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的老朋友著名版画家代大权刻了一幅版画，画上一个小老鼠坐在书堆里，神情安恬，目光温驯，尾巴随意地搭地上。
大权说，他的作家朋友跟他说起自己钻进书房的感觉，用了这么个比喻——像老鼠钻进了鼠窝。他说书不一定老看，字不一定老写，窝在里面就觉得舒坦。
大权由此动意，信笔刻下了这幅画，名为：《书房里的老鼠》
我对着那画看了许久，心便被什么东西软软地牵动了。
我也有一个书房。
它不大，一面是书柜，从地板顶到天花板。那些书挤挤挨挨地站着，有些歪了，有些斜着，有些干脆躺下来，像一群随随便便的人，爱怎样就怎样。我喜欢这个样子的。太整齐了反倒不自在，好像进了别人家的客厅，得端着，得绷着。我的书房不要紧的，我可以把脚翘到桌子上，可以把茶洒在书上，可以读到一半把书扣过去睡一觉。书不会怪我。它们是我的老朋友，老朋友不计较这些。
说起这些老朋友，得从我小时候讲起。
我少年时在西北长大。
父亲蒙冤莫白被流放到宁夏银川，搬家时带了十个纸箱子的书。十个纸箱子啊，在那个时候，去那么远的地方，这简直是一个奇迹。铁路托运超重了，父亲自己掏钱补上。我后来想，他那时一个月能有多少工资呢？但他就这么办了。那些书跟着我们，过了黄河，到了黄土高原，那个风沙漫天的地方。
银川的家是土坯房，墙是黄的，地是黄的，连风都是黄的。院子里的泥地一到下雨便成了稀泥，踩一脚陷进去半天拔不出来。但屋里有那十个纸箱子，我的世界便不荒凉了。
父亲把箱子打开，将书一本本取出来，码放到钉在三面墙上的一层层木板子上。左面墙上是世界名著，正面墙上是医学专业书籍，右边墙上中国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元曲，还有明代通俗小说（各种“拍案惊奇”)……那些书脊的颜色各异，红的、蓝的、绿的、赭石的，像一道彩虹，落在了这片黄土地上。
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没有电视，没有手机，连收音机都是奢侈品。我的世界，就是那十个纸箱子的书。
我那时小学四年级，认得的字不够很多，但这不妨碍我“乱看”，字认不全，没关系，不认识的字跳过去，连蒙带猜。
最妙的是，那些书里都有精美的插图。我每看一本书，总是先是看插图。《悲惨世界》里冉阿让背着一个男人在下水道里走，画得黑乎乎的，很瘆人，看的人心里发颤。《唐璜》里的插图都是欧洲的宫廷美女，穿着蓬松的大裙子靠在软榻上，露着肩膀和细细的腰，旁边站着那个风流倜傥的唐璜。我每次看到那漂亮的蓬蓬裙就想，我要穿上是个啥样儿呢？《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套，好几本呢，我根本就看不明白。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模样被画得有点野性，一点也不像个音乐家。最撩人的是那他双灰色的眼睛，睫毛很浓密，半睁半闭的，让你琢磨不透。《红楼梦》里的女孩子那是画得太好看了，我忍不住拿笔在纸上描，可总是描不像。至于这些书里写的都是什么呢？我基本没看懂，就是觉得插图好看。
更搞笑的是，我去乱翻父母的医学书籍，也是为了找插图看，结果翻到了一本《产科学》，里面有女性子宫的解剖图，像个倒放着的鸭梨，鸭梨里有一个闭着眼睛的小娃娃……然后我就想：她会不会就是我呢？然后我就在饭桌上大声说：“妈，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啦…“我爸我妈都愣了，我接着说：“妈妈肚子里有个大鸭梨，我是从那里出来的，嘻嘻……”父母一下子都乐了：“你这猴丫头，说的还挺对，你又乱翻书去了吧？”我受到了表扬，得意得一发不可收拾，乱翻书的事越干越欢。
到了六年级，字认得多了，就开始囫囵吞枣地读。似乎知道了简爱在那个大房子里跑来跑去，又瘦又小，但脾气大得很，敢跟有钱人吵架。安娜·卡列尼娜是那样的美丽又高贵，却疯了似的跑去火车站，后来……后来就死了，那个年纪真是不太懂，但觉得难过，很难过。
这些书里的人，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走到我心里来了。她们不像是假的，倒像是真的，比身边一些人还真。我替她们操心，替她们高兴，替她们哭。
有一回读《红楼梦》里晴雯死了那一节，哭得不行，把我妈吓了一跳，以为谁欺负我了。我说没有，是书里的人死了。
普希金的《驿站长》，薄薄的一本，灰绿色的封面，上面画着一个小房子和一条路。我读的时候还小，不太懂什么叫“小人物”，但读着读着就难受了。那个老头儿，在荒凉的驿站里迎来送往，谁都可以骂他两句，谁都可以推他一把。他唯一的盼头就是女儿杜尼娅，长得好看，会说话，把客人的气都安抚下去。后来女儿跟着一个骑兵军官跑了，老头儿去找，那军官已经发了财，给他点钱把他打发走了。他一个人回到驿站，喝酒，等死。我读到杜尼娅后来回来看他，他已经死了，葬在村外的坟地里，杜尼娅趴在坟上哭。我也跟着哭。那时候就觉得，普希金怎么这么会写呢，那么薄的一本书，比有些厚厚的好几本都让人难过。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读的第一篇大概是《项链》。一个女人为了参加舞会借了一条项链，弄丢了，赔了十年苦日子，结果那条项链是假的。我读完了愣在那里，半天没动。怎么会这样呢？那她这十年算什么？我替她不甘心，气得不行。后来读到《羊脂球》，又替羊脂球生气。莫泊桑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老是让人生气。但他的故事真是好看，看了就放不下，跟嗑瓜子似的，嗑了一个还想嗑下一个。
梅里美的书，我看的懵里懵懂的，印象最深的是《柯隆巴》。一个科西嘉岛上的姑娘，替父亲报仇，鼓动她哥哥去杀人。那时候我小学六年级，读这些东西，实在是费劲。但梅里美写得好，那个柯隆巴又野又倔，说话直接，不拐弯，你敢欺负我，我就敢跟你拼命。我在西北高原上长大，风沙大，人野惯了，看柯隆巴就觉得很亲。她住的那个地方，也是山，也是荒的，跟我们那儿有点像。
那时候我看书，就是喜欢，因为书实在太好看了。
书里有插图，书里有故事，景色写的美，人物活灵活现，能让人有无限联想。我就这样东一本西一本的瞎看瞎想，久而久之，我写起作文来竟然笔下有词了。那种照葫芦画瓢地瞎写，现在看来就是模仿，但是那时却是写得自得其乐，那些词用的恰不恰当先不管，能把它们写到我的作文里，我就开心的能上天。
记得那时我们有周记（每周一篇)，自命题作文，我写了一篇《放鸭记》，那词儿拽的呀，看得老师直乐。我还写从鸭子游水的芦苇荡里幻想出水下的龙宫，最后又看见了海的女儿……我的天呐，简直就是收不住了，乱七八糟的写了好几页纸。说来也怪，老师对我的胡写八写不但不批评，反而觉得好。说我的作文跟别人不一样，有意思。有时候念给全班听，同学们都是惊奇。我坐在下面，耳朵发烫，心里却是欢喜的。那种欢喜，跟吃了糖不一样，跟考了第一名也不一样。是一种被人读懂了心里的东西的那种欢喜。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看书不只是看书，看完还可以写。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人愿意看。
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爱好的开始。很偶然，也很自然。像西北的草，没人种，自己就长出来了。
后来，我上初中了，父亲又给我买了《十万个为什么》《居里夫人传》，还有期刊《我们爱科学》，每期都买………父亲让我不要老看小说，要看点跟科学有关的书。那些书摞在书桌上，散发出新鲜的油墨味，和小说们挤在一起，像两拨不熟络的客人。
我开始翻它们，起初是半心半意的。可《十万个为什么》像一个耐心的老爷爷，总在我耳边絮叨，告诉我天为什么是蓝色的，铁为什么会生锈，馒头里为什么会有小洞洞，星星为什么会眨眼………那些答案像一把把小钥匙，悄悄打开了蒙在世界表面的那层纱。我忽然觉得，原来世界不只是小说里那样有喜有悲，它还藏着许多可以追问、可以解释的秘密。
而《居里夫人传》，我可是认认真真读进去了。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到在漏雨的棚子里提炼镭，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却依然朴素无华。她的生活那么苦，可她的目光始终朝着前方。父亲看我捧着那本书不撒手，有一天轻轻说了一句：“看看居里夫人，你就不会只为晴雯掉眼泪了。”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晴雯撕扇、病补雀金裘、最后被赶出大观园死在自己床上——我每读一次都哭。她的倔强和委屈，像一根针扎在我年少的心上。可居里夫人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力量：一个人也可以受委屈、吃苦、被不公对待，但她的眼泪可以流在实验室里，流在每一个不放弃的深夜里。她不是不苦，而是把苦熬成了光。
《我们爱科学》每期都是薄薄的，我等得却最心急。那些关于恐龙、宇宙飞船、海底世界的文章，配着黑白插图，把我从大观园的亭台楼阁里拽了出来，拽到一个更辽阔的天地。原来世界不只是红绡帐里、黄土垄中，还有银河系、地壳运动、原子结构。
渐渐地，我的书桌变了模样。小说还是爱看的，但旁边多了笔记本，上面歪歪扭扭抄着科学小常识，画着原子结构简图。我学着像居里夫人那样，把好奇心当成一种信仰，把追问当成一种习惯。
父亲是对的。他不是要我不读小说，而是怕我只活在晴雯的眼泪里，看不到更大的世界。那些科学和传记的书，像另一双眼睛，教会我在感伤之后，还要有站起来探究的勇气。
如今回想起来，那一本本书像阶梯，带着一个爱哭的小女孩，从大观园走到了更远的地方。她们就是我一生中从未离散的精神朋友。她们从书里来到我的心里，带着她们的故事，与我分享。我为她们的命运忧伤，为她们的奋斗激昂。她们教会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那个风沙漫漫的地方，这些书就是陪伴我一起长大的挚友。
……
后来，风声一天紧过一天。父亲的那些外国书，在那个年月是惹祸的东西。
那是一天深夜，父亲把那些书从架上一本本取下来，抱到院子里，堆在一起。我在旁边站着，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从口袋里摸出火柴，划着了。
我一下就明白了。
我扑上去，被母亲拉住。我喊：不要烧不要烧。父亲不说话。他划着了火柴，火光照亮了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表情，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决绝。火着了，先是小小的，然后大了，书页在火里卷起来，翘起来，变黑，碎掉。风大，灰烬被吹起来，满天飞，纷纷扬扬地飘散在夜空里。
那些书——我的居里夫人，我的柯隆巴，我的冉阿让，我的晴雯——就那么飞走了，变成灰，落在院子里，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伸出去的手上。
我站在那儿，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父亲让我哭的手都哆嗦了，最终把没舍得烧完的那本《居里夫人》递给我，“留着吧。”我接过来抱在怀里，抽泣不已，哭到凝噎。那些从书里走来的朋友啊，那些陪伴了我整个少年时光的知己们，就这样在一场火里消失了。我听见她们在火焰中无声地呼喊，我感觉到她们化作风中的灰烬，轻飘飘地散了。我抱着一本残缺的《居里夫人》，像是抱着一个破碎的梦。
父亲看着那一地灰烬，把绝望的我拥入怀中，一声长叹，无声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头上。他低声说：“闺女，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只要能扛过这一关，全家都没事儿了，爸爸还会把这些书都给你买回来的，相信我！”
我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也可能没哭一夜，但我觉得是一夜。就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被人挖走了。那些从书里走进我心里的人，又硬生生被拽出去了。
后来抄家的人来了。他们翻箱倒柜，什么都没找到。父亲已经把那些书烧得干干净净，连一片纸角都没留下。
但父亲还是被抓走了，母亲也被抓走了。那以后的日子，不想说了。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日子，每个人都不想说。
结束以后，父亲母亲回来了。老了，瘦了，但都回来了。
他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休息，是给我收拾书房。他把一堆杂物从那间小屋里腾出去，把原来钉在墙上的那些层层木板擦干净，然后说了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他说，“书，我们一本一本买回来。”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父亲带着我们回到了北京，那些世界名著恢复出版。父亲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去书店。一次只买两三本，多了买不起。但他每个月都去，从来没有断过。他就这么一本一本地买，新的书架上就这么一格一格地满起来。
我站在书架前，看着那些书——《居里夫人》《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约翰·克里斯朵夫》《普希金文集》《安娜·卡列尼娜》《欧也妮·葛朗台》《简爱》《红与黑》《红楼梦》《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柯隆巴》………她们都回来了，和我小时候看的是同一个出版社的。我抽出《居里夫人》，翻开第一页，就看见她的画像，她那深邃睿智的眼光，一下子就穿透了我的心。
老朋友们都回来了。
她们站在书架上，安安静静的，好像在说，我们知道你会想我们的，所以我们回来了。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房子换了几次，从小换到大，从一间换到几间。但不管搬到哪儿，书架总是要有的。刚结婚时住半地下室，啥都没有，书架必须要有。后来房子大了，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整面墙都是书柜。
随着日子前行，我的书柜悄然换了面貌。
心理学类，经济科普类、中外历史类的新书不断挤进来，而那些陪伴我走过青春的小说，则默默退到了角落里，很久不曾翻动。这并非喜新厌旧，而是人到中年之后，阅读需求发生的深刻转变。
年轻时读小说，为冉阿让的苦难落泪，为黛玉的焚稿心碎，是因为现实生活尚未给我足够的素材。那时，小说就是最大的世界。到了中年，经历过职场浮沉、人情冷暖、生离死别之后，发现现实远比小说精彩，也比小说残酷。小说需要逻辑自洽，需要因果完整，需要给读者一个交代；而现实常常没有道理可讲，没有结局可盼。当生活的剧本本身已经足够厚重，虚构的故事便显得不够用了。
中年以后，人的思维方式有了根本的变化，你不再是“如何感动”，而是“如何解决”。感性固然珍贵，但光有感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理性成了最可靠的工具。心理学帮我剖析人性，不再只是为人物的命运哭泣，而是看懂命运背后的成因与逻辑；中外历史让我站在时间的高处，以千年兴衰为镜，观照当下的得失；经济科普书籍则揭示了生活底层的选择逻辑——成本、取舍、边际、激励，这些概念一旦内化，看世界的眼光便清晰了许多。
这些“新朋友”给我的，不是安慰，而是力量。一种可以剥离感性裹挟、直视问题本质的力量。它们不会陪你哭，但会教你怎么站起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忘记老朋友。
那些退到角落里的小说，依然在那里。它们是我情感能力的基石，是我了解人心的起点。没有年轻时那些为虚构人物流下的眼泪，就没有中年以后对人性的体察与悲悯。理性可以剖析人，但不能取代对人的理解。而那种理解，恰恰是小说最早教会我的。
所以，书架上的变迁，不是告别，而是叠加。小说打下底子，理性书籍盖起楼。一个负责悲悯，一个负责支撑。
人成年以后，读书不再是消遣，而是武器与盔甲。我感激新朋友赋予我的理性力量，也珍视老朋友留给我的柔软心地。两者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能够在现实世界里站稳脚跟的人。
现在，我已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人了，可以每天都在书房里待着了。
我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写东西，还有些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着，发呆，东想西想。书在我周围，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用看它们，知道它们在就行了。
看着老朋友代大权的《书房里的老鼠》这幅画，看着那个惬意的小老鼠，我觉得那不就是我吗？而那个老鼠窝在书房，就是个让自己舒坦的地方呀。
不必伪装，不必端着，不必说客套话，不必做表情。就自由自在地蜷在里面，外面刮风下雨都不要紧。窝在，书在，心就安了。
我这个小老鼠，余生，大概都会窝在这里了。
哪儿也不想去了。
（文/李琦玮 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介
李琦玮，山西知青，宁夏工人，大学就读IT业深耕，中年创业后皆有事成。半生如长卷，一蓑烟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