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到2026年春,66岁的袁武迎来创作生涯中展览最密集的一年。
他的个展相继登陆上海、长沙、成都、宁夏等地,更延伸至西班牙马德里,集中呈现了“大江东去”“大昭寺的清晨”“百年肖像”等近年核心创作系列。









高天厚土:袁武中国画作品展现场
海派艺术馆2025.8.5-9.2





“壤颂无声”:袁武人物画作展现场
四川省诗书画院2025.9.20-10.12















时间之流——袁武历史人物画作品展
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2025.9.26—11.2







“笔境·心相”袁武·石劲松双个展现场
长沙美术馆2025.11.26-2026.3.26









墨境相生——袁武师生作品展现场
宁夏美术馆2025.11.8-11.30
这一年,袁武的多场展览以清晰的主题共同勾勒出其艺术创作的完整轮廓:海派艺术馆将西藏圣洁与东北雪原苍茫并置,铺就“高天厚土”的人文图景;上海中国画院聚焦古今知识分子肖像,彰显其对人文精神的持续凝视;四川诗书画院陈列的力作延续着他对笔墨与生命的深层思索;宁夏美术馆则展示了他在教学上的丰硕成果。
在此脉络中,袁武的艺术之路始终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同频共振。

人民必胜——袁武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现场2025年
深厚的科班积淀与丰富的从业经历,为袁武的创作筑牢根基。
早年,他凭借《抗联组画——生存》《大雪》等作品,斩获全国美展金、银、铜奖大满贯,成为评论界认可的优秀体制内艺术家;五十岁后,他毅然转向内心,以“整体写意,局部写实”为理念,将扎实造型功底融入水墨写意精神,在传统与当代的夹缝中找准自身坐标。
2025年冬天,ArtAlpha与袁武进行了三小时的深度对谈,话题从他的系列展览,延伸至创作脉络、水墨传承思考乃至一代人的历史位置。
访谈中,他提及了上海海派艺术馆展厅里的那一幕:他的《高天厚土》系列前,没有开幕式的喧嚣与捧场,唯有真正爱画之人静静驻足——这正是他所追求的,“虚浮的热闹,不要也罢”。

袁武在工作室接受ArtAlpha的访谈2025年冬
密集展览的背后,是袁武近乎苦行僧般的专注与坚守。
对早已成名的他而言,最警惕的便是创作重复与自我消耗:“最怕没有新作,不断重复、消耗旧名毫无意义。”
从“艺术长沙”到中国美术馆,再到近期的系列个展,他每次亮相都力求带来“陌生感”,这份“新”无关噱头,源于持续探索的自觉,更是他对艺术“窄路”的坚定践行——在传统水墨活力受疑、当代尝试易流于形式的当下,他专注内在表达,在传承中创新,走出了一条不迎合、不浮躁的艺术窄门。
01体制内的“我们”,笔墨为时代立传

创作中的袁武
五十岁前的袁武,是标准且优秀的体制内艺术家。身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他是根正苗红的军旅画家,更是斩获全国美展金、银、铜奖的“大满贯画家”。
这一阶段,他的创作始终贴合集体叙事,践行着时代赋予美术工作者的“本分”,聚焦故乡青春记忆与劳动者现实生活,以笔墨回应时代命题,成为时代旋律中的重要声部。

袁武《大雪》纸本设色 200×90cm 1989年
第七届全国美展并获铜奖
袁武的艺术起点源于他对画画的执念,其水墨语言的萌芽始于最朴素的摸索。1959年生于吉林的他,上世纪70年代初从临摹《年画缩样》起步,后接触《芥子园画传》,埋下对水墨韵味的最初认知。
1975年下乡知青期间,因缺乏宣纸,他偶然摸索出“图画纸刷水仿宣纸质感”的土办法,早早体会到水墨交融的灵动,这一独特尝试,后来也成为他日后水墨语言的标志性特征。
1978年艺考受挫后,袁武并未放弃,在化肥厂工作期间拜师学艺,补齐技艺短板;1980年,他考入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完成科班深造,深受徐悲鸿、蒋兆和创立的“徐蒋体系”影响,系统掌握了水墨理论与技法,让早年的“土办法”有了坚实的专业支撑。
大学毕业作品《大雪》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将早年水墨习惯与科班技艺完美融合,温润内敛的墨色、舒展流畅的线条,尽显抒情节制的画风,也标志着其水墨语言的初步成熟。

袁武作品《扒苞米(局部)》纸本水墨


袁武《水不深系列之〈春〉》200x200cm纸本设色2019年
1995年前后,袁武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水墨语言也随之完成蜕变:他将目光从风景转向农民与土地,创作重心从个人情绪转向社会经验。
《自己的粮食》《扒苞米》等作品中,厚重凝练的墨块、苍劲有力的线条,让笔下人物成为承载生活重量与生命韧性的存在,彻底摆脱了抒情化局限,确立了以水墨关注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创作方向。
进入21世纪,《水不深》《老海》等作品进一步深耕“农民—土地—牲畜”的母题,笔墨愈发成熟,浓墨沉凝、淡墨空灵,寄托着他对农耕文明的历史性凝视与深沉悲悯。



袁武《抗联组画——生存》
370x 200cm 纸本设色 2023年
下图为作品局部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抗联组画——生存》,斩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集中体现了他早期的艺术探索。
作品以长卷形式描绘东北雪原中的抗联战士,摒弃了刻意的崇高化刻画,以丰富的墨色层次渲染严寒,用简练的衣纹与写实的面部、手部细节,让疲惫却坚韧的战士成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也是他探索“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雏形,既融合了西画造型与中国写意笔墨的精髓,也彰显了他作为艺术家观照时代、敬畏生命的创作态度。
袁武曾坦言:“我50岁之前,跟所有的中国体制内画家一样:参加全国美展,参加主旋律题材创作。那是一个‘我们’的时代。”
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我们”的时代,从《抗联组画》等作品中已然可以看到,袁武作为艺术家个体的独特追求与表达,已然在时代的共性中埋下了属于自我的伏笔。
02从“我们”到“我”

创作中的袁武
袁武的艺术转折,精准地发生在五十岁这一年。
五十岁那年,袁武拥有了身份证与护照,得以自由游历世界、探访各大博物馆、徜徉于各类书店,开阔的视野让他彻底跳出了原有创作格局。
与此同时,他开始系统阅读历史书籍,美国传记作家唐德刚的《袁氏当国》成为关键钥匙,让他顺着线索探寻晚清至民国的纷繁史料,也深刻触动于“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我们竟然未必知晓真相”。

袁武《大江东去——李鸿章》
369×145cm纸本水墨设色
2017年作

袁武《大江东去——黄兴》
370×215.8cm纸本水墨设色
2017年作
这份触动,让他下定决心用画笔重新描绘百年历史中的重要人物,由此开启了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系列——“大江东去”,彻底脱离时代命题与集体叙事,扎根于个人的历史思考与生命体验。
这场从“我们”到“我”的转变,看似是外部契机的触发,实则是内在精神的觉醒,其底色,藏在他与父亲之间沉默的羁绊之中。
“父亲是技艺精湛的木匠,一生坚守独立,排斥一切集体性秩序。”袁武介绍到,这种底层手艺人的固执与独立,从未通过言教传递,却深深嵌入他的性格深处。
遗憾的是,父亲未能见证他的艺术成就便离世,这份“未被看见”的遗憾,日后化作他创作中凝重克制的注视:他书写他人的生命轨迹,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向父辈与过往索要见证的情感回响。
正是这份内在的独立基因,让他在五十岁后有勇气跳出体制束缚,完成一场源于内心的逆向选择,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新阶段。
03作为独立艺术家,笔墨为历史与心灵立传
五十岁后的袁武,以主动抽身的姿态,彻底完成了从“公共艺术家”到“独立艺术家”的身份转换。
2017年,他辞去北京画院执行院长的职务,彻底回归纯粹艺术家的身份,创作不再服务于主题性绘画的公共审美,而是转向对历史与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
此后,他的创作脉络清晰围绕三个核心系列展开,水墨语言也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袁武《大江东去——李鸿章》
34×54cm纸本水墨设色
2016年作

袁武《大江东去——章太炎》
34×54cm纸本水墨设色
2016年作
《大江东去》系列是他五十岁后首个自主创作系列,2017年正式推出,选取李鸿章、黄兴等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深远的历史名人入画。
该系列最鲜明的特点,是将厚重写实的历史人物肖像与淡泊空灵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并置,例如《大江东去——李鸿章》中,他以签订《马关条约》时的晚年人物形象为主体,搭配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的背景,用山水的铮铮石骨反衬人物的无力与悲凉,尽显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袁武坦言:“一个画家是没有能力梳理历史的,我只想为这样的人物造一小像,表示我的敬意。”这种表达,正是他以个人视角审视历史、敬畏历史的生动体现。





袁武《大昭寺的清晨》系列
海派艺术馆展览现场
2025.8.5-9.2
早在辞去职务前,袁武已开启向内探寻的旅程,2012年便开始构思创作《大昭寺的清晨》系列。他多次前往拉萨大昭寺,在晨昏交替的光线中,静静观察磕长头的朝圣者,将这份虔诚与坚守融入画笔。
该系列以速写式的流畅线条为骨,以跌宕起伏的墨色为魂,浓淡交织的墨色精准捕捉藏民的虔诚神态,线条简练却力道十足,形成独特的“中国式肖像”表达。
知名作家阿来曾评价,袁武笔下的藏民,是他内心信仰渴望的投影,唤醒了他对精神原乡的追寻。

袁武《鲁迅》
300x20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3年

袁武《梁启超》
300×20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3年

袁武《宾虹写生图》
240x21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5年作
2016年,袁武启动《百年肖像》系列(最初命名为《尘埃落定》系列),这是他系统研读中国近代史后的心血之作,人物涵盖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等近代先贤。
2017年“艺术长沙”展览中,三十余幅作品首次集中展出,他以写实笔法还原这些名人的面孔,背景衬以古典山水,将人物命运置于历史烟云之中,生动呈现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困境与抉择、坚守与担当。
在此基础上,2020年他启动了更为庞大的“大肖像系列”,聚焦当代知识分子,以200×200cm的大尺幅,结合传统烘染、勾勒与皴擦技法,深入挖掘人物精神世界的辽阔与幽微。
截至目前,五年间他已完成四十余幅作品,这也标志着他从历史事件的宏观叙事,彻底转向对个体灵魂的深度凝视。

袁武《大肖像系列:潘天寿》
200×20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2—2025年

袁武《大肖像系列·丰子恺先生》
200×20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3-2025年

袁武《大肖像系列·傅雷先生》
200×20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3-2025年
正如艺评家范迪安所言,袁武的艺术在“精神的朝圣”与“语言的救赎”中形成了完美统一。
五十岁后的他,以“大江东去”“大昭寺的清晨”“大肖像”三个系列,完成了创作核心的彻底转向——从回应外部的“我们”,到构建内在的“我”;从为时代画像,到为历史与心灵立传。
他以水墨为方法,一生追问“人在历史与结构中的位置”,这条道路始于黑土地的朴素摸索,源于父辈的独立与孤独,最终走向自我的精神觉醒,也为当代中国画的现实主义表达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力量。
04笔墨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窄路

袁武《庚子日记——春光有限》
235x385cm纸本水墨设色
2020年作
在当代水墨领域,袁武从不掩饰自己的定位——他自认走的是一条“窄路”,既非纯粹的传统派,也非刻意的当代派。
“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也不是一个传统艺术家,我是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算是一个微调的画家。”这句坦诚的自述,道出了他艺术追求的核心:不盲从、不迎合,在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笔墨之道。
对于传统,袁武始终保持着敬畏与清醒:“因为我们从小学习中国画,太知道传统的那种高度我们达不到。完全传统,我们怎么可能达到八大山人、石涛的水平?就连二三流的像任伯年那样的笔墨娴熟和能力,我们现在都达不到。”这份清醒,让他拒绝盲目复刻传统,而是选择汲取传统笔墨的精髓,为己所用;
对于当代,他则保持着审慎的怀疑:“现在要么就特别猎奇,完全搬用西方的东西,只是材料还用宣纸毛笔,好像在西方能得到认可,但我觉得那不能代表中国画。”

袁武《又是一年春草绿》
160×200m纸本水墨设色
1988年

袁武《大山水》
260x130cm纸本水墨设色
2008年

袁武《在朱耷山水上耕种》
366×290cm纸本水墨设色
2011年作

袁武《富春山居图》
270×393cm纸本水墨设色
2015年
在人物画领域,这种传统与当代的矛盾尤为尖锐。
中国画最成熟的门类是山水,其次是花鸟,人物画自古便相对薄弱,“因为它解决不了科学造型的问题”。
近代以来,素描被引入中国画教学,确实解决了人物造型的难题,却也让人物画陷入了新的陷阱——“彻底西化,用毛笔画素描”。
从蒋兆和、徐悲鸿到方增先、周思聪,几代艺术家都在努力破解这一矛盾,而袁武也给出了自己的解法:“必须学会素描的人才能画现代人物画,但把学会素描的所有本事全画到画上是不可以的。你是一个会素描的人,然后把素描的所有本事都藏起来,再去画中国画,才是一个能把中国现代人物画画好的人。”

袁武《高天无声》
380x150cmx4纸本水墨设色
2018年

袁武《大师小景系列之一:倪瓒4》
42×62cm纸本水墨设色
2023年

袁武《林凤眠和小鸟》
240x20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5年作
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释这份理念:“就像一个神枪手,在部队从持枪、瞄准到射击有一套口诀,但真正的神枪手不会想这些口诀,所有规则已经内化在他动作里了。”这种“内化”,让袁武的人物画既区别于传统人物画的程式化,也不同于纯粹西画的写实造型。
他的人物画,尤为注重对人物性格的提炼和对内心状态的把握,无论是《大昭寺的清晨》中朝圣者的虔诚,还是《鲁迅》《黄宾虹》等历史人物肖像中的风骨,他都能以精准的造型捕捉人物神韵,同时始终保持笔墨的写意性,让西画的传神与国画的韵致并存,坚守着一份源自黑土地的憨厚与质朴。
05国际壁垒与时间尺度间的清醒
在国际壁垒与时间尺度之间,袁武保持着一种罕见的清醒。
谈及“走向国际”,他异常冷静:语言不通是第一道关,更深层的是文化隔阂——“你要用大量的时间,而且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去沟通,对方才能了解”。
他曾幻想将《大昭寺》系列捐赠给国外美术馆,只为办一场研讨会,让对方“终于知道我在干什么”,但现实中,“很难”。
这种隔阂根植于中西艺术的本质差异:西方人要么用纯传统的宋元明笔法苛求中国画,要么追随西方现代派的反传统路径,而中国绘画长河如此庞大,“不可能一个人就把它挑起来,重新开一条大河”。
要让世界真正认知中国画,或许“需要中国文化彻底被认知,或者这个民族发展成为中心国家”。



“情感人类学:罗敏与袁武的对话”
在西班牙Casa de Vacas 文化中心展览现场
他注意到,很多西方人把中国画说成日本画,“因为日本先发达了,传播得更早”。这种现实让他怀疑“中西融合”——“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被彻底同化或异化,第二个就是不伦不类”,郎世宁的画“中不中西不西”,在他看来只剩历史价值。
与这种现实困境并行的,是他对艺术史的长时段思考。在他看来,艺术本质上“不进步”——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元四家、明四家乃至黄宾虹,不是谁超过谁的关系,而是“一个大山又一个大山”。
这种历史观让他对同代人的评价保持警惕:中学时崇拜的作品,多年后在再见原作,“我就在那发呆: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它那么好?”他深知“同代人不写史”——“你觉得他好,真把他写到史里了,下一代人看的时候会说你的眼光太有限了”。

袁武《蒋兆和》
173x74cm纸本水墨设色
2006年作
他最担心的是“没走远”:如果从蒋兆和算现代人物画第一代,到他们这一代“等到过了五代以后,画家回头看说这五代人没走,最好的还是蒋兆和,那才是最可悲的”。
他的观点朴素而清晰:“人物画发展到这个时代,这个人把中国人物画往前推了那么一段,或者说留下几张和前面不一样的画。”
06宁愿做“笨鸟”

创作中的袁武
袁武常自嘲,自己“不是一个非常有才的画家”:“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成绩的话,全是笨鸟先飞,全是磨出来的。我特别羡慕那些一出手就聪明、一出手就有意思的人。我不行,我得反复折腾多少遍,终于有那么一点意思。”这份“自谦”,背后是他对艺术的敬畏与执着,也是他对抗这个速成时代的方式。
几年前,他曾尝试转向更当代的风格:“从前年开始,我特别喜欢当代艺术,我在变形,试了几十张。今年开始做展览前,我突然想了我不是那块料。”
他也曾临摹黄宾虹的作品,画到一半时,被朋友及时提醒,才猛然醒悟:“我得往回收。”
袁武自认为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做艺术家的人,“真的这样。后来我也安慰自己,这个世界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些特别聪明的人还真就走不远。只有我这种笨的人,干别的更笨,只能进到艺术这个里边,成不成就他了。”
这种“笨”,更体现在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习惯中。他从不主动卖作品,但一旦某张画被藏家买走,就必须画一张更好的作品替代,“要不我就不踏实”。

袁武《和平鸽》
145×310cm纸本水墨设色
2015年

袁武《和平鸽》
240x210cm纸本水墨设色
2019年作
他曾有一幅齐白石肖像,展览时被一位老板以600万买走,“我就天天想‘和平鸽’齐白石。我又不能画成重新复制,后来终于憋着劲,我又重新画了张齐白石和平鸽,我觉得我就安心了。”
如今的袁武,是一位完全自由的画家。每天早上走进工作室,他面对的都是那些黑白老照片,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平面照片转化成有温度的东方肖像,把尘封的历史记忆转化成触动人心的当代绘画。

袁武《宾虹写生图》
260x230cm纸本水墨设色
2025年作

袁武将作品捐赠给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
“我如果把这三个系列全完成了,至于将来是被埋没了,还是能够出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大不了把这些全捐给一个我放心的美术馆……至于后来人们怎么看你,其实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的东西好,后人就不慢待你;如果东西跟后人比起来,是雕虫小技,那么你就过去了。”袁武的这番话,道尽了一位纯粹艺术家的通透与坚守。
07从故乡出发,向初心致敬



“第十四届袁武先生作品收藏展”现场
2026年立春,第十四届袁武先生作品收藏展在故乡吉林市松花江美术馆启幕。
这已是袁武连续第十四年,将散藏于全国藏家手中的自己的作品,汇聚于江城吉林,让这些承载着他艺术初心与成长轨迹的画作,回到故乡的怀抱。
本次展览共展出不同时期作品六十余件,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1972年他中学时期的临摹习作,到大学期间的课堂写生,再到研究生时期的小品、军事题材的首次创作,乃至促成其代表作《母亲看我画小平》的伟人题材作品《小平犹在》……这些作品串联起一个画家,从少年追梦到成为当代画坛名家的完整轨迹,也见证了他笔墨语言的成长与蜕变。
和袁武的所有展览一样,本次收藏展也没有举办开幕式。在藏家与故友的簇拥下,袁武动情地说:“我很欣慰,又要看到我那些在别人家里的画作。更希望看到那些拥有作品的爱画者。要过年了,见个面拜个早年送个‘福’字,因为一幅画我们从陌生成为朋友。”
他还曾将自己的作品和藏家的情怀,比喻成小鸟与树林的关系:“没有鸟的树林是无声无趣的,没有树林,飞鸟也是无法栖息的。”
这便是袁武对故乡最深厚的回馈:他不仅无偿为家乡捐赠了一百余件精品力作,还连续十四年坚持举办个人作品收藏展,为每一届获奖藏家亲笔创作“奖品”,总计已达一百余件。
从吉林黑土地出发,在艺术的道路上跋涉数十年,最终又回归故乡,这条循环往复的路,恰是袁武创作最本质的隐喻——无论走得多远,他始终坚守着最初的热爱与纯粹,从未偏离自己选择的“窄路”。

创作中的袁武

袁武的工作室
宣纸铺开,墨已研好。袁武的“大肖像系列”中,还有六十多位人物,等着被他用画笔唤醒。他拿起笔,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窄门之后,或许有宽途,或许没有。但对袁武来说,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扇通往纯粹艺术的门就在那里,而他,正走在这条路上。
(来源:ArtAlpha艺术阿尔法)
艺术家简介

袁武,1959年9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4年本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95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
历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教授;北京画院执行院长,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六、七、八、九届理事。现任中国美协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作品曾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铜奖,第八届美展优秀奖,第九届美展银奖,第十届美展金奖。曾担任全国美展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中国画评委。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