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钧
1、真诚幽默、襟怀高旷，使山东快书得以涅槃重生
我与高元钧生前有过多次接触，亦曾不止一次地欣赏过他晚年的演出。而我对他为人为艺的更多了解，大多来自他的高足、山东快书艺术大家孙镇业以及高元钧之子、山东快书名家高洪胜的讲述。我和他们二人皆是亦师亦友、无话不说的知音。记忆里，有一次观看孙镇业的演出，现场效果非常好，观众一片喝彩，孙镇业多次返场。我说：“高元钧先生的演出效果也就这样吧。”孙镇业却说：“连门儿也没有（压根儿不可能）。”我无非是开玩笑地调侃一下，孙镇业却一脸严肃，他放慢语速对我说：“高老的‘快书戏做’是他给自己量身定做的要求，因为他浑身皆是‘戏’，乃至连后脑勺都是‘戏’。我们师兄弟出类拔萃者众多，但真正像他那样能把幽默化成‘戏’，再融入山东快书表演的屈指可数。我根本照搬不了他的表演，但他老人家‘百练不如一琢磨’‘演谁像谁不是谁’的艺术理念，让我受益匪浅。”
山东快书是一种将真诚与幽默合二为一的艺术形式。记忆里的“老山东”似乎无人不会哼唱几句“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先吃包子（水饺）后喝汤”。我曾对高（元钧）派山东快书最受观众欢迎的“老三段”（《武松打虎》《鲁达除霸》《大闹马家店》）做过深入研究，最初觉得故事“热闹”是它受到老百姓喜欢的缘由之一。后来，结合曲艺艺术的共性特征，我对高（元钧）派山东快书的艺术特征总结出四句话：“悬念拢住人，观众聚成群；趣味调剂神，观众享逗哏；内容顺民气，观众美积囤；互动显巧劲，观众爱铸魂。”曲艺也好，山东快书也罢，当然要讨百姓的喜欢，让百姓开心。但仅仅使人喜欢、开心，或许并不是艺术。以高元钧为代表的诸多山东快书人，历经多年不懈努力，系统化改良打磨山东快书，使其脱胎换骨，跃升为独具魅力的曲艺艺术。称高元钧是“山东快书艺术”的旗手与开创者，这一评价实至名归，在曲艺界早已形成共识、毫无争议。我曾以高元钧的表演实践为切入点，深入探寻其山东快书艺术的内核，梳理其艺术发展脉络，发现其创作表演体系呈现“一重更胜一重”的三重境界。具体从以下若干方面言之。
高元钧为部队官兵演出
（1）剔除庸俗杂质，让山东快书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高元钧长时间与各种舞台艺术的高手、名家同台演出，他还与不同的观众倾心相交，在实践中遵循着“与高人相遇不可擦肩而过”的座右铭。由于他具备了雅俗共赏的眼光与素养，他的艺术也抵达了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山东快书”的诞生，绝不仅仅是让这门艺术有了名分，更让演唱山东快书的人肩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在高元钧看来，“山东快书”从撂地卖艺到登上舞台表演，犹如脱胎换骨般涅槃重生。他将庸俗低劣等内容从山东快书中彻底剔除，让演员得以登上大雅之堂表演这门艺术。
高元钧的舞台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无人不成书，他始终保持着以塑造人物形象“起家”的传统；二是无巧不成书，精巧的结构是他吸引受众的核心；三是无扣不成书，作品总是能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体现出高元钧的表演智慧；四是无噱不成书，他擅于通过“笑料”的穿插安排，一张一弛地调节观众的欣赏情绪。高元钧以其作品独有的风格、品质及其舞台演绎方式告诉我们，根据不同内容之需，表演可以各有侧重，但优秀的山东快书无一不是四大特质自然有机的融合体。这些特质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有主次的，所有的方法、技巧都要为塑造人物这一“核心”服务。高元钧的《武松打虎》刻画的武松绝不是个鲁莽汉子：“武松一看真有虎，噗……一身冷汗湿衣裳—— 十八碗酒一点没剩，顺着汗毛孔全出来了……”他告诉观众，武松是人，怎能不怕虎？类似这样的细节刻画，在高元钧的作品里比比皆是。而诸如此类的“演绎”，在相同题材的戏曲、影视剧、小说里很难寻到，它是高元钧山东快书独有的特色。
高元钧与常宝华合作演出
（2）冲破江湖樊笼，融入主流文化。很多人知道，高元钧不为个人名利所扰，在事业走向辉煌的时候，毅然冲破江湖樊笼，成为一名军队文艺战士。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高元钧“冲破江湖樊笼”绝非“角色”的转变，而是有了“文化人”的责任担当与文化自觉。高洪胜对我说，解放军有数不尽的先进人物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什么只有《一车高粱米》《侦察兵》《长空激战》等走进自己父亲与那代山东快书人的视野？这告诉我们：不是所有题材都适于用山东快书去表现，否则必会“削足适履”。我非常认同高洪胜的观点。其实，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加以考察、印证。当形式与内容协调一致时，内容的活力就会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展示；反之，当形式与内容不平衡时，就会彼此折损。
（3）走出狭隘小我，成为人民说书家。高元钧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的艺术眼界，他所追寻的梦想、目标，决定了他为人、从艺的态度及方法。即使他已经去世多年，他的朴实平和、谦虚大度，依然让我刻骨铭心。这些是我心中“艺术大师”的共性特征：他们知道艺无止境、学无止境，知道尊重他人，知道百姓是他们的生存之根，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高元钧从来没有把一丝精力用在自我标榜或宣传上，他的文化与追求始终坚守着“由里及外”的方向与路径，他的“词典”里压根就不存在“包装”之类的字眼儿。著名曲艺理论家刘洪滨在《山东快书高元钧艺术浅析》一文里有过这样的记录：“高元钧演唱《一车高粱米》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对志愿军英雄司机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对书情所反映的战斗生活非常生疏，最初他只能沿袭旧的程式，将表现武松的传统技法套用到志愿军英雄司机身上。整个演出是皱皱巴巴的，演唱传统曲目时那种潇洒自如的风采不见了。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迈开双脚，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撷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后来，高元钧以一名战士的身份随赴朝慰问团入朝，向生活学习、向战士学习。他与志愿军英雄司机交朋友，观察、体验他们的思想、行为。演唱后，请他们提意见，然后及时修正自己的艺术处理，反复锤炼，精益求精。“高元钧归国之后，重演《一车高粱米》，面貌大为改观，使之成为风靡一时、流传全国的现实题材优秀曲目。”
2、虚怀若谷，重视艺术的薪火相传，山东快书由此群星璀璨
但凡说到高元钧对山东快书的贡献，人们习惯提及他为山东快书去掉低俗内容的“净口”，还有1949年在上海灌制唱片时为山东快书命名，即让原来艺人养家糊口、街头撂地“说武老二”“唱大个子”的语言艺术，最终有了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名分——“山东快书”。在探究其中的深层原因时，我发现，高元钧能够将一个流行于山东一带的地方曲种推向全国，与他开放的文化视野有极大关系，而他的“文化视野”来自在“一横一纵”两条路径上“不停止地行走”：“横”为广阔的地域，“纵”是广泛的学习。人们常说：“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高元钧的远行，让他自己也成了“故事”。不妨摘录一段曲艺学者江山月记录高元钧的文字：“七岁即随兄流落江湖卖唱，十一岁时开始说唱‘武老二’。十四岁在南京怡和堂露天杂耍园子正式拜民间‘说武老二的’名艺人戚永立为师，习艺三年，出师后即在南京夫子庙、下关等一带独立撂地演出。1936年后则又辗转于镇江、蚌埠、徐州、芜湖、上海、青岛、潍县、济宁、济南、泰安等地卖艺，并到徐州在恩师门下深造，技艺大进。1946年至南京献艺，曾参加了由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演出大会。翌年，又应邀赴沪，参加了由郭沫若、洪深、田汉等左翼作家举办的‘纪念五四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所演扬善除恶节目《武松赶会》及《鲁达除霸》等，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以上文字让我们了解到，高元钧先随名师戚永立三年学艺，之后走向演出实践，后重回师父身边深造，最终技艺大进，他经历了“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成才过程。简言之，高元钧的成就，来自他在不停行走中对“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的“见多识广”，既有社会名流热心的指点，也不乏百姓赐予的智慧。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部队多次举办山东快书培训班。平心而论，这是他让山东快书这样一个地方曲种逐渐流行于神州大地、边卡哨所，从此开枝散叶、遍地开花、薪火相传的根本举措与缘由。他在部队办山东快书培训班时，还忙里偷闲，带着弟子到有“活武松”之美誉的京剧名家盖叫天家学艺。可见他“遇高人不能擦肩而过”的学习态度乃名副其实。
记忆里有句话耐人寻味：“井底的青蛙和湖里的青蛙给你说天有多大，答案绝对不是一样的。”由此想说，因为高元钧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他的山东快书才有了雅俗共赏的品格，他的表演才丰富了曲艺艺术的审美形态，形成了“快书戏做”的特点，所以走遍神州，处处有知音。面对全国不同地域的观众，他的“口风”与“台风”，“居高临下”又“平等待人”，从而赢得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观众的喜爱。
后来成为优秀且高产的曲艺作家的陈增智，生前曾如此自述：“我编过舞蹈、戏剧，写过诗歌等文学作品。自与曲艺结缘，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连续自编自演了许多相声、山东快书等节目，受到了战士的欢迎和社会上的重视。如《砸洋行》，一经《解放军文艺》发表，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立即带头演唱……我由此而感慨：大师同普通战士、群众情趣如此相通，曲艺雅俗共赏，大有可为。”可以看到，让文艺多面手陈增智最终“专一”于曲艺文本创作的，除了高元钧传授的山东快书表演技艺，更多的是源于高元钧对他本人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高元钧演出过近百段反映时代、被部队战士与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佳作，其中包括《一车高粱米》《师长帮厨》《金妈妈看家》等当代现实题材的曲艺经典。同时，他还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诸如刘洪滨、刘学智、陈增智、黄枫、孙镇业、李洪基、李鸿民、刘司昌、高景佐等享誉中华的曲艺作家、理论家与出类拔萃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一部中华曲艺发展史，是由曲艺人与曲艺观众共同书写、完成的。细细品味高元钧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观众是衣食父母”“曲艺人如何奉献、服务于观众”是他念念不忘的永恒话题。
高元钧为战士演出
3、身正为范、崇德重艺，成为山东快书艺术大师
对高元钧“快书戏做”的艺术特色，我曾经历过由曲解、误读到钦佩、敬仰的过程。前些年，我受邀担任“高元钧杯”全国山东快书大赛的评委，有个演员演出了一段名曰《夜奔》的作品。之后，他私下征求我对这段凸显高（元钧）派山东快书“快书戏做”特点的节目的意见。我不遮不掩、直接表态：“看你这段，我就不如去看李少春的京剧了。”当然，我如此评价的初衷还是想提醒他，山东快书的表演务必坚守、彰显它独有的艺术特色。转变自己这种认知上的狭隘、偏激，缘于我某日书写纪念某艺术名家的文章，这位艺术大家当年曾在山东快书艺术名家孙镇业故去后，对其山东快书艺术表演发出如此叹息：孙镇业走了，高元钧的弟子中少了位倜傥风流的“小生”。“小生”是戏曲行当的专用名词，这位艺术大家却用它追述、思念、总结孙镇业继承高（元钧）派山东快书的表演特色。可见高元钧的“快书戏做”境界绝不是“化我为他”，而是用“戏”丰富自己的“化他为我”。
“演员看艺德、无德艺难活。”艺德的重要在许多曲艺艺谚中都有过表述，如“德高孚众望，艺高不压人”“观其艺，知其人”“德为艺本”等。演员的艺德在台上是“隐形”的，舞台上呈现的作品、台风、演技等，是演员整体素养的展示。高元钧的“德”不仅表现在对观众、对艺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上，更表现在对“说什么书”的选择、认定中。当年正是因为有了高元钧等一大批具有高尚情操的优秀曲艺工作者，曲艺才得以堂堂正正地高举起“寓教于乐”的旗帜。
品味高元钧人与艺的平衡统一，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一则曲艺艺谚“一句邪，矮半截”。“邪”，字典的解释是不正当、不正派的言行，在古汉语里“邪”与“斜”相同，皆指与正派、正道、正方向等相悖的歪门邪道、歪风邪气、异端邪说；“矮半截”是句俗语，常用来形容人的自卑心理。哪怕仅仅是“一句邪”，亦会导致艺人人格失去尊严而终生“矮半截”。高元钧是曲艺界最先倡导“净口”“书品”的知名曲艺家之一，他的艺术主张与其一贯的表演追求高度契合：表演风格风趣幽默，远离低俗、庸俗、媚俗，始终以真善美去赢得观众。实际上，真正优秀的曲艺家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俗而不伤其雅，嬉而不损其高”，风格通俗有趣，又不流于鄙陋。
（文/孙立生，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编剧 图/《曲艺》杂志 来源：《中国艺术报》2026年7月13日第3版 ）
艺术家简介
高元钧（1916—1993）原名高金山，河南省宁陵县人。原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高派山东快书创始人。1949年6月于上海将曲种定名为“山东快书”，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赴抗美援朝战场慰问演出。代表作品包括《武松传》《一车高粱米》《侦察兵》等，编著有《表演山东快书的经验》《快书快板研究》等理论著作。培养200余名传人，推动该曲种全国传播。
高元钧是家喻户晓的山东快书艺术大师。山东快书是诸多曲艺艺术形式里的一种，曲艺具有历史悠久、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特性，而高元钧山东快书的出现，在曲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恰逢高元钧诞辰110周年，我们思考、总结他的艺术与人生，对中国曲艺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坚守自我、正本清源、繁荣发展，有着剖根析理、激浊扬清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