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数”泛滥的时代，本届成都双年展（以下简称“成双”）以独特的节奏为“烟火”破题。从2025年12月19日率先启动的户外展，到2026年2月即将启幕的室内主展，这场跨越冬春的艺术盛事将贝纳·维内、陈粉丸、邓乐、黄蔚欣、JUJUWANG、马良+艺奇客、隋建国、杨千、郑路9位国内外艺术家的巨作置入真实的城市肌理之中（按艺术家姓名英文首字母排序）。这一打破常规的举措，不仅是展期的预热，更是一场关于公共艺术如何介入日常、激活商业的深度实验。本次专访中，本届“成双”总策展人吴洪亮深度拆解了这场“无墙”艺术盛事背后的逻辑：当艺术走出殿堂，在开放的场域中与公众“不期而遇”，它正以最直观的方式，预演着这场关于理性数据与感性生活之间的时代对话。
一、“烟火”与“指数”的辩证思考
“烟火”与“指数”，既是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也是成都这座城市独特的性格共生。如何在冰冷的数据洪流中，捕捉那些温热的“众生烟火”，并让二者实现同频共振？当宏大的外部评价体系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面前逐渐失效，艺术如何引导观众穿越“点赞”与“排名”的迷雾，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个人算法”？这不仅是对城市哲学的探讨，更是一场关于个体如何在群体与刹那间寻求“价值自洽”的精神突围。
问题：“烟火”通常代表着感性、温暖的日常生活，而“指数”往往意味着理性、冰冷的数据统计。“烟火指数”这个主题的设定，是出于怎样的考量？您希望通过这两个词的碰撞，探讨一种怎样的城市哲学？这个主题对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映射和关联？
吴洪亮：双年展不仅仅是国际视野中的当代艺术表述，更需要深植于“在地性”的土壤。在当下这个充满纠结与复杂性的世界状态中，我希望能从成都独特的城市性格出发，寻找一个能引发共鸣的“激发点”，这正是“烟火指数”这一主题诞生的初衷。
首先谈谈“指数”，它代表着理性的度量。在筹备初期，我查阅成都政府工作报告等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惊艳的数据：在全球普遍面临老龄化的背景下，成都的青年人口不降反增，常住人口中聚集了近千万的年轻人。这种在经济和人口维度上呈现出的高水准数据，构成了我对这座城市理性的认知支撑。在本届“成双”中，“指数”就是依据统计原理得出的相对数，它既是客观的变量，也映射着我们当下这个日益被量化、被数据包裹的时代。
其次是“烟火”，它是感性的回归。成都是一座从未更名、从未历经磨难始终保持独特生活美学的城市。正如我们在展览前言中所定义的，“烟火”不仅是成都“巴适”的生活节奏，更是“周而复始的日子”，是承载着群体记忆与温情的符号。它是生活最鲜活的象征，是那些无法被简单计算的人间冷暖。
“烟火指数”的设定，正是为了制造一种“感性与理性并置”的张力。这其中既有数据的冷酷，又有生活的诗意。有趣的是，当我构思出这个主题并进行查重时，发现成都市面上竟然真有一个同名指数，专门用于衡量特色街区或商业的活力。本次双年展我们将户外展先行的概念引入，将艺术装置丛馆内延展至城市和公园，这种偶合让我非常惊喜，它证明了这四个字精准击中了成都的城市气质的理念，正如此次户外展所在的天府艺术公园，既有美术馆、艺术馆和图书馆，也有天府111商业水街，像是这座城市的缩影，与“当艺术遇见烟火气”的理念不谋而合。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两个词的碰撞探讨一种城市哲学：在理性的数据波动与感性的众生烟火之间，让二者同频共振。我们试图在群体与个体、永恒与刹那之间，去重新发现那些构成我们生活本质的、在文明演进中充满韧性的内在张力。
“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主视觉
问题：您在策展语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点赞”、“排名”等外部数据定义的时代。本次双年展如何帮助观众在这些宏大的数据之外，寻找属于自己的“个人算法”？
吴洪亮：这个问题抓住了非常本质的一点：艺术是对世界的思考，宏观抑或微观，但最终必须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为了回应这种在宏大与个体之间的张力，我和唐胜老师推演了两个多月，从“烟火指数”的概念延伸，借由成都的性格以及艺术家的作品的理念，最终将我们策划的板块取名为“哪里值得”。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直白的大白话，但当你把它置于当下的处境中时，会发现它意味深长。
我们正身处一个极度复杂的时代。曾几何时，我个人以为人类在不断以线性的方式进步，有了人工智能，有了各种代表进步的“指数”，甚至幻想马上人人都能活到120岁。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或远方的战争，瞬间就能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脆弱与渺小。在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那些外部的“点赞”与“排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它们无法告诉我们该如何安放身心，也无法解决我们内心的焦虑。
因此，所谓的“寻找个人算法”，其实就是一种关于“选择”与“自洽”的追问。
在这个板块中，我并不想谈论宏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希望回归到最朴素的生存体验。“哪里值得”既是物理上的地点选择——是落叶归根还是四海为家？更是精神上的价值锚定——在各种标准答案失效后，我们愿意把时间、情感和信念投入到哪里？
成都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叙事，恰恰能为这种追问提供滋养。在这里，我希望观众能在与他人、与空间、甚至与万物的具体连接中，建立起一种感性的认知。策展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一个标准的“解题公式”，而是提出问题，创造一个体验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每个观众都可以暂时屏蔽外界的数据噪音，去重新计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寻找那份让生命感到“自洽”的个人算法。
成都市天府美术馆（成都市美术馆A区）
图片来源于成都市美术馆公众号
成都市当代艺术馆（成都市美术馆B区）
图片来源于成都市美术馆公众号
二、户外先行的城市叙事与空间生长
成双户外展打破“白盒子”的围墙，化作与商业生态共生的“时间放大器”。当艺术作品介入市民生活日常，这种“不期而遇”柔化了城市肌理，成为对“烟火指数”最鲜活的回应：让宏大叙事消融于真实社交，在共生中重塑城市的温度与表情。
问题：虽然主场馆将于2026年2月开启，但户外展项却选择在今年12月19日“抢先”向公众开放。这种“户外先行”的特殊节奏安排，背后蕴含了怎样的策展策略？
吴洪亮：这与其说是预设的“策略”，不如说是基于现实考量后的顺势而为，但最终却恰好构成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序章”。
首先是城市节奏的考量。2025年的成都堪称中国文化的“高光时刻”，各类国家级文化盛事和奖项云集。为了避免活动过度扎堆，保证双年展的传播效果，也为了配合城市的文化呼吸节奏，大家决定进行“错峰”安排。
其次是双年展的契约精神。既然是“双年展”，我们承诺了2025年的展期，就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有所发声。恰逢天府艺术公园迎来重要的周年节点，成都美术馆主持工作的肖飞舸副馆长与成都天府艺术公园投资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若梅女士，双方一拍即合，我也非常支持这一举措。于是大家共同决定利用公园的户外空间，以公共艺术作为先导，让艺术率先打破围墙，走进公众视野。这既是对承诺的兑现，也是对城市空间的激活。同时，12月19日户外展开幕当天，这里将变身为一座没有围墙的艺术剧场。从陶身体剧场的肢体语言，到充满烟火气的巡游与对谈，再到夜幕下的亮灯仪式，一系列活动将邀请每一位市民走进现场，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第三是“学术先行”的理念。与户外展项同期启动的，还有中国美协理论与策展委员会的重要项目——“策展在中国”论坛。我们将这场高规格的学术活动作为本届双年展的理论前奏，在12月20日先行举办，确立了“先有学术思考，再有展览呈现”的逻辑闭环。
最后，还有一个中国特有的时间观。虽然主场馆定于2026年2月初开幕，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这依然处于农历春节之前，属于“岁末年初”的完整周期内。
因此，这种“户外先行、馆内压轴”的节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层层递进的乐章：从学术论坛的理论思考，到户外艺术的公众预热，最后迎来春节前夕主场馆的盛大爆发。这不仅化解了现实的拥堵，反而拉长了双年展的艺术时效。
天府艺术公园俯瞰
图片来源于成都市美术馆公众号
问题：户外展作为“前奏”，它与明年2月即将开启的室内主展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线索？
吴洪亮：户外展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前奏”，它在逻辑上是对本届双年展主题“烟火指数”最直接、最鲜活的空间回应。
首先，这是对“非白盒子空间”的主动选择。我有20多年的公共艺术从业经历，包括参与2008年奥运会和2022年冬奥会等大型项目，这让我对公共艺术情有独钟。天府艺术公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它既有美术馆、图书馆这样的文化高地，又融合了餐饮、休闲等商业业态，这种“混搭”的气质本身就是“烟火气”的最佳载体。
因此，我们的逻辑线索是由外向内、由动入静：
首先是空间的呼应：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作品“摆”在户外，而是经过多轮实地推演，让每一件作品都深度契合园区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我们希望艺术能走出美术馆的围墙，在更广义的公共空间里与市民发生碰撞。
第二是动态的介入：比如开幕式上“陶身体剧场”的表演，就是试图以身体语言激活这个场域。这种动态的、可参与的艺术形式，是“烟火”最生动的注脚。
第三是有机的整体：户外展负责呈现“烟火”的广度与热度，为随后开启的室内主展铺垫氛围。它让观众先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感受艺术，再带着这种感受进入展厅进行深度的理性思考。
所以，这绝非一次仓促的预热，而是我们将公共艺术作为一个严谨的、有机的学术板块，以此拉开了整个双年展的叙事帷幕。
陶身体剧场《14》节选
问题：法国国宝级艺术家贝纳·维内的作品是本次户外展的重头戏。他的创作理念与成都这座城市的气质有哪些契合点？
吴洪亮：贝纳·维内毋庸置疑是法国国宝级大师，我关注他的创作已久。关于他与成都这座城市气质的契合点，我认为恰恰在于“外在理性与内在温情”的完美统一，这与我们“烟火指数”的主题不谋而合。
乍看之下，维内的那些巨大弧线是极其工业化和数学化的。它们被精确的角度、重力计算和冰冷的钢铁材质所包裹，仿佛是纯粹的“指数”具象化。在这个层面上，它是冷静甚至冷酷的。
然而，当你真正站在这些作品面前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法忽视的“温度”。这种温暖不是表面喧嚣的热情，而是一种深沉的、对世界的爱。维内的高妙之处在于，他用最枯燥的数学语言和最简约的空间系统，表达了人类与宇宙之间一种深刻的亲近感。这种从极简中生发出的多维张力，正是公共艺术最迷人的地方。
我们在选品时反复推演了这组大尺度弧线与天府艺术公园的空间关系。它既像是一个理性的标点，开启了整个户外展的动线；又像是一个感性的怀抱，呼应着成都这座城市在数据飞速增长背后，那份始终未变的温厚底色。
本届“成双”中，他的作品不仅是户外展的重头戏，在室内主展我策展的板块“哪里值得”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呈现，这部分悬念留待大家走进展厅去亲自揭晓。
贝纳·维内（Bernar Venet）《无序的弧：3条弧 X 5》
2008，雕塑，耐候钢，410×415×90cm；410×415×90cm；410×415×90cm
作品效果图
问题：天府艺术公园有着独特的复合景观。在布置体量巨大的作品时，策展团队有哪些具体的考量？是如何让这些当代工业/金属材质的艺术品不显得突兀，而是与公园的环境及市民活动空间实现“自然融合”的？
吴洪亮：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天府艺术公园的空间属性。它不只具有惯常公园的植被、水域、步道，更是一个融合了美术馆建筑群、商业街区的复合型公共消费、娱乐空间。
基于这种特性，我们的策展策略是构建一条“从城市喧嚣通往静谧水域”的视觉中轴线，并在湖畔与商业街的交织中，建立一种由“重”到“轻”、由“工业”到“自然”、由“动”到“静”的递进节奏：
起笔是重量感的工业理性。动线的最前端是贝纳·维内的《无序的弧：3条弧 X 5》，以充满数学特征的耐候钢线条确立理性基调。在中轴线的另一端，隋建国的《合古塔》则延续了“以实写空”的理念，将掌心纹路放大为巨大的实体空间，完成从纯粹工业向人文思考的过渡。
隋建国《合古塔》
2023，雕塑，3D雕刻聚苯乙烯，165×165×670cm（含底座）
作品效果图
中段是色彩与光影的交互。在街区与绿地的过渡地带，陈粉丸的《太阳鸟》用剪纸艺术点亮了色彩，杨千的《彩虹-成都》则在草地上编织出一道永恒的虹光。这一区域还潜伏着惊喜——马良的《招财猫》作为一个可流动的装置，将像一个顽皮的精灵穿梭在人群中，随时制造“偶遇”的欢乐。
陈粉丸《太阳鸟》
2025，户外装置，金属喷漆，立面长1340×450cm，地面400cm半径
作品效果图
杨千《彩虹-成都》
2025，场域艺术、机械装置，水泵和水等综合材料，尺寸可变
作品效果图
马良+艺奇客《招财猫》（巡游）
2024，装置，泡沫、金属、塑料等复合材料，200×180×310cm
作品效果图
落笔是科技、自然与水的共生。随着视线向湖区延伸，作品开始变得轻盈灵动。这里有JUJUWANG的《眺望者的花屿》，用镜面不锈钢镂刻出通透的芙蓉花；有郑路的《淋漓》，将坚硬金属幻化为凝固的飞溅水花；还有邓乐的《一路风景·天府》，这组动态雕塑如同城市的眼睛，在旋转折射中将天府之国的湖光山色收纳其中。
最终，视线聚焦在湖面上黄蔚欣教授的《月茧》。作为此次展览“量身定制”的点睛之笔，隐喻着数字时代的自我反省与精神庇护。
如何让巨大的工业材质作品与环境“自然融合”，最核心的策略就在于“极致的定制”与“多维的视线推演”。
以《月茧》为例，在这个巨大的水域空间里，我们需要一个足够有分量的作品来压住阵脚。黄教授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这赋予了他极强的科学严谨性。作品《月茧》分置于湖畔两馆，遥相对望，它们像两个发光的茧漂浮于水面，隐喻着数字时代的自我反省与精神庇护。
为了确保它不显突兀，我曾两次飞赴现场进行推演：我们模拟了从A馆远眺的视角、从街区中心透视的视角，以及走到作品近旁仰视的视角。同时，我们精确计算了它与B馆屋顶的呼应关系，确保它在白天是与环境共生的景观装置，而在夜晚点灯后，则通过编程灯光成为连接两岸的视觉焦点。
所以，所谓的“自然融合”，并非简单的摆放，而是通过这条严密的逻辑线索，让钢铁、镜面与光影仿佛是从这块土地和水域中自然生长而出。
JUJUWANG（王珏）《眺望者的花屿》
2025，装置，不锈钢，300×260cm；350×280cm；430×300cm
作品效果图
郑路《淋漓》
2022，雕塑，不锈钢，1000×220×370cm；230×260×470cm
作品效果图
邓乐《一路风景·天府》
2025，动态装置，不锈钢，200×200×600cm（单根）
问题：相比于在美术馆“白盒子”里充满仪式感地注视一件作品，本次户外展让观众在散步、露营甚至遛弯时就能“不期而遇”艺术大师的作品。您认为这种“去中心化”、“无围墙”的观看方式，能给成都市民带来怎样不同的心理体验？这是否也是对“烟火指数”这一主题最直观的呼应？
吴洪亮：让艺术走出美术馆的“白盒子”，直接介入街区与生活，这本身就是对“烟火指数”这一主题最直接、最本质的呼应。
对于公共艺术带来的心理体验，我有着非常切身的感悟。回顾我的策展生涯，2003年在北京王府井策划的一次街头雕塑展让我至今难忘。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我曾独自站在空旷的街头，城市仿佛暂停了呼吸。而当困难过去、展览开幕的那天，压抑已久的人们涌上街头，围拢在雕塑旁。那一刻我深刻意识到：公共艺术不应只是城市的装饰，更是重燃生活热情、点亮城市精神的火种。
这种“去中心化”、“无围墙”的观看方式，给成都市民带来的首先是一种“民主”的艺术体验。
在美术馆里，观众往往是带着仪式感去仰视作品的。而在天府艺术公园，像贝纳·维内或黄蔚欣教授这样体量巨大的作品，虽然材质是坚硬的钢铁或工业材料，但它们与周遭的建筑、石材铺装在质感上是同构的，它们天然就是城市的一部分。
这种“不期而遇”消解了艺术的距离感——艺术品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物，而是变成了市民露营、遛弯时的背景，是可以被触摸、被合影甚至被互动的日常存在。
这正是我们想要寻找的“烟火指数”——让宏大的艺术叙事，最终消融在市民最真实的社交与欢笑之中，起到柔化城市、连接人心的作用。
黄蔚欣《月茧》
2025，灯光艺术装置，铝合金、LED，460×460×460cm；680×680×680cm
作品效果图
问题：在当下的城市更新中，商业与艺术往往是伴生的。您认为在一个成熟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商业生态应当如何与艺术生态相互支持？本次双年展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是否有一种理想的“共生尺度”？
吴洪亮：在我的策展意识里，公共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公共关系。这两者都旨在解决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问题。
在当下的城市更新中，商业与艺术的“共生”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一场基于“情感消费”的价值交换。
首先，从商业属性来看，艺术是“时间的放大器”。早在90年代末参与王府井步行街改造时，前辈带着我们就开始研究人体行为学与商业的关系：人走多远会累？什么样的视觉刺激能让人驻足？在今天这个体验经济时代，人们不再只会为商品买单，更多是为“感受”买单。
如果没有艺术，观众来到天府艺术公园可能只是单一维度的消费，停留时间有限，感受也会更枯燥。但因为有了这些公共艺术作品，观众的动线被拉长了，体验变丰富了，停留时间可能从一小时就延长到了四小时。时间的延长，直接意味着消费可能性的倍增。
其次，从艺术逻辑来看，商业空间提供了“介入日常的场域”。商业街区为艺术提供了流量与活力，而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则反向赋予了商业空间独特的品位、美誉度和传播话题。这种互利，让艺术不再孤芳自赏，也让商业不再庸俗。
“成都双年展·烟火指数”户外展区地图
三、给观众的寄语
跨越冬春的展览，寄托着超越单纯“打卡”的深层期许。面对当下城市美学的缺位，“成双”试图通过艺术的浸润，弥补审美的断层。希望这份关于美的认知能转化为公众更敏锐的触角与更优雅的生活姿态，在生命中留下长久的印记。
问题：从12月的户外展到明年2月的主场馆开幕，展览周期横跨了冬天到春天。您对成都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艺术爱好者们有什么寄语？您希望大家在看完展后带走什么？
吴洪亮：公众来到这里，不仅仅是“看稀奇”，也不仅仅是完成一次打卡。我希望当大家在公园散步、吃饭、遛弯时，与这些艺术作品的不期而遇，能引发某种前所未有的感受，进而引发思考。
这种影响在生命中可能并非立竿见影，但有可能会在你的生命，尤其是孩子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
我们常惋惜于城市美学的短板，许多斥巨资打造的宏伟建筑，往往因为一块审美掉线的标牌而格调尽失，这背后其实是长久以来审美素养的缺失。而双年展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弥补这种缺失。
徐冰老师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通过（素描）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一个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带走的不是关于“漂亮”的印象——“漂亮”只是表象，真正的艺术会超越简单视觉的“美丽”，包含深意与认知的力量。我期盼通过“成双”，通过这些公共艺术作品，促使我们的观众更加大胆、更加优雅、更加宽容，也更加懂得发现，欣赏陌生。
（来源：99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