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当代”，从时间概念上讲，就是当今之意；从艺术风格上讲，则特指“当代艺术”这一流派。时间层面的含义，大家不难理解。而风格层面，则须加说明:首先，中国画具有独立的生态系统，西方的当代艺术观念或流派与我们并无直接关联。我们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崇洋媚外在这里行不通；其次，我们要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呢？从字面上即可理解：“中国”即民族性，“当代”即时代性，“艺术”即艺术性。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这三维框架既兼顾了文化根脉与时代语境，也包含了艺术本体。
民族性，就是保持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绘画特色。我以为，科技趋同，艺术求异。真理只有一个，审美却可多样。各民族独特的审美经验，在人类文明的总体格局中呈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民族都应有自身的艺术特色，如此才能百花齐放、各美其美。中华民族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理念与风貌，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艺术若盲目追求国际化，便必然丧失民族化。倘若全世界的绘画最终都归为同一种风格、同一类范式，那么所谓的世界艺术就不再是多元文明的对话，而沦为单一文化的全球扩张。总书记在视察少数民族地区时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守中国书画艺术的民族特征。
值得强调的是，民族性并非静态的概念，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遗产，而是每一代人需要不断激活的精神资源。强调民族性，意在发扬光大，而非固守不变。民族性本身处于动态生成的过程之中，既要维系文化基因的延续性，又要在当代语境中完成创造性转化。
时代性，则要求艺术创作关注当下、关怀现实、与时俱进。强调时代性并非反对古典艺术，更不等于将时代性简单等同于对现代性的追逐，从而把古典传统视为需要超越的过去式。艺术的发展不同于科技，不能认为今天的一定优于过去，未来的一定胜于今天。科技属于物质领域，而艺术属于精神领域，精神是可以穿越古今的。艺术发展的逻辑，不能简单类比为科技的进化逻辑：科技领域或许可以说今天的一定比过去先进，但艺术并不遵循这种线性进步史观。一首唐诗所承载的生命感悟，并不会因为时隔千年而逊色于现代诗歌；宋元山水画所抵达的精神高度，也不会随时间推移而被后来者自动超越。因此，不能说现代艺术必须取代古典艺术。但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与感知方式，所以艺术创作也要具备时代特色，艺术风格亦需紧跟当代的审美需求。艺术要发展，也需创新，这样才能不断满足当代人的审美期待。当然，这里所说的创新，是基于扎实专业基础的创新，是基于保持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创新，同时也应是有价值的创新。真正的创新，应当是传统文脉在当代语境中的有效延伸，而非对传统的粗暴断裂。唯有如此，民族艺术才能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
艺术性，则涵盖艺术的品位、水准与特色。具体而言，就是格调要高、技术要好、个性要强。格调高才能感人，技术好才能服人，个性强才能抓人。
一段时期以来，当代艺术出现了观念对技艺的系统性贬抑：创作的难度标志从“如何做好”转向“如何想好”。而观念本身缺少相对稳定的评判标准，往往被简化为是否新颖、是否叛逆、是否激进。其后果便是艺术评价日益失去可共识的基础，演变为话语权的博弈——谁占据更强势的理论位置，谁就更容易定义何为重要的艺术。在此背景下，重提技术作为评价的锚点，意在为纷乱的价值判断重新安放一块相对客观的基石。技术是可辨识、可辨析的：笔墨功力、造型能力、构图章法、气息格调，虽难以完全量化，但在专业共同体内部，仍存在着可沟通、可共识的判断尺度。
格调决定艺术的品位，取决于艺术家的学识修养；技术决定艺术的水准，取决于艺术家的刻苦锤炼；个性决定艺术的面貌，取决于作者的气质修为。三者之中，技术最为关键。没有技术支撑的格调，往往容易流于空洞；没有技术承载的个性，则容易沦为浮泛。
近现代世界美术史由西方主导，西方拥有绝对话语权，中国艺术实际上并未获得应有地位。试举一例：梵高在世界美术史上地位极高，在中国也几乎家喻户晓；而比他早三百年的徐渭，经历相似，画风同样极为主观、富有个性，且徐渭的文化修养远高于梵高，艺术成就亦不在其之下。然而，且不论徐渭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即便在中国，知晓他的人也很少，这实在有失公允。再如《蒙娜丽莎》，与南唐时期的《韩熙载夜宴图》及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相比，就艺术水平而言，很难分出高下（个人以为后两者远在《蒙娜丽莎》之上），但其影响力却远远不及《蒙娜丽莎》。我曾去卢浮宫观看《蒙娜丽莎》，因画幅极小，观者众多，只能远远一瞥，未能近前细赏。其实也不想近赏，因为这幅画更多体现的是文化价值而非欣赏价值；而我在观赏《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时，即便排着长队，也一定要仔细观看，并尽可能地多看几眼，彼时的激动与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我如此比较，并非意在贬此褒彼，而是想引出一个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艺术史究竟是美学判断的客观记录，还是权力结构塑造出的叙事秩序？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艺术史，是以西方为中心展开的叙事，这并非因为西方艺术在美学上天然优越，而是因为西方率先在现代化进程中掌握了文化阐释权。中国艺术在这套叙事中，往往被置于区域性、传统性的被审视、被选择的位置上；评判其是否具有当代价值，常常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贴合西方的艺术范式。这种他者化的定位，正是话语权失衡最直观的体现。
实际上，西方后期印象派乃至现代艺术，都曾受东方艺术影响，梵高也不例外。毕加索也曾说过，真正的艺术在东方。马蒂斯的绘画同样受到中国剪纸的影响，他临终前仍在从事剪纸创作。问题是，徒弟学了点师傅的皮毛，师傅反而对徒弟五体投地，反而跟在徒弟后面亦步亦趋，这确实值得深思。或许有人会说，梵高与《蒙娜丽莎》的声望是历史造就的，但历史同样是人所书写的，这恰恰说明了话语权的重要性。
中国当下艺术的总体态势非常良好，生机勃勃。然而，思想认识方面却颇为混乱，尤其是在保持民族性方面。只要有人提及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动辄被扣上“妄自尊大”“阿Q精神”等帽子。有些人一味钟情于西方当代艺术，却忽视甚至轻视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当然不排斥西方艺术，包括部分西方当代艺术（那些沽名钓誉、投机取巧者除外）。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自身的民族艺术。艺术本应相互包容。中国民族艺术在世界艺林中独树一帜，且极为优秀。在弘扬民族艺术方面，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因此，我们倡导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目的在于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否则中国艺术便会跟在别人身后，迷失自我。
我以为要构建中国的当代艺术，就必须推翻“三座大山”：一是西方强势的话语权。西方强势话语权使中国艺术被边缘化，也使国内部分美术理论家在思想理论上处于真空状态，丧失话语权。有些评论家动辄引用西方理论家的观点，鹦鹉学舌，看西方人脸色行事，以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艺术；二是“逢中必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知”凡属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必加反对。他们标榜“革命”，实则博人眼球，自诩引领潮流，实则唯西方马首是瞻。他们并无独立思考能力，除了崇洋媚外，仍是崇洋媚外；三是艺术家中的“假洋鬼子”。他们忘记了自己说的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餐，却乐于追随西方人，将装扮成洋人视为时尚，仿佛西方的必是先进的，本土的必是落后的。殊不知，中国已非昔日积贫积弱之国，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艺术虽无国界，但必须有差异。为何我们不能保持民族特色，与西方艺术拉开距离呢？艺术创作需要个性，而民族性正是民族的个性。
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艺术史叙事，而在于立足中华文化根脉，创造出具有差异化、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且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成果，为全球当代艺术体系补充东方审美范式，最终建立起兼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与独立评价体系的中国当代艺术。
（文/毕宝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江苏省政府文史馆馆员，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会长 来源：毕宝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