此深刻的共鸣？答案或许要追溯到19世纪那场深刻改变了西方审美观念的浪漫主义运动。
张宜作品《豹头环眼虬髯翁》
对法国人而言，钟馗无疑是一个“丑怪”的艺术形象代表。他蓬头虬髯，面目狰狞，与古典主义所崇尚的和谐、优美相去甚远。然而，正是这种“丑怪”特质，让钟馗在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美学的语境中找到了深刻的共鸣。浪漫主义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曾在其著名的《 〈 克伦威尔 〉 序言》中提出“丑怪”美学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这一原则与中国道家“阴阳相生”的学说颇为契合，也与钟馗形象的“双面”特质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雨果本人不仅是一位大作家，更是一位具有浓厚中国情结的浪漫主义画家。他的大部分绘画作品均为水墨画，而水墨正是传统中国画的主要媒介；他在纸面上直接洒墨成像的创作方式，与中国大写意绘画也颇为相似。雨果的绘画将中国元素与其他文化的符号相混杂，实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跨文化互动。在“高城仙居”所藏的多幅寿星图中，他看到了“寿星既是道教神仙，又是民间文化中福寿绵延的象征，因此勾连了世俗幸福与永恒世界”——这正是浪漫主义将外部征象与内在精神相统一的东方印证，用到钟馗身上同样合适。
张宜作品《敢来乎》
在雨果看来，中国艺术中的“丑怪”并非简单的畸形与丑陋，而是一种能够激发想象、打破常规的审美力量。他在诗歌《跌碎的花瓶》中，通过对中国花瓶的描绘，将“丑怪”与“迷人”以及“蠢笨”与“奇妙”并置，再次强调了“丑中孕育着美”的核心观点。这种对“丑”的推崇，在19世纪法国文艺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巴尔扎克曾敏锐地指出，丑远比美更为丰富多样，而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丑所体现的巨大力量”。戈蒂耶则更为直接地比较了东西方的审美取向，认为希腊人追求的是“美的理想”，而中国人追求的是“丑的理想”——这里的“丑”并非贬义，而是指一种打破常规、充满生命力与想象力的美学形态。
波德莱尔将这种思考提升到了哲学高度。他从中国艺术的线条与造型中，看到了与西方古典主义完全不同的美学逻辑：那些弯曲的线条、奇异的纹样、不规则的构图，挑战了古典主义对和谐与对称的执念，却恰恰体现了“美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在他看来，“不规则性——即意外、惊奇、诧异——实为美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要素”。龚古尔兄弟则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一个奇异的天堂！玉一般的天空，红色的树林，淡黄色的河流，幻想的精灵……”这种对“奇异”与“幻想”的推崇，正是浪漫主义美学的重要基石。
张宜作品《柳梢风转不多寒》
正是在这样的美学传统中，张宜笔下的钟馗形象获得了法国受众的深度理解与欣赏。钟馗的“丑怪”——蓬头虬髯、面目狰狞——恰恰契合了浪漫主义对“不规则性”“意外”和“惊奇”的推崇；而他在“丑怪”外表下蕴含的正气、温情与悲悯，则完美诠释了“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的对照原则。张宜在《福到眼前》中让钟馗从“捉鬼之神”转化为“引福之人”，这种对同一形象的多面塑造，呼应了雨果笔下卡西莫多“外丑内美”的经典形象——二者都在“丑怪”的外壳下，包裹着赤诚善良的灵魂。
张宜作品《一袭红袍剑在腰》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宜的钟馗艺术之所以能在法国获得“双面神”奖，不仅因其高超的绘画技艺，更因其在精神内核上与法国浪漫主义美学传统形成了深刻共振。比如，张宜画中的钟馗，与雨果小说里的卡西莫多、笑面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卡西莫多、笑面人畸形丑陋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最为纯净善良的心；钟馗狰狞可怖的面容背后，是护佑苍生的赤诚与悲悯。他们都证明了同一个道理：真正的美，往往藏身于看似丑陋的外壳之中；真正的崇高，常常与粗俗、畸形相伴而生。
颁奖现场
当法国评委在《福到眼前》中看到钟馗那既威严又俏皮、既刚正又温情的“双面”形象时，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中国神祇的故事，更是一种与自身美学传统深度共振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超越了文化与语言的隔阂，在“丑怪”与“崇高”以及“黑暗”与“光明”的对照中，抵达了人类共通的精神深处。
民俗滋养：潍坊年画中的钟馗基因
然而，张宜笔下的钟馗并非凭空而来。这种独特的“双面”气质，既承接着中国大写意绘画的笔墨传统，更深深扎根于滋养他成长的故乡土壤。如果说浪漫主义的美学共鸣让钟馗获得了跨文化的理解，那么潍坊民俗文化的滋养，则赋予了这个形象不可替代的本土基因。
张宜作品《招财进宝》
张宜出身老潍县“四大家族”郭、陈、张、丁中的张家，自幼便浸润在潍坊这片民间艺术的沃土之中。潍县自古便是金石书画的繁盛之地，木版年画、扑灰年画、剪纸、风筝等民间手工艺品类繁多，蔚为大观。这种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如春雨润物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宜的艺术感知，为他笔下的钟馗形象注入了独特的民间气质。
潍县杨家埠木版年画中的钟馗形象，对张宜的创作影响尤为深远。杨家埠年画题材丰富，既有神话传说、小说戏文，也有辟邪纳福、祥禽瑞兽，恰如民谚所云：“巧画士农工商，描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轶事。”钟馗作为民间信仰中驱邪纳福的重要神祇，自然成为年画的重要题材。杨家埠年画中的钟馗，形象质朴刚健，线条豪放流畅，色彩浓艳鲜明，既保留了钟馗的威严正气，又融入了民间艺人的质朴想象与百姓的生活期盼。
张宜作品《抬头见喜 福在眼前》
与杨家埠木版年画齐名的高密扑灰年画，“稚拙粗犷，古朴典雅，兼工重写”的艺术精髓，也在张宜的大写意人物画中得到了巧妙的转化与升华。他笔下钟馗的形象，既有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又有民间年画的质朴与热烈；既有传统判官的威严肃穆，又有民间传说中的诙谐幽默。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使他的钟馗艺术既能为文人雅士所欣赏，又能为普通百姓所亲近。
张宜在潍坊风筝上画钟馗
潍坊丰富的民俗文化生态，为张宜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分。金石之都的古拙浑厚、木版年画的刚健质朴、扑灰年画的浓艳热烈、剪纸的玲珑剔透、风筝的轻盈灵动——这些民间艺术的语言与精神，都被他吸收转化为大写意笔墨的内在气质。故乡的文化土壤，不仅赋予了他艺术的根基，更塑造了他对艺术的理解：真正的艺术，不应高高在上、脱离大众，而应如年画一般，与百姓的生活、情感、期盼紧密相连。
张宜作品《醉钟馗》
正是这种来自家乡民俗文化的滋养，让张宜笔下的钟馗具有了独特的“双面”气质：他既是文人画中的高士，有着笔墨的雅致与精神的超拔；又是民间信仰中的神祇，有着年画般的质朴与百姓的温情。在《福到眼前》中，钟馗身着大红袍服，色彩浓艳热烈，颇有年画中“着色浓重、色彩艳丽”的遗韵；他目光中透出的俏皮与期待，又让人想起扑灰年画中那些“胖耳大腮”却“不失隽秀感”的人物形象。这种雅俗交融、刚柔并济的特质，正是张宜钟馗艺术独树一帜的魅力所在。
跨文化传播：从“迎合”到“自信”
当这样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民间土壤的艺术形象走向世界时，它所面临的不仅是审美的共鸣，更是跨文化传播的深层命题。张宜的艺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迎合”到“自信”的宝贵样本。
在全球化时代，艺术作品的跨国传播往往面临“文化折扣”的挑战。即一种艺术作品在其原生文化环境中可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传播到其他文化环境时，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其价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折损。过往，中国艺术作品的海外传播很多采取的是“迎合”策略，以减少文化折扣的影响。
法国双面神国际设计大奖奖杯
而张宜钟馗主题作品《福到眼前》在法国摘得国际大奖，进一步体现了从“迎合”到“自信”的重要转变。张宜在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并未为了获奖而刻意淡化作品的中华文化元素，相反，他将中国大写意绘画的独特魅力作为作品的核心看点，吸引海外评委去主动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这种成功，源于对文化传播规律的深刻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站在当今全球美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张宜的钟馗艺术，就会发现中西方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中：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背后总是萦绕着“东方”的身影，正如雨果的漆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中国”为名的观念之维。
张宜作品《铁肩担道义 辣笔著文章》
中华神话体系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般的文化符号所能比拟，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中国文化艺术在国际上的最大亮点。张宜的艺术创作，正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表达。他坚守中国大写意绘画的本体语言，以狂草笔法入画，大笔大墨，笔苍墨古，将北派山水的苍茫峥嵘与南派的秀润灵动融入人物画中。同时，他又在题材处理和情感表达上，寻找能够引发跨文化共鸣的普遍主题——对守护的渴望，对幸福的期盼，对正义的坚守，这些情感是超越文化边界的。
张宜作品《将军有剑 不斩苍蝇》
钟馗没有像《西游记》这样的经典文本依托，在西方从来没有被广泛介绍过。但钟馗的形象善恶鲜明、爱憎分明，西方文化中也有鬼和阴间的概念，钟馗斩妖除魔、帮助人类，他的故事所具有的善恶观也是西方人容易理解的，也会拓展西方人对鬼的概念和范畴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法国浪漫主义美学传统中，“丑怪”早已被视为美的本质特征与核心要素。张宜通过对钟馗的艺术创作，让法国观众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熟悉的是“丑怪”外表下蕴含的人性光辉与对照美学，陌生的是东方大写意的独特美学和钟馗“双面神”的复杂性格。这种既契合又新颖的审美体验，正是张宜钟馗艺术能够在法国获得认可的内在原因。
以画笔架起跨文化对话的桥梁
从雨果“高城仙居”客厅门板上的钟馗，到张宜创作的钟馗艺术作品在巴黎获奖，这条跨越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轨迹，最终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启示：真正的跨文化传播，不是在异质文化面前稀释自我，而是在坚守本真的同时，让世界看见其中蕴含的普遍价值。
张宜作品《进士神威图》
张宜在艺术创作上对钟馗这个形象的选择，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对现代创新的探索。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娱乐消遣，更需要精神上的指引和价值上的坚守。钟馗所代表的正义、守护、调和与秩序信念，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坐标。
2025法国双面神国际设计大奖颁奖现场
钟馗主题作品在巴黎获得“双面神奖”，是对张宜艺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中国传统艺术当代价值的一次确认。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总是能够在坚守文化本色的同时，打动人心最深处的共鸣。张宜的钟馗艺术，之所以能够引起法国评委的共鸣，根本原因在于它既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又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需求——对守护的渴望，对幸福的期盼，对秩序的信念。
这种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核心在于，不刻意迎合，不盲目模仿，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语境，通过当代的表现手法与高超的绘画艺术，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这种细雨润物的文化传播方式，往往比直接的文化宣教更加有效。
张宜作品《龙年大吉》
从张宜的钟馗主题艺术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神祇在当代获得的新生，也看到了一位中国画家用笔墨架起的跨文化对话桥梁。这座桥梁，连接的不只是东方与西方，更是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守护与希望的主题下，全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都在期盼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福运，都在渴望着被守护、被祝福。而这，正是张宜钟馗艺术最深远的跨文化意义。
（文/汤启卫，济南日报报业集团首席记者，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秘书长 来源：爱济南）
艺术家简介
张宜，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特聘研究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受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培训中心研修班导师，山东艺术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外聘硕士研究生导师，韩国牧园大学美术专业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导师，泰国乌隆他尼皇家大学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