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色彩作为兼具情感张力与象征意义的视觉语言，在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中承载着记录历史、诠释时代与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功能。本文以百年党史为时间轴，系统梳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画作品的色彩谱系、象征逻辑与表现手法。研究发现，其色彩表达呈现出清晰的演变轨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沉郁冷峻为基调，象征革命之艰难与希望之微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转向明艳热烈，彰显国家独立与建设豪情；改革开放以来趋于多元内敛，回归艺术本体与理性反思；新时代则走向厚重壮丽，展现文化自信与大国气象。这一演变不仅是色彩风格的更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从探索走向成熟的时代缩影，构成了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独有的精神底色与视觉史诗。
关键词：党史题材中国画；历史进程；色彩演变；时代表达
在主题性中国画创作中，党史题材始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发展壮大，与革命、建设、改革的征程息息相关。在党史题材中国画作品中，色彩不只是单纯的装饰元素，还被赋予了显著的政治内涵、历史内涵与情感内涵，成为表现历史事件、塑造英雄形象、传递精神力量的重要元素。在色彩谱系层面，象征性表现是党史题材中国画贯穿始终的创作逻辑，不同调性的色彩形成较为统一的表意体系，创作者通过不同色系的运用，以色彩视觉达成党史精神内涵的表达与传递。在不同历史时期，因社会环境、革命任务以及艺术观念的不同，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的色彩选择与表达风格存在差异。比如表现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色彩以沉重冷峻为主，较少使用亮色，展现彼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难生长的革命星火、希望之光；表现激情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色彩以明艳热烈为主，彰显昂扬斗志；表现开放包容的改革时期，色彩以多元内敛为主，呈现理性思考；表现迈向复兴的新时代，色彩则以厚重壮丽为主，展现文化自信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党史题材中国画作品中的色彩演变与时代表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党和国家事业从探索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是民族精神从觉醒到振奋、从坚守到自信的情感投射。
一、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色调冷峻沉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势力压迫、反动军阀统治的严峻局势，革命斗争艰苦卓绝。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人民生活困苦，革命斗争在夹缝中艰难开展。表现这一阶段的党史题材中国画作品大多以深沉墨色以及冷色尤其是蓝色、青灰色为主色调，以突出历史的沉重感与斗争的残酷性。画面中大面积的深色调象征着旧中国的黑暗统治、社会的腐朽没落与革命环境的险恶。同时，画家又常常以少量暖色调作为视觉焦点，表现黑暗中的希望。因此，表现这一时期的作品色调，总体基调是压抑和沉重的。
在反映革命起义和根据地建立的作品中，画面多采用深沉、冷峻的色彩基调，以深色山峦或灰黑色调营造凝重氛围，并点缀少量红色，寓示革命火种虽微弱却生生不息，从而表现革命先辈坚守信仰、不畏艰险的精神。李斛的《广州起义》（1957）是一件典型作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1]。这件作品描绘了广州起义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画面中，起义人群从右向左冲杀，形成一股强烈的动势，整体笼罩在深重的色调中。在左上方，画家以暖黄色渲染出大面积的色块，映照在战士们坚毅的面庞与高举的红旗上，与起义军身后的浓重色调形成强烈对比，仿佛是刺破浓重夜色的光亮，象征信仰之光与不灭的希望。再如李震坚的《井冈山的斗争》（1960），这幅作品以冰雪凛冽的冬日景象为背景，描绘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画面以冷色调为基底，用白粉、矾水敷染山石、枯木与漫天落雪，灰白、淡墨、花青铺陈出冰天雪地的苦寒环境，大面积的白色与焦墨勾勒的嶙峋崖壁、冻枯枝丫形成明暗反差，烘托出游击斗争环境的严酷艰险。描绘人物服饰时，画家多运用沉稳质朴的赭石、灰蓝、土青等颜色，来表现粗布军装、旧棉袄的织物质感。画面中，大刀上的红缨、队员臂上的红袖章，与冷寂苍茫的雪景形成冷暖反差，正是先辈革命精神的色彩象征。再如冯远的《星火》（1991），这件作品取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武装起义，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画面意象。画家以厚重沉郁的红色和赭红色作为主色调，人物形象以浓墨勾勒而成，深沉的墨色象征旧中国民众深重的苦难处境，上方以大面积留白、暖黄、红色衬托出火焰的亮色，烘托革命火种破土而生的力量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使命。在表现这一时期的中国画作品中，艺术家往往以沉重的色调表现战争的残酷、山河的破碎与民众的苦难，再以红色、黄色等暖色进行对比，红色象征抗日军民的热血、革命的激情。如赵奇的中国画《起来！起来！起来！》（1984）就是如此，画家以灰色和黑色作为整幅画的基调，使画面呈现出沉郁凝重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强化了画中人物悲怆而崇高的英雄主义气质。然而，在画面下端，稍显明快的红色与灰绿，如左上角的红色旗帜、硝烟中萌发的草叶，给人一种顽强又饱含沧桑的生命感，凸显“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含义。袁武的《抗联组画——生存》（2004）以青墨色交融的色彩语言，展现抗联战士在极端环境下行军的场景，漫天大雪和战士们脸上的凝霜营造出严酷的生存氛围，白色、黑色、青灰色的色彩关系和S形构图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战士们模糊的面容中透露出坚毅的精神力量，似乎在告诉观众，正是这些不为人知的英雄，成为那个时代抗击侵略的中流砥柱。此外，王胜烈的《八女投江》（1957）、王绪阳的《兴安岭风雪》（1957）、赵华胜的《中华儿女》组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冯远的《保卫黄河》组画（1985）等作品，都体现了这种精神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艺术理念融入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中，这促使色彩表达更加多元化，但色彩基调仍是冷郁深沉的。例如邢庆仁的《玫瑰色的回忆》（1989）、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的《太行铁壁》（1984）、田黎明的《碑林》（1984）等。《玫瑰色的回忆》以六位青年女八路军战士为表现对象，着重描绘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战士的情怀。画中，女兵们身着朴素灰布军装静立在黄土高原上，她们神情温婉，眉眼间带着青春质朴的憧憬与柔和笑意。画面以灰调水墨为基底，大面积的浅墨色和青色渲染，没有强烈明暗对比与浓烈色彩冲击。人物衣装多用淡墨、浅赭、白色晕染，其中一抹淡淡的玫瑰色呼应了主题。在这件作品中，温润含蓄的色调柔化了战争题材自带的沉重与紧张感，柔和的色彩氛围烘托出“回忆”的诗意。《太行铁壁》以沉厚质朴的色彩语言塑造抗日军民群像，以墨色为基底，以大面积浓淡变化的水墨铺陈画面，营造出太行山雄浑苍茫的地域气质，以暗沉的墨色营造出凝重、刚毅的基调，再辅以赭石、土黄、深棕等饱和度低、色调偏厚重的色彩，展现黄土高原的自然风貌，也比喻军民扎根乡土、坚如磐石的意志，质朴厚重的色调语言表达出“军民一体、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涵。《碑林》以浑厚的墨色和低纯度色彩描绘了如丰碑般伫立的革命先烈群像。画家弱化了个体的清晰面容，以淡墨渲染搭配灰青色色块，将人物身形隐入碑石般的构图之中。沉敛素雅的色调晕染出沉静悠远的画面氛围，其中蕴含着对革命先辈深沉绵长的缅怀与敬意。
综上可见，在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题材的中国画作品中，画面多以沉郁冷调为色彩底色，仅辅以少量暖色点缀，创作者借助色彩的对比与变化，寓意革命时期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以及革命前途的光明希望。在表现革命胜利的作品中，创作者运用暖色与亮色营造画面氛围，传递光明已然降临的喜悦。创作者以色彩烘托画面氛围，展现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艰苦历程，寄寓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二、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色调明亮热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格局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与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用深沉色调不同，这一时期的中国画在色彩上形成了鲜明、亮丽的特征，色彩表达明艳热烈、庄重大气，高纯度、高明度的暖色调成为主流，创作者常以极具感染力的色彩语言，歌颂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党的光辉领导。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全面推进，全国上下掀起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创作主题从革命战争转向国家建设，色彩语言更富活力与激情，既延续了鲜明光亮的色彩风格，又融入红、绿、黄、蓝、白等清新明快的色调，展现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生机。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反映工业建设、农业生产，还是反映党群同心、人民幸福的主题，都以明亮、温暖、积极的色彩为主，以此营造昂扬奋进的时代氛围。
表现革命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作品，在色彩上更具力量感，也承载着胜利的寓意，暖色尤其是红色，成为这类作品的主色调。如叶浅予的《北平解放》（1959），通过工笔重彩的形式表现了解放战争中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时刻。画家采用亮丽的红色、绿色、蓝色、白色描绘和平解放后大街上欢腾的人群、整齐的入城队伍，以及北平城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以红色为主色调，烘托出欢乐、热烈的气氛。同理，唐勇力的《新中国的诞生》（2009）也以红色作为主色调。在这幅以工笔重彩形式表现开国大典的作品中，画家将大红色设为画面主色调，天安门红墙、宫灯浓艳而典雅，既烘托了盛典的氛围，又象征着新中国的底色，奠定了庄重昂扬的基调；汉白玉栏杆的白色与红墙形成强烈冷暖对比，同时提亮了画面；人物服饰以沉稳的青灰、赭石、黑色为主，间用暖褐色，凸显历史厚重感。此外，画家还利用脱落法展现色彩的斑驳，表达历史的沧桑感。为打破画面的静态感，画家将白鸽穿插在画面各处，整体色彩热烈而不艳俗，厚重而不沉闷，既融合了传统工笔重彩的典雅，又兼具现代色彩构成的张力，以色彩叙事彰显“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意义。
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1959），以及李可染创作的中国画《万山红遍层林尽染》（1962—1964），都是展现国家新气象、具有诗意的经典之作。《江山如此多娇》表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壮阔景色，笔墨语言沉着痛快，布局雄阔，意境高远。色彩层次极为丰富：近处高山苍松以青绿色绘就，中景大河、平原以淡绿色为主，远景莽莽雪山则以留白或染白的技法呈现。最震撼人心的是画幅右上角的一轮红日，它统照全局、气魄宏大，完美展现出“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壮美诗境。《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取材于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词意，作品描绘了秋日漫山遍野的红叶，通过绚烂壮丽的山色借景抒情，表达对祖国山河的歌颂之情。为了充分表现浓丽高阔的秋景和歌颂祖国山川的激情，李可染通过层层积墨的方法，将浓厚的墨色与浓艳的朱砂色交相呼应，将画中山川转化为具有精神高度的意象山水，这种表现方式“不同于他的以往任何一件写生山水画，带有浓厚的理想化的诗意色彩”[2]。从上述两件作品可以看出，在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江山风貌时，画家们不再以冷郁沉暗的色调勾勒山河，而是以明亮饱满的色彩赋予山川全新的精神气质，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赞美与热爱，融入每一层渲染、每一块色块之中，让自然景色成为新时代国家气象的精神象征。
在反映建设主题的作品中，红色依旧是主色调，它象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同时搭配工业机器特有的银灰、农田的翠绿、建设工地的明黄，形成丰富而热烈的色彩层次，展现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建设祖国的火热场景。宣传画、油画、年画等各类美术作品，均以高亮度、高纯度的色彩为主，人物形象色彩鲜亮，场景画面色彩明快，传递出乐观向上、拼搏进取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无限热情与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这种色彩特征在中国画创作中也体现得十分鲜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集体创作的《当代英雄》（1960）就是这类中国画创作的典型代表。作品以高明度色彩构建出庄重恢宏的画面空间，将领袖形象与各行各业建设英雄群像的昂扬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中心人物服饰以浅灰蓝色为主，与身后建设英雄们的深色服饰形成对比，工农、科研、基层模范等社会主义建设英雄群像，以层次丰富的色调做差异化区分。庞大人群虽排布密集，却层次分明，前后空间依靠色块的虚实强化纵深感，背景的明朗蓝天与人群脚下的红色地毯更烘托出画面乐观向上的热烈气氛。傅抱石的《芙蓉国里尽朝晖》（1964）以鲜明的色彩语言描绘湘江大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画面上空，大面积的朱砂与曙红色自上而下、由浓转淡，漫天朝晖顺着天际垂落，晕染铺满整片江面，天光与水色交融成连绵的暖红色，既紧扣诗句中“尽朝晖”的意象，更以红色作为精神符号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向上的理想色彩与昂扬朝气。顾生岳的《春临东海》（1964）融合了年画明快鲜亮的设色风格，整体色调明快热烈，以红、黄色凸显红旗与节庆氛围，以青蓝色表现海水，强烈的冷暖对比烘托出渔港新春的热烈气氛。类似的还有北京画院集体创作的《首都之春》（1958—1959）、李斛的《修建中的重庆长江大桥》（1959）、钱松嵒的《常熟田》（1963）、陆俨少的《陇上稻熟图》（1964）等。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的色彩表达趋于高度凝练和象征化，大红、亮黄等色彩被强化为视觉主体，形成了该阶段极具冲击力的视觉范式。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色彩的单一化，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全社会高涨的建设激情。总体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题材中国画作品色彩完成了从冷暗压抑到鲜明光亮的彻底转变，色彩成为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的艺术语言，承载着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时代精神，构建起庄重、热烈、昂扬的红色美术色彩体系。
三、表现改革开放和新时期建设：色调多元内敛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中国进入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全新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艺术家的思维越来越活跃、开放包容和理性，艺术创作也走向多元化、个性化、理性化发展阶段。党史题材的中国画创作不再局限于“红、光、亮”的单一色彩风格，转而回归艺术本体，注重历史的理性反思与精神的内涵表达，色彩语言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浓烈走向内敛、从张扬走向深沉，形成了丰富细腻、层次饱满、兼具历史厚重感与人文关怀的色彩调性，沉稳而明亮的蓝色、绿色、红色、白色成为常用的色彩。例如陈平的《开发者的歌》（1984）、李世南的《开采光明的人》（1984）、刘文西的《春天》（1999）等。
《开发者的歌》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开荒建设、土地开发的场景，作品以水墨为主，设色克制凝练，色调厚重质朴。画家以大面积赭石、土黄渲染绘出岩土坡面，以石青、花青晕染远山，以少量朱红、橘红点染施工标记、远景建筑，象征特区新生、对外开放的活力与希望。《春天》作品取材于表现改革开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以邓小平同志为描绘对象，他缓步前行的身姿，神态从容坚毅，步履沉稳，造型精准简练，面部刻画内敛传神，具有生活化、人文化的气质。前景处，画家以鲜活笔墨绘就翠竹新笋，寓意改革开放破土新生、蓬勃生长；中景运用山水画皴擦技法铺展青绿山峦，远景勾勒林立的现代化高楼，点出改革开放背景下城市建设的蓬勃生机。在色彩上，画家将青绿的设色与写意的皴染相融合，用色明快厚重，层次丰富，与理性的写实造型手法相得益彰。《开采光明的人》以浓墨构成画面的骨架，润泽氤氲，主要人物以大写意的笔墨语言画成，厚重粗犷。左侧人物以花青渲染而成，与主体人物拉开空间距离，右侧人物以沉稳的红色绘就，与浓墨形成反差。红色寓意光明、热血、希望与奉献精神，并点出主题“开采光明”，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此外，还有一大批表现改革开放和城市建设的作品，如王迎春的《金色的梦》（1989）、赖少其的《岭南花似锦》（1991）、蔡超和蔡群的《顶梁柱》（1993）、董小明的《辉煌》（1995）、袁武的《亲人》（1997）、赵建成的《魂系雪域——孔繁森》（1999）、王秋童的《太平山下的辉煌》（2012），以及张国琳、王仁华、桑建国等人合作的《生死印——1978·安徽凤阳》（2009）等。其中，《生死印——1978·安徽凤阳》表现1978年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风险在包干合同书上按下手印的场景。作者结合工笔画的描绘手法与写意画的皴染技巧，以淡墨、赭灰、土褐、青灰色铺陈环境与人物的粗布衣衫，整体氛围暗沉厚重。朱砂红手印是全画的视觉中心，极小面积的红色在整体的灰调画面中形成强烈反差，象征决绝的勇气与破局的火种，兼具笔墨韵味与历史画的叙事感染力。《岭南花似锦》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作，描绘岭南二月繁花盛放的自然风光，以繁花似锦比喻改革开放大潮下广东乃至全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新貌。画家以赭石、花青、墨色层层叠加表现山石，色调沉稳厚重。前景的繁花使用高饱和度的玫红、洋红铺陈，色彩浓厚而沉着，象征岭南大地蓬勃生机与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时代气象。《辉煌》一作以红、金两色铺陈渲染画面，描绘夜幕下深圳华灯璀璨、流光溢彩的都市景象，色彩在深沉的基调上表现出辉煌的效果，饱含积极乐观的时代气息，成为记录改革开放时期深圳发展的视觉记忆。
综上，新时期的党史题材中国画中的色彩运用，改变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较为单一的模式，实现了从政治符号向艺术语言的回归，色彩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载体，而是成为诠释党史、呈现现实、表达情感的手段。多元内敛的色彩表达，既坚守了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精神内核，又彰显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与成熟，让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更具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时代性。
四、表现新时代：色调厚重壮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的主体精神。新时代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立足百年党史的辉煌历程，在坚守红色文化根脉的基础上，融合传统美学与现代艺术理念，色彩表达走向厚重沉稳、和谐大气、开阔壮丽，既传承红色基因，又展现大国气象与民族自信，形成了兼具历史感、时代感与传统美学底蕴的色彩风格。新时代的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既没有囿于单一的红色调，也摆脱了沉重的冷郁色调，而常以沉稳的红色、厚重的金色、深邃的绿色、鲜亮的蓝色为主色调，色彩饱和度适中，明暗对比和谐，整体风格庄重典雅、大气磅礴，以此表现新时代的民族自信与大国气度。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美术作品中呈现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都应是视觉审美或当代视角的历史呈现；而这些历史画所浓缩的党史足迹，也都是以当代视觉审美的方式对党的伟大形象的审美塑造。崇高，平易，悲壮，优雅，激昂，欢快，沉潜，深邃，或许都可成为对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史诗品格的审美概括。”[3]
当代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者更注重色彩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将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融入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让色彩既符合历史叙事的严谨性，又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特质，如张小磊的《援非医疗队》（2019）、李玉旺的《使命》（2019）、张见等合作的《助梦》（2019）等。《援非医疗队》在色彩上吸收了敦煌壁画的特点，作者借鉴壁画叠染、勾线填色的方法，以沉稳厚重的矿物石色渲染画面，石青、石绿、赭石、朱砂相互交织搭配，色调浓郁古朴又层次丰富，既烘托出非洲大地浓郁热烈的地域风貌，又以庄重典雅的设色塑造了中国援外医者群像，兼具历史感与人文温度。《使命》以厚重的笔墨语言和斑驳的肌理表现消防救援人员直面危难、逆行出征的坚毅形象。画面运用积墨、皴擦反复叠加，墨色厚重苍劲，色彩丰富沉着，营造出烟熏侵蚀、尘土浸染般粗糙斑驳的质感。厚重的笔墨和粗粝的肌理生动刻画出消防队伍不惧牺牲、坚守岗位、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担当意识，使画面视觉表达与精神内蕴融为一体。《助梦》在色彩上追求厚重浓郁的效果，将中国画的色彩韵味与丰富的层次感融于一体，很好地表现出大凉山乡土质朴厚重的地域特点，营造出一种脱贫后热烈喜庆又踏实安稳的氛围，直观表达出“帮扶筑梦、由贫向暖”的主题。
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赵建成的《西部放歌——灵光》（2004）、高鸣的《擎天巨臂——港珠澳大桥建设者》（2018）、李宏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李宝林和吴建科合作的《风云在望亚丁湾》（2019）、王奋英的《暖心——十八洞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2019）、王晓霞的《筑梦兴农》（2020）等。
与之前各个时期相比，表现新时代以来的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内容更加丰富，涵盖建设成就、改革征程、新时代使命等多个维度，色彩表达也更加多元。创作者在描绘时不仅致力于凸显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在展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时代风貌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呈现出厚重壮丽、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更加注重色彩的精神特质，但并非刻意将色彩当作一种视觉符号，而是使色彩自然汇入历史场景、人物形象之中，成为融进画面的精神底色，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艺术面貌。
结语
纵观百年党史题材中国画作品的色彩演变历程，有两条较为清晰的脉络：一是根据革命历史时期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且鲜明的色彩调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冷峻沉着，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亮激昂，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多元内敛，最终走向新时代的厚重壮丽，其色彩变化始终遵循着较为清晰的历史逻辑与精神主脉，可谓党的历史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变迁的视觉呈现。二是从色彩形式的演进来看，呈现出从风格化到个性化、从沉重到明快、从鲜亮到内敛、从程式化到多元表达的发展轨迹，色彩和色调越来越丰富。与其他主题性作品相比，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色彩的精神内涵来看，无论是以对比强烈的色调传递斗争精神，还是以明艳亮丽的色调彰显昂扬斗志，抑或以厚重壮丽的色调展现民族气派，红色始终是贯穿百年党史美术的最重要色彩，是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的精神底色。红色系的演变，从微弱到浓烈、从张扬到内敛、从单一到多元，既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探索到成熟的百年历程，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从沉沦到奋起的民族精神。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6页。
[2]孙美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美术》1963年第6期，第29页。
[3]尚辉：《史诗的图像建构——历史画作为党史百年叙事的图像》，《美术》2021年第7期，第19页。
（文/燕东升，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 来源：美术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