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帅｜艺术性·物质性·主体性——设计学交叉学科“艺术学”与“工学”对话的三重原点

2022年，设计学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由此，设计学作为交叉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与此同时，在研究生培养领域之外，“交叉学科设计学”的提法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例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学科设置中，“交叉科学部”并不包括与文科交叉的设计学。毕竟，设计学由于体系不完善、理论欠成熟，国际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公认的设计学学科可资借鉴，所以学科所受到的关注与自身建设的不足之间存在严重的反差。一个表现就是，关于“设计学”究竟是什么始终言人人殊，来自工学和艺术学领域的设计学研究者常常从自身的特殊经验出发为一般性的设计学立法，因此双方常常陷入一种“自说自话”、最终无法对话的窘境。近年来，笔者在业内比较频繁地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交叉学科设计学会议，期刊论文、人才计划和基金项目评审，深感设计学交叉学科建设中“艺术学”与“工学”亟须对话而非对抗，而这种对话必须回归艺术性、物质性与主体性这三重原点之上，方能做到有效和双赢。

一、艺术性：审美作为设计的初心与本体

近年来，在艺术学特别是设计学领域，一种现象正在愈演愈烈，那就是许多想从自己过去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主要是计算机、力学、机械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等）跨出，介入设计学研究领域的工学学者，纷纷跨越到艺术领域申报各种基金项目、人才头衔。更有甚者，还进一步试图凭借自身的理科标准颠覆既有的文科评价体系。作为一种“合法但不合情”的现象，其对于设计学作为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建设的危害性是需要警惕的，因其显然违背了交叉学科设置“补充而非替代”的初衷。对于那些从事的仍然是工科研究而没有体现出任何与艺术交叉的尝试甚或意愿，仅仅是为个人获得艺术学的资源才来到艺术设计领域申报的学者，笔者和诸多同人已经在多种场合表示鄙夷。此时，应该强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坚持的“学科就近原则”，将艺术类的各种设计头衔、项目、奖项等还给长期从事艺术学研究的学者，避免一些在工科学艺不精的学者来艺术领域寻找空子，进而欲以自身的“这一个”范式来垄断话语权，颠覆甚至取代设计的艺术研究范式。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设计的诞生本身就是一部寻求交叉的历史。仅仅是工学，或者仅仅是艺术学，都无法建立起现代设计的知识框架。现代设计的诞生并不等同于现代科技革命，而是稍稍滞后于科技革命。在设计史上，我们不会把现代设计之父的桂冠授予蒸汽机、纺织机、印刷机的发明创造者，而是授予那些最先意识到蒸汽机、纺织机、印刷机不能仅有功能，还应该有审美的一批美学家、艺术家。这些人既包括试图让机器回归中世纪审美、动植物装饰纹样的莫里斯和拉斯金，也包括试图建立机器时代新审美法则的彼得·贝伦斯、格罗皮乌斯等人。只不过在“回归装饰图案”和“形式追随功能”之间，现代设计选择了后者。显然，这种新式审美法则更加适配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换，彰显了“笔墨当随时代”。换言之，尽管设计史选择了德意志制造同盟和包豪斯，但不能否认拉斯金和莫里斯所意识到的问题正是现代设计诞生的逻辑起点，只不过他们所倡导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准确诊断了疾病，却开错了药方。说到底，设计和设计学研究不可能反对技术，但技术只有和审美结合起来才是设计。没有艺术和审美，现代设计根本就不会诞生。

当然，“存在者必有其合理性”，笔者相信所谓“吃艺术的饭，还砸艺术的锅”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长远地看，严格把工科学者排斥在设计学之外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近年来，笔者深感在设计学领域，工科专家和艺术专家常常陷入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各自试图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很多时候，评审变成了“话语权”的争夺，这种局面往往造成两败俱伤。工科学者和艺术学者在尚未定义的“交叉学科设计学”面前，名义上是“同行”，实际上是“隔行如隔山”。有的工科学者自称搞设计学研究，但读不懂工艺文献和考古报告、分不清缂丝与刺绣，甚至连何为“潘通色”都没有听说过；一些艺术学者也与此类似，不但缺乏工科常识，甚至没有受到过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基本训练，不知道何为“自变量”、何为“因变量”。这里所列举的，都应该是交叉学科设计学者应该具有的常识。交叉学科设计学的研究者既不应该为工科代言，也不应该为艺术代言，而是要站在工学、艺术学两门学科“之上”（above），寻求交叉之“道”。〔1〕

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中国设计艺术学教育与研究联盟”成立仪式现场

二、物质性：设计得以确立的前提和根源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国际社会从战后重建逐渐走向和平发展，人们开始重视物质之外的情感化需求，一时间，“后工业社会”取代了现代主义的功能至上，成为后现代设计理论的关键词。1969年，赫伯特·西蒙出版的《人工科学》为人工物的理论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成为广义设计学和设计科学的奠基之作；1992年，马克·第亚尼将包括西蒙的论文在内的一系列论述和预言当下及未来设计形态变化的论文编辑为《非物质社会》，进一步明确设计从现代主义的“物质”转向后现代主义的“非物质”，即强调管理、营销、传播、交互等感性和精神层面的要素；2004年，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出版《情感化设计》，完成了自身从写作《设计心理学》时代的功能主义者到感性主义者的华丽转身。这些思想反映了后现代主义以来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设计的形态和设计研究的主题。时至今日，互联网、虚拟现实、元宇宙、人工智能和种种人类世、非人、后人类思想的弥散加剧了设计对于功能主义的怀疑和对于非物质性主题的迷恋，人们纷纷用“时尚传播”“城乡更新”“社会创新”“服务营销”等缺乏明确所指的概念取代了服装设计、建筑设计、产品设计、广告设计等传统的设计观念。更有甚者，片面强调“创新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进而无限扩展其外延，几乎把一切发明创造性的活动都称为设计，甚至认为这是设计理念的趋势与进步。

笔者认为，在设计实践和研究中引入这些非物质性的观念本身无可厚非，它们本来就是设计师需要密切关注的设计需求的变化，但问题在于，强调和关注这些变化是为了更好地让设计行为特别是设计产品去适应社会需求，而不是用这些观念来否定设计行为、设计产品本身的存在价值。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设计”作为一种职业乃至学科所存在，就因为它具有“造物”这个最根本的属性。涂尔干曾说：“一门学科之所以独立，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2〕正如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人类学研究的是“他者”、社会学研究的是“社群”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或是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已有的学科无法拉开明确的距离，那么一门学科就缺乏独立的价值。例如传播学，虽然一些西方学者从20世纪中叶就试图建设这门学科，但由于所研究的对象——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沟通、交往等过于玄虚，与涉及相关研究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无法拉开距离，因此传播学是否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争议。

而设计学研究的就是“造物”，这个领域有非常明确的实体化的研究对象。就设计学科而言，这也是它能够与其他学科相区分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了“造物”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那么设计学大可不必独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或者像传播学那样，始终与其他已有的上级学科纠葛在一起，无法独立出来。尤其发人深省的是，近年来，在哲学、文学、美学、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领域纷纷拓展自己的疆土，把自身的研究对象从思想、文本越来越多地转向物质、技术等实体并将其看作“新机遇”的同时〔3〕，本来就以物质为研究对象和特色的设计学科却要放弃物质，简直与整个学术潮流背道而驰。笔者注意到，历史学中的环境史、文化史，哲学中的物象化论、环境伦理学，文学中的物质文化研究、日常生活转向等，都体现了“器以藏礼”这一古老观念的当代价值。此时如果设计学者出手，凭借长期以来对于物质本体的关注与研究，甚或可以为这些上级学科的学者提供彼之学力所不能企及的独特发现。这些长期以来疏离于物质之上的学科尚且开始注意物质和图像本身的价值，然而此时，部分工科学者对于人文学科总体学术进展缺乏了解和关注，却以标榜“非物质”来数典忘祖，这种行为不啻一种“反认他乡作故乡”式的反动。

三、主体性：设计何以中国的基础与目标

在设计学交叉学科建设中，艺术学者与工学学者还常常由于“是否存在‘中国设计’”这个提法产生分歧。艺术学背景的学者，常常根据自身的“路径依赖”，接受人文学科中“国别+学科”这种常见的学术范式，并将之应用于中国设计史论研究和实践。他们的依据是，美术、文学、哲学等，都有中外之分，如“中国文学史”“日本美术史”“西方哲学史”的提法天经地义，因此“中国设计”“日本设计”“西方设计”的提法也无可厚非。但来自工学背景的学者，则常常以“科学不分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为理由来反对“中国设计”“中国设计史”“中国设计学”的提法。更有甚者，一些缺乏基本人文素养的工科学者眼中的设计研究就应该是发表英文论文，完全模仿自然科学的范式，从而加入国际赛道，全盘西化。他们以此来反对国内社科，特别是艺术学研究的论文、项目等种种“规范动作”，甚至把对于“中国设计”和“中国设计学”的强调斥为影响、伤害学科发展的自我封闭行为。

站在交叉学科设计学建设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设计学既然是工学、艺术学（甚至还应该包括社会学科，如管理学）的交叉学科，那么就不应该简单判定是否存在“中国设计学”，而应该在交叉学科设计学所交叉的不同部分做出不同的判断，从而切实做到“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简单说，在设计学的技术标准等侧重于工科一端的部分，的确应该追求全球统一标准，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目前在一些工科领域（比如芯片、光刻机等）落后于西方的现实，需要迎头赶上；但是在设计学的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等侧重于文科一端的部分，则必须旗帜鲜明地打出“中国设计”“中国设计学”甚至“中国设计学派”的旗号，加速构建中国设计艺术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早日以中国设计的自主知识体系打破西方话语的一元论。这并不是故步自封或者墨守成规，相反，这恰恰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在设计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中国设计学绝不是反对国际对话，而是要明确这种对话的前提应该是平等、互敬，从而打破西方一元论的理论霸权，实现百花齐放。而欲在和西方设计理论、设计研究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之前，则要求中国设计学必须有一个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否则“对话”注定无从谈起。可以说，对于交叉学科设计学建设而言，无论是工科对于国际标准和科学方法的重视，还是艺术学对于主体性和中国特色的认同，都已迫在眉睫，需要齐头并进。

2023年5月20日，北京大学与中华美学学会联合举办的“设计美学与中国设计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论坛现场

提出和建设中国设计学，也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有鉴于此，在2023年度、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招标选题中，分别出现了“中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和“中国设计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中标。〔4〕两个项目中都特别强调了“设计艺术”而非“设计学”，共同意在说明，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针对的是交叉学科设计学中的“艺术学”而非“工学”的面向。不同的是，“三大体系”是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可比作施工图和脚手架，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则是长远的任务，堪称最终的辉煌大厦。近年来，设计学界先后召开了“设计美学与中国设计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论坛、“‘中国设计学派’的建设与发展：首届设计史论研究”学术会议、“知识·方法·话语——首届中国艺术设计学学科建设”论坛暨中国艺术设计学研究与教育联盟成立仪式、“中国设计学年度原创学术成果推选”等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大型学术活动，昭示着“中国设计学”的提法和“中国设计学派”的建设正在成为业内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5〕

2026年1月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2025“中国设计学年度原创学术成果推选”活动

结 语

在思考交叉学科设计学的核心专业知识时，笔者常常想到孙过庭所说“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每次在研究生入学之初，笔者对于艺术学或相关人文学科背景的学生，都会要求他们系统学习自然科学通识和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而对于工科、社会科学背景的学生，则要求他们弥补文史哲，特别是美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和训练。这是因为笔者相信，从事真正的交叉学科设计学研究，不需要强调自身的专业背景是工学还是艺术学，而必须在工学、艺术学两种研究范式中做到切换自如。但更重要的是，在建立起交叉学科，特别是以往自己不熟悉的“另一方”的知识结构后，还要进一步思考两种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如何交叉这一更高层面的问题。不管对于工学出身还是艺术学出身的学者，这都应该是面对“交叉”这一问题时应有的基本姿态，而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舒适圈，从自己所仅熟悉的“这一个”领域出发而试图为整个设计学立法。无论如何，中国的交叉学科设计学学科建设中，都要牢牢把握艺术性、物质性和主体性这三个使学科得以确立的原点与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回应和实现设计学作为名副其实的“交叉学科”建设的初心与使命。（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14）

（文/祝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创意设计系主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 来源：《美术观察》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