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浩｜新问题、新交叉与新范式——设计学交叉学科探索的思考

一、新问题：全球复杂语境下设计交叉学科的多维发展

设计作为连接人类、技术与自然的关键枢纽，被赋予了应对诸如公共卫生、“双碳”经济等复杂“棘手问题”〔1〕的新使命，设计学科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经济导向模式向生态平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导向的范式转型〔2〕，复杂性、不确定性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设计的对象。正如转型设计理念的提出者特里·厄温（Terry Irwin）所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设计应深入解析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联。一些国际前沿院校已就此展开探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通过其跨学科研究中心如“材料科学与文化中心”（Materials Science & Culture）将设计与材料科学、技术与人类健康等领域紧密结合，以设计研究回应环境可持续性、生态与公共健康等复杂议题，同时其“健康护理研究集群”也推动艺术、设计与更广泛的健康实践及社会系统建构相联结；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通过人机交互研究所融合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以改善人类行为与社会系统；此外，芬兰阿尔托大学以艺术、设计、技术与商业的一体化架构，强调设计在不确定的情境中生成系统性知识的能力。可见，设计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交叉态势。

在国内语境下，随着产业迭代的加快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设计学逐渐从传统的艺术教育范式中脱离出来。2022年，设计学正式被纳入国家交叉学科目录。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教育部发布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进一步推动交叉融合赋能研究范式的变革，可见，设计教育在知识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与科研范式上正全面转向跨界整合的发展路径。〔3〕一些国内高校正加速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与复合型设计人才培养体系，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作为整合科技与人文的创新引擎，通过多学科协同孕育新的可能性。〔4〕例如“变形食品”团队由浙江大学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雪城大学的多学科人员共同组成，成员来自设计学、食品科学、材料科学及数字制造等多学科，利用材料吸水膨胀原理实现了意面从二维到三维的形态自重构。

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为代表的数智技术迅猛发展，正重新定义设计的实践范式和教育逻辑，设计教育的目的从知识传递转为认知引导，其核心职责转向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原创能力。〔5〕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其通过开设“面向人类福祉的AI设计”课程，将AI融入设计训练与跨学科创新。然而，技术的过度扩张仍存在隐忧。首先，AI的生成逻辑依赖于历史数据的概率重组，难以跳出已有设计模式或思维框架的局限，极易导致设计语言的全球同质化，造成深层文化表达的断裂。〔6〕其次，算法黑箱引发的数据偏见、隐私侵犯及知识产权争议等伦理问题，更使设计面临严峻的道德审视。

当前，设计学正处于全球社会变革与国家学科体系重构的关键时期，设计已超越传统的工具性定位，跃升为推动社会系统变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科边界的急剧扩张与数智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引发了设计学的知识形态模糊、学科主体性缺失和设计伦理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设计学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新范式，培养兼具技术理性与文化深度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已成为一项亟待回应与探究的重要议题。

二、新视角：设计学介入交叉学科的三种定位

（一）第三种知识形态：设计作为中介学科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设计理论家就提出设计具有第三种知识形态的性质。〔7〕理查德·布坎南（Richard Buchanan）将设计界定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具有独立实践理性的学科〔8〕；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在《设计师式认知》（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中提出，设计拥有区别于科学与人文的独特认知方式；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则进一步将设计知识描述为一种认知性产物，强调设计活动本身就是不同学科知识在情境中转译与重组的载体〔9〕。这种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动态游走、协同与重构的能力〔10〕被认为是设计的“学科间性”。如《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将自身定位为跨学科的设计研究期刊，强调设计连接工程、人文与社会系统；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将教学分为设计、组织和策略，以人为本的设计，可持续设计工程三大方向，分别对应社会系统、人类体验系统与技术工程系统。在具体实践中，北京冬（残）奥会火炬台的设计将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美学转译为空间符号，同时协调结构工程、机械系统与安全规范，使抽象价值与技术约束在同一方案中整合，展现了设计作为第三种知识形态的能力。〔11〕

（二）从跨学科到超学科：设计作为问题驱动的平台

设计天然以问题为中心，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不断突破单一学科的范围。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指出，设计需要吸纳历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使其从应用性实践转向跨学科的学术探究。〔12〕但随着设计开始面对可持续发展、社会治理等复杂的议题，传统跨学科保持学科独立性，仅仅通过知识互动、协作（如设计与工程技术的配合）将难以形成对问题的系统性理解。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设计逐渐成为一个跨界共创的平台，概念设计将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原型中整合，并通过具身化表达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分野。〔13〕同时，设计的迭代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整合不同专业知识的协作机制，通过不断的调整和反思，团队深化对问题本质的理解，推动了知识和方法的创新。〔14〕这种以协同、迭代和整合为核心的过程，使设计不再局限于学科间隙，形成一种超学科的现实，在真实情境中推动打破传统学科边界，以解决复杂问题、构建系统方案，如设计思维与社会学、技术科学的无缝融合以解决社会问题。〔15〕

（三）设计的无学科性：设计作为新领域的学理性建构

在实践层面，有学者提出无学科设计（undisciplined design）的概念。〔16〕但这并非指设计没有知识体系，而是强调设计侧重于思维过程和创造性实践的路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和 朱利安·布里克（Julian Bleecker）提出设计的“非学科性”，认为其能作为一种实践和方法，以应对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不擅长创造更宜居世界的难题。〔17〕韦尔比·英格斯（Welby Ings）则认为，设计思维非线性、迭代的方法，促进了偶然的知识邂逅，拥抱流动的方法论，实现了研究中的灵活转型和适应性。〔18〕这些观点的核心在于，从设计学的实践特征出发，观察到设计理论及实践已经涉及一种更为激进的认知论转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思维中提起椅子就将其视为“家具”或“木制品”的分类限制，从解决问题的视角构建新的领域，从而建立设计学的学理框架。

所谓的“无学科性”，实际上赋予了设计一种元学科（meta-disciplinary）的地位，但这同时也充满挑战〔19〕：尽管设计有意摒弃僵化的框架，鼓励灵活性和多元参与，但它仍然需要面对情境性，即设计运作的具体背景、系统和框架。〔20〕目前，一些前沿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者们也正在积极建构设计学的学理性，推动元设计发展。

（四）研究空白：局限与重构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的研究已充分揭示设计学在全球复杂公共议题、跨学科协同与数智技术背景下的重要性，并在实践层面展开了丰富探索，但在理论层面仍存在若干关键空白。

其一，设计作为第三种知识形态、问题驱动平台与元学科的多重定位尚缺乏系统整合，现有研究尚未从设计学自身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出发，对设计介入交叉学科的不同定位进行系统梳理与结构化比较；设计学在学科体系中如何避免“什么都能做、却难以自我界定”的知识泛化风险，尚未形成稳定的理论共识，需批判性地审视与重构那些无法被科学逻辑和人文叙事完全取代的设计特质，如直觉性模型推演、通过原型创造未来的能力，以及数智技术介入设计所引发的文化与伦理问题回应。

其二，国际经验与中国语境之间仍存在明显理论断裂。多数研究以引介或对标国际模式为主，缺乏对中国实践环境、文化语境与学科体系重构背景的深度回应。设计如何在“技术理性—文化表达—社会价值—历史叙事”之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机制，仍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当前从城市更新到乡村振兴的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实践亟须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与指导。

其三，复合型设计人才培养的机制性研究仍明显不足。传统美术学院或单一工科院校的设计教育已无法适应上述设计学科交叉定位的现实，对复合型设计人才所需的核心能力结构（如技术理性、文化理解、系统思维的协同关系）缺乏系统建模或实践探索不足。特别是当AI从根本上影响所有学科与知识体系时，如何基于设计学科本身的特性，前瞻性培养未来人才尚未形成可持续路径。

三、新技术语境：AI驱动下设计、艺术与技术的新融合

当前技术语境的最主要特征无疑是AI，设计不再仅仅是依赖人类主观经验与直觉的创造性实践，而是演变为一种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学科融合的新生产范式。AI驱动的设计流程通过重构生产媒介、匹配动态需求与深化人文价值，推动技术与艺术从简单组合走向深度互构的新融合生态。

（一）技术维度：重构生产媒介

AI技术的发展构成了艺术与技术融合的底层引擎，加速了设计的生产媒介从物质性转向数字化。当无处不在的数据成为生成设计见解的核心，借助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将传统上由设计师解决的问题融入自动化的学习循环中，如Netflix和Airbnb公司的创新案例展示了其在创建高度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案中的潜力。〔21〕AI驱动的设计将设计师的思维范式、风格特征与经验知识结构化为“创意模型”〔22〕，这意味着艺术价值被凝练为一种可计算的技术资源，具备了跨场景、跨任务的快速适配能力，极大地拓展了设计服务的边界。如Shutterstock从传统图库向“AI驱动的创意工作流平台”的转型便是这一趋势的典范。此外，越来越多设计智能体（design agent）的崛起〔23〕标志着艺术创意与机器算力在底层逻辑上实现了高度耦合，如微软的VASA-1技术，用户仅需输入一张静态图片和一段音频，即可生成表情丰富、细节逼真的动态人物视频。（图1）

图1 微软的VASA-1技术可快速生成用户头像视频，用于创建高保真动态原型

（二）需求维度：动态响应需求

市场与社会需求日益复杂化，倒逼艺术与技术在应用层面实现深度整合，以应对传统设计范式难以解决的矛盾，实现设计需求从静态供给向动态响应的跨越。首先，设计需要能够以高水准满足大量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实现精准响应市场。如天猫小黑盒联合TMIC，在神话主题时装创作中，利用算法深入剖析市场趋势，精准定位“精卫填海”等潜在需求。设计师团队协同文生图模型，低成本生成海量兼具视觉美感与材质建议的设计初稿，缩短了设计周期，满足企业在经营中降本增效的迫切需求。其次，设计不再预先固化解决方案，而是根据用户意图提供即时服务。如灵光App具备生成3D动画、动态地图及全功能小程序的全模态能力，可以根据用户的自然语言指令提供实时构建的动态服务，实现交互界面的“即想即得”。最后，通过AI技术构建多模态数智服务的动态响应机制，可以有效回应复杂社会需求。陈星海等人〔24〕在金融服务中引入AGI技术，针对用户的个性化痛点提供动态调整的投后建议与心理关怀，有效降低了用户的理解成本与决策风险，还建立了跨场景可复用的数智服务标准。

（三）文化维度：深化人文价值表达

艺术与技术在文化层面的融合，体现了设计作为连接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桥梁的本质功能。在AI时代，设计学通过建立特定领域的数据库与语义图谱，确保技术理性不凌驾于人文价值之上，实现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译与基因传承。首先，推动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译与风格迁移。AI技术正被广泛用于传统艺术的重新诠释，将非物质文化韵味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Meng Jinting等人〔25〕利用Midjourney生成宋代风格图像，再通过Stable Diffusion控制模型将宋画元素迁移至室内软装设计中，为传统艺术与当代人居住空间的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图2）。同样，金山农民画数据库的建设，通过将传统工艺美术的元素、搭配与手法“翻译”为结构化数据集，为民间艺术在数字时代的活化与再创作奠定了数据基础。 

图2 宋画风格迁移至室内软装设计生成结果

其次，在AI技术的算法黑箱面前，设计学必须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传承和守护真实的文化基因谱系。如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推出的“汉服AIGC设计平台”，建立了严谨的历史形制数据库与设计语言语义图谱，并通过权重形式调控古代形制与现代风格的融合，有效规避了大模型训练中常见的文化误读与符号拼贴。这意味着新的设计学交叉学科不仅承担设计方案技术功能的实现，还需践行实践中的伦理考量，确保数智时代的技术理性不凌驾于人文价值之上。

最后，AI时代的设计流程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技法扩展，而是形成技术生成力、需求洞察力与文化解释力共同驱动的综合范式。但面对新技术背景的机遇与挑战，设计学仍需保持对美学、意义与文化的主体性理解，避免交叉学科工科化，使人机协同真正成为推动设计创新的新动力。

四、新范式：“新工科＋新文科”引领下的中国设计学交叉学科

（一）新实践：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问题介入

2018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就指出，高等教育要全面推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强化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提高学科专业布局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及市场需要的适配度。

新工科与新文科的建设战略正共同推动设计学从交叉学科的模式探索向“超学科”的范式变革演进。〔26〕新工科面向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全面影响与联系，通过计算思维与工程逻辑为设计学提供新的研究工具与技术支撑〔27〕；新文科则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多学科探索，通过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多角度诠释吸收与整合应用，强调基于设计实践解决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因此，新设计的“超学科视野”不仅要促进学科间的融合，还要打破学科与非学科的界限，促进专业学者与各行各业从业者的跨界合作〔28〕，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社会活力。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的历史语境〔29〕，中国的设计问题已从单纯的“造物”转向带动“社会转型”，如振兴乡村产业、促进社会包容、推进文化创新、修复生态环境平衡等。新交叉学科的设计范式需要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自主设计逻辑〔30〕，通过新兴设计范式与特色平台服务于国家战略与人民需求。例如俞孔坚的“海绵城市”理论构建以植被、湿地、水系为主的生态基础设施，立足本土自然地理与文化特征，用低成本、低维护的生态手段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31〕；上海的NICE 2035项目将实验室开在社区弄堂，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测试与迭代，构建“设计—社群—产业”的共创生态〔32〕；国产3A游戏〔33〕《黑神话：悟空》将文学、建筑、音乐、民俗学、宗教哲学融入数字媒体设计，让全球玩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有效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34〕。

总之，新工科提供了实现“设计科学”和系统创新的技术工具，新文科则以人文价值引领和超学科视野提供问题框架。这种双重驱动使得设计学更有效地介入社会议题，带动设计范式的转型，并构建起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平台，进一步拓展设计的社会影响与社会价值。

（二）新价值：以人文精神引领数智时代的产品与体验语言

作为交叉学科的核心之一，设计学不仅是造物系统与生活形态的核心，更是联结文化记忆、美学价值与现代工程技术的转化中介，承担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译为全球语境下可被理解、可被竞争的“文化技术产品”的使命。首先，中国设计学交叉学科的价值导向在于对历史文脉的深度赓续，并基于“两个结合”理论展开理论与实践研究。〔35〕在新技术嵌入的实践冲击下，尚未根基稳固的数智设计容易偏离其应有的文化根基，滑向“纯技术效率”和“全球趋同美学”两端。〔36〕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不仅能够纠偏技术冲击带来的去文化化、去主体化的设计取向，还能通过文化基因提炼、生活美学重构、文化记忆激活，将产品、服务和体验转化为具有文化意义的创新媒介，成为中国设计区别于西方主流设计范式的核心竞争力。〔37〕例如，在清华大学与安踏集团的跨界合作中，运动装备的设计通过“艺科融合”将运动文化、美学潮流与科技创新耦合，使产品在满足机能需求的同时体现中国式身体观与文化价值。〔38〕此外，基于传统思想、生活仪式、美学精神的文化叙事类设计，与沉浸式感知、多感官交互、个性化服务等数智技术相结合，能够有效激发情感共鸣，促成文化认同〔39〕，在文化、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的时代发展中，推动设计领域的功能与美学创新，逐渐形成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从而为全球设计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由清华大学设计的“望舒之辇”月球车以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为参考原型，体现“大国重器”的文化意象。南京艺术学院师生则在家电创新设计中以云锦织造、传统器物语汇等文化叙事为源，将非遗工艺的节律与意象融入智能家电的光影与交互，使这些器物成为“生活美学”的具象化表达，进一步凸显了以文化主体性为核心的创新能力与学术自觉。

（三）新框架：中国设计学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快速演变的背景下，设计教育需要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建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其总体目标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复杂变革与价值引领，构建具有技术理解、人文素养、全球视野与未来导向的复合型人才。为此，高校需在专业架构、教学机制与战略能力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

其一，重构跨学科融合的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一方面，拓展“设计+X”的交叉结构专业布局〔40〕，强化设计与智能技术、人文社会科学、未来产业之间的系统联结，如同济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人工智能”双学位项目，清华大学“智能工程与创新设计”交叉本科专业〔41〕等，形成面向新工科、新文科拔尖人才的复合培养路径。在此基础上，以艺术为基础，从技术、人文、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推动从理念框架、教学指南到实施机制的全方位改革。如同济大学实现设计从“制造的艺术”“创新的艺术”到“行动的艺术”的内涵拓展（图3），体现的是设计教育在面向真实复杂系统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升级，形成学位类型完整、层级递进、学科逻辑一致的中国设计人才培养体系。

图3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框架

其二，构建以国家战略领域、新兴产业场景和跨域协作为核心的教学实践框架。高校应以中国社会真实挑战为驱动，将教学实践嵌入未来发展的关键场景，如同济大学结合未来出行、健康、社区、娱乐、产业转型与日常生活系统等议题，面向低年级开设跨专业、跨方向课程，面向高年级设立跨学科、跨学院项目，并融合项目制、任务制、研究型教学等方式，使学生在真实复杂问题中形成技术理解、系统思维与场景创新能力。同时，要与国内外一流高校、科研平台和企业联合构建实践场域与联合实验室，如中央美术学院立足六大交叉学科类型的平台建设〔42〕（图4）、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美术学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43〕，形成以技术、文化、场景和系统协同为特征的创新培育生态，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与国家重大需求、产业创新和未来社会愿景之间的联动。

图4 中央美术学院立足六大交叉学科类型的平台建设

其三，强化面向文化传承、社会价值创造与前瞻未来创造的战略能力体系。设计教育不仅应聚焦技术驱动的创新，更需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人工智能时代所强调的人文价值、社会伦理与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人才发展层面，以培育学生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技术敏锐度、社会责任感和伦理判断力，推动学生成为“技术+文化+责任”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44〕。在课程体系层面，以蕴含中国背景的“文化社会叙事、城乡策略”等相互耦合的课程团块，多维度培养学生具备整合知识、驾驭复杂系统、实践与应用跨领域创新方案的能力，扎根中国大地、体现中国思想、中国学派、中国特色〔45〕，推动教育成果转化为具备公共价值、社会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中国方案。由此，构建兼具文化理解力、技术整合力、系统创新力与社会价值创造力的人才框架，将国家发展议题与真实社会议题纳入人才培养过程，最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能有效支撑未来社会治理、产业变革与文化创新的中国设计教育体系。（图5）

图5 新范式：设计学交叉学科思考示意图

结 语

综上所述，面对全球复杂社会议题、数智技术深度嵌入以及国家学科体系重构的多重背景，设计学正从以经济与造物为中心的传统范式，转向面向系统性问题、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的交叉学科新形态。本文从设计作为第三种知识形态、问题驱动的超学科平台及元学科建构等视角，系统梳理了设计学介入交叉学科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挑战，并结合人工智能语境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指出当前设计学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未来，中国设计学交叉学科的发展亟须在新工科与新文科协同框架下，进一步明确设计不可替代的知识特质与方法优势，构建兼顾技术理性与文化自觉的设计价值体系，并通过机制化的跨学科平台与人才培养模式，推动设计在服务国家战略、回应社会需求与塑造当代生活方式中的持续创新与深度参与。（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创新设计思维、战略与方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VRC069）

（文/张凌浩，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美术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