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卢老师，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文人画的起源。
卢勇：中国文人画并非从唐代王维开始。
一、后汉蔡邕“书、画、赞”三者“皆擅名当代，时称三美”。三国时期诸葛亮也善书画。晋明帝司马昭善书画，有识鉴“笔迹超越”，其重神气与笔墨的特点已经与后来的文人画完全一致了。
二、南齐谢赫云：“画有六法，自古作者，鲜能备之，唯陆（探微）卫（协）备之矣”。因为此二人之画能“穷理尽情”、“包前孕后”、“非激扬可至”，不是只凭激情就可以办到的，还要有学问。
三、六朝、唐宋虽存世画迹不多，但也有不少。
以上中国这些前期文人画家，虽不在画上题字，但绝不是没有学问的。宋元以前的一些绘画作品，很多都没有题款，但不能说那些画是没有文化修养的人画的，文化修养在绘画作品上的体现是相当复杂的。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画的创新的？
卢勇：中国画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画，主要不是因为它是中国人画的，而是有它自身独立的传统和形态。当然这种传统和形态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正因如此，它才能古老而常新。
中国画，有民族的大风格，时代的中风格和画家个人的小风格。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貌，而在同一时代里每个画家又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即使是清初四王也各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艺术价值也当在此。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文化传统，应该引为自豪。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画家，应有显明的个人风格，但要能借古开今，洋为中用，不要丢掉民族风格。能创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特色的好作品，便是很大的贡献，我们的才能应该体现在这些地方。
对花鸟画的创新，我赞成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不能低估自己，也不能小看前人，没有继承的“创新”，水平是不会高的，不论何种学问都有这个问题。因此一个人或一代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实践的内容也有局限性。继承有限传统是创新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民族绘画，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画的发展？
卢勇：中国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艺术的高品位。中国画之所以品格高，正因为它从来就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体现。
其实，最早的绘画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从没有文化的画工开始的，但随着不同历史的发展，同源而殊途，中国是从画工到文人画，西方是从画工到画匠再到“巨匠”，并没有形成文人作画的社会风气。
将来的中国画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不可能具体预料的，但是，我认为有两个特点是可以估计到的：第一，和古代的、现在的中国画都不同，否则，便不能算是“将来的中国画”。第二，与任何外国的画也不同，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所以，艺术“融合”的观点是值得思考的，且不说艺术会不会走到“世界大同”的这一天，即便是走到了这一天，可能也就没有什么艺术可言了，物种尚需多样性，中国画当然也是一样的。
记者：关于高校中国画的教育问题，您如何看待？
卢勇：高校艺术教育不能一刀切，不能拿中国传统的东西和西方文化去做硬性对接。在文化上不能简单用“融合”、“接轨”来研究，中国画的教学模式亦不能套用西方的模式。中国画教学必须以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为己任，否则就失去了意义，从基础课到创作，都不能离开这个主题。“洋为中用”是为了发展我们民族艺术，不是“变中为洋”。
“中国画之基础在哲学”，姜澄清先生曾说：“离华土哲学以究中国画，用力愈巨，离本愈远”，就是这个道理。要研究中国画，首先就不能讨厌民族风格，不了解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相反，我们的责任应该是弘扬它。
在高等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育中：首先，教与学，教是第一位的。教师的选择很重要，有一流的教师才会有一流的学生，才能出好的作品。其次，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有好的系统的经典教材。第三，教育成果的体现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立竿见影”，要高瞻远瞩，重视基础教学的研究。最后，在文化与专业中，文化修养必须得到重视。如果连画上的题跋都看不懂，又如何能理解这张画的意思呢？尤其元、明以后的作品，你就很难体会到其中的道理和境界。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就必须要有全面的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
记者：中国画中的“传摹”与“取神”，您如何理解？
卢勇：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曾说：“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
绘画上“传摹”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表面上的像，照葫芦画瓢，模仿一个表面“复制”，而是要学古人之精髓，学习古人不仅是表面的技法和一般意义上对形象的，还包含着对古人文化精神层面的理解。“取神”是就“传摹”而言，有进取之意，就如同董其昌所言，以天地为师，是注重写生、注重大自然，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的意思。
中国画当然重于传神，但要“以形写神”，无形之神从何谈起？所谓“遗貌取神”还是要以实际对象为根据的，不过是对自然形象的艺术加工，使它更加理想化而已，不是随便处理。特别是初学者，断不可“以形似为未节”，那些虚渺之论不宜多听。
记者：如何看待关于中国工笔画与写意画？
卢勇：关于“工笔”和“写意”的问题，不能分开来谈。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拆开来学，但是在创作中就得融合为一体来思考。看看历史就能明白这一点，在宋、元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和你谈大写意或者工笔，没有像今天搞创作时说要画一张工笔画，或者是大写意画，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研究过宋画的人都知道那时的绘画都是讲求工写兼备，“写意画”和“工笔画”不是对应的概念，“工笔画”也能“写意”。
记者：作为中国美术学院著名教授，您如何理解“国美精神”？
卢勇：我从小是在浙江美术学院校园里长大，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画画就更谈不上什么经济价值，即便如此，我们学院老前辈们潜心治学，忠厚为人的品质，以及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不离不弃的精神让我感动至今。我觉得“国美精神”应该是：“艰苦奋斗”的精神，真正的“大师”是历史造就的。
记者：请您谈谈关于艺术在民众中的普及问题。
卢勇：“曲高和寡”在艺术范畴里是再正常不过的规律，否则就不会有“曲高和寡”这个词。艺术的推广和普及是要建立在提升广大民众的艺术素养，是要将全民的审美素养向“高”的方向来提升，而非降低艺术的高度去迎合，娱乐化和庸俗化都是不合适的。最为直接简明的办法就是加大“经典”作品的宣传频率，看多了，实践多了，自然就懂了。
记者：关于艺术品的包装和市场化，您怎么看？
卢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一句非常智慧的话：“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也不在金钱之下，只在金钱之外”，这就是一个艺术家面对艺术与市场所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和立场。当一位艺术家追求的目的超越艺术本身太多了，他就离真正的艺术远去了，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至于艺术的包装宣传，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是件非常正常的事。艺术的包装和宣传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能一概而论。（文/孙乐怡；杭州日报艺术典藏）
画家简介
卢勇，字小轩。男，汉族，1967年6月生。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花鸟画教研室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古代书画传习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内访问学者导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省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省中国画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花鸟画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