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在绘画创作中的应用日渐普遍，关于绘画的讨论正在悄然发生重心的转移：从最初围绕“人工智能绘画是否属于绘画”的争议，转向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诠释中国审美的当代表达。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仍停留在“能不能算”的初期判断上，那么，后一个问题已转为更加实际的关切，即“如何去做”。在这一议题转向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只是新兴技术是否应介入，而在于中国审美如何在新技术的辅助下被转译，并在当代获得新的表达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向也已开始获得官方政策的支持。2026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申报“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应用试点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美术、戏曲等领域生成能力，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这意味着，围绕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的讨论已从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
一、笔墨之问：从一次“误判”的奖项到展赛边界的重构
2022年，一幅名为《太空歌剧院》的作品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数字艺术与数字技术摄影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一结果在作者披露作品实际是由人工智能工具Midjourney生成之后，却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议主要集中在这幅绘画并非手工绘制完成，而是借助算法生成。有不少人，包括众多艺术家纷纷表示了他们的反感和担忧。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本质是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对要素的重组与拼接，是对“过去”的模仿与重复，缺乏真正的创造性；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基于概率与统计的计算结果，属于“误打误撞”，从而质疑其艺术性。同时，也有研究者认可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优势，能解放人类的想象力，使人免于重复性劳动，并认为人工智能推动了绘画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变革。
从结果来看，这一阶段的讨论，本质上仍停留在资格判断的层面，即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是否可以被纳入艺术的范畴。当然，这一阶段的争论并未持续太久，因为随着人工智能在图像、视频、音频和文字等多模态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工具的涌现与普及，生成式绘画逐渐进入一种更为明确的制度语境之中。
在这波人工智能浪潮中，不仅有多所高校成立了与人工智能艺术有关的研究机构和二级学院，而且，在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与电脑绘画、数字影像、交互艺术等一并被纳入“数字艺术”展区，并被明文列入了作品的征集范围。同时，一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也成为一些全国级AIGC比赛的举办方、赞助方。这意味着，生成式绘画开始进入国家级展赛体系之中，成为可以被讨论、评判乃至被选择的正式创作形式。
不过，近期一些国家级、省级美展也开始对使用人工智能创作做出了限制，主要是为防止出现版权纠纷。这种一方面纳入官方赛道、一方面又加以限制的现象，使人工智能绘画在制度层面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既承认其现实存在与实践可行性，又尚未完全形成稳定的评价标准。
刘洋 采菊东篱下
二、笔墨之变：在算法生成中重新理解中国审美
如果将围绕人工智能介入绘画引发的争议放置于更长的艺术史脉络中来看，这一现象也并非孤案。新兴技术与艺术的每一次交汇，都会引发持续的争议，特别是当一些原本被视为人类专属的能力不再由人类独占时，人们往往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态度，既有抗拒，也有接受，或者在二者之间摇摆。
19世纪摄影术发明之初，也曾被视为对绘画的直接冲击，引发的争议也与人工智能绘画如出一辙。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在目睹发明家路易·达盖尔使用银版摄影术所拍摄的照片之后，忍不住惊呼：“从今天起，绘画已然消亡！”不过，他随后又承认达盖尔的发明是令人钦佩的，是对艺术的巨大贡献，因为银版摄影术为绘画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图像参照，摄影所呈现的图像线条更准确，轮廓也更精细。
德拉罗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画家们对摄影的双重态度，即一方面在技术变革出现时出于职业本能存在明显的抵触心理和普遍的焦虑，另一方面却看到了利用该技术完善自身作品的可能性。一些画家甚至将达盖尔银版摄影作为增进绘画技巧的辅助工具，例如法国后印象派画家莫里斯·尤特里罗便是依据明信片上的风景照片绘制巴黎市区的街景。
对此，原本就对摄影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法国著名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尖锐地讽刺道：“摄影业是每一个想成为画家的人的避难所，每一个条件太差或太懒而无法完成学业的画家的避难所”，他进一步否定画家们借助摄影完善艺术的行为，认为这将“很快取代或完全腐蚀艺术”。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通常人们会不加批判地欣赏旧有的艺术，而嫌恶地批评刚出现的新艺术。”
不过，尽管艺术家们和评论家们对摄影持有批判性或自相矛盾的看法，绘画始终都不曾因为摄影而衰退或消亡，反而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艺术表现形式随时代变迁而繁盛至今，并反过来影响了绘画的创作路径。
人工智能介入绘画后遭遇的指责，与摄影如出一辙。一方面，人工智能因高效、多变的优势而受到肯定；另一方面，又被认为缺乏情感与创造性。这一反复出现的经验所提示的是，技术的进入首先改变的是表达路径，而非艺术本身。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艺术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表达方式的调整。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算法介入绘画时，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技术本身，而在于它如何参与到新的表达方式的组织之中。由此，应被关注的重心不再停留于对某一具体的绘画技法或流派风格的辨识，而是转向在创作实践中，中国审美如何在新的生成条件下被转译为当代表达。当讨论“如何去做”的新转向时，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其所指向的审美基础。这里所说的“中国审美”，主要指在长期文化实践中形成的视觉取向与审美特征，包括主题的选择、线条与形体的构成方式、画面构图与空间关系的细节处理以及色彩运用等所形成的整体审美意识。
刘洋 藕花深处
三、笔墨转译：中国审美的生成式延续
当人工智能介入图像生成过程时，中国审美并未随媒介的变化而消失，而是进入一种新的生成语境之中，在这一语境中首先面临的仍然是主题的选择。
主题本身是构成审美取向的重要载体。在具体创作中，主题的来源是丰富且多元化的，可能来自中国文化中的单个意象，也可将多重意象加以综合运用。例如，我以中国农历月令为线索创作了《惠风》系列。其中《孟夏》意指农历四月，正值初夏时节，动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画面因而呈现出饱满的生命状态；《季冬》是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万物于数九寒天进入休养，静待春天，因此整体氛围体现出内敛与静定。古典诗词也为主题的选择提供了高度凝练的意象来源。例如，《竹林入幽径》取意于李白的诗句“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强调了空间的纵深与神秘；《藕花深处》则来自李清照词中“误入藕花深处”的情境；《采菊东篱下》出自陶渊明诗句所蕴含的隐逸精神。
对这些不同文化符号的综合运用，让中国审美的转译首先能够在主题选择的环节得以确立。选取富有中国美学的意象，构成了人工智能绘画的前提条件，并为后续的画面组织提供了基本方向。
在确立了主题之后，画面的具体生成也并非完全由人工智能技术所主导，而是有赖于创作者的审美经验积累，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绘画基本视觉关系的理解。绘画线条并非仅用于勾勒轮廓，而是对人或物象的概括与取舍，通过线条的粗细与疏密、墨色的浓淡与皴染来组织造型与结构；在构图上，要通过虚实与留白来构筑空间层面的开与合；在色彩上，则注重配色的和谐与对饱和度的控制。
在习得传统审美经验基础之上，我在创作中也融入了个人对现代视觉审美的理解。在《生肖·意象》系列的创作中，这一点体现为用现代形式重构传统文化形象。该系列选取人们熟悉的十二生肖作为主题，但在造型方面并未沿用常见的写实路径，而是对十二生肖的生物特征进行了提炼与简化，在保留基本特征的同时，引入了现代科技元素，例如机械构造、精密电器，并融合医学×光透视的视觉处理叠加树脂材料的质感表达，使生肖形象由自然的形态转化为一种兼具生物属性与科技属性的复合形态，让生肖的形体不再依赖细节去抠“像不像”，而是通过局部元素与整体关系去尝试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联系。在画面结构与空间关系的处理上，我为一部分生肖增加了与其有关的背景（例如牛与田园、马与山川、狗与家宅、兔与蔬果等），选择性强化了主体的局部细节，对背景进行了弱化；同时，将另一部分生肖则实行背景留白处理，使画面始终有一个明确的视觉重心，以增强组图的画面节奏感。对色彩的处理同样是从整体出发，在降低饱和度的同时注重色彩搭配，让不同元素之间通过对比色实现视觉冲击，又通过近似色实现对立中的统一，最后通过透明色层的叠加来控制整体色调的和谐感。
以上对画面细节的处理，都是通过撰写专门的提示词实现控制的，并在多轮生成结果筛选出最符合个人美学的一张。原本依赖人手控制笔触完成的画面，被转化为在生成中不断调试提示词与筛选结果中完成的判断过程。
刘洋 竹林入幽径
四、笔墨未远：生成语境中的审美积淀与审美判别
回望德拉罗什关于艺术消亡的论断，以及波德莱尔对创作门槛降低的批判，可以看到，这类争论最终所指向的并非科技或工具本身，而是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作用的到底是什么。
在艺术创作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始终是人。即使在人工智能广泛介入艺术作品生成的当下，这一点仍然没有发生改变。人工智能的确降低了图像生产的技术门槛，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创作之中。无论使用者是否具备传统绘画的基础，他们都有机会尝试过去难以实现的艺术构想。然而，技术门槛的降低，不意味着优质作品会相应增加。图像可以被快速生成，但是，何种图像能够符合审美水准？这仍然取决于创作者的审美积淀与审美判别能力。生成技术可以被学习，可以变熟练，但是，绘画所必须具备的审美积淀并不会随着技术普及就被稀释，对审美判别能力的要求也不会因此降低。
在人工智能生成语境中，创作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也不是会不会用工具，而在于是否具备稳定的审美积淀与审美判别能力。
在传统绘画中，笔墨既是操作手段，也是审美积淀的外在体现。一名优秀画家对笔墨的处理，体现为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创作媒介，而是内化于稳定的审美意识。尽管当下艺术创作已经与人工智能密切接轨，但是，这些需要依赖长期积累的经验并未失效，反而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当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作品时，既要对画种、介质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理解不同艺术风格的差异，既要能把握线条与形体构成的基本规律，也要熟悉画面布局与空间关系的组织方式，同时还要能理解色彩体系的表现特征。这些都构筑了审美积淀的基本内涵，也是创作者们在使用相同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创作时，能直接拉开创作差异的首要前提。
能拉开创作差异的另一个前提，则在于审美判别能力的发挥。人工智能生成图像提供的是一种概率分布，而不是直接完成的最终结果，因此通常也不会一次就能生成理想的结果。创作者需要在大量生成结果之间进行比对，对画面中线条与形体的关系是否协调、结构是否完整、空间层次是否清晰以及色彩是否和谐做出判断，并据此对提示词进行反复调试，不断调整生成方向，然后在对生成结果进行反复筛选的过程中逐步获取理想的结果。并且，这种鉴别与判断不仅是对单一图像的即时选择，而且更体现为一种贯穿创作始终的持续性控制。这正是审美判别能力在生成式语境中的具体体现。
审美判别能力并非独立生成的，而是建立在审美积淀之上的。如果创作者缺乏长期的审美积淀，那么在面对大量候选图像时，往往容易被局部细节或视觉效果所吸引，从而忽略画面整体关系，使画面显得松散或失衡；而具备长期审美积淀的创作者，能够在反复的生成与筛选中确立起一套稳定的判断依据，并形成清晰的个人表达取向。
即使是在便捷、高效的生成语境中，创作能力也并未与工具熟练程度画等号，而是更依赖于创作者的审美积淀与审美判别能力。从这层意义上看，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确实拓宽了艺术创作的路径自由，然而，对于优秀作品的要求丝毫没有因此而降低，反而在无形中提高了对创作者综合能力的要求。
从这一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并未削弱艺术创作对于基本功的依赖，反而使其以另一种方式凸显出来。当操作层面的难度被显著降低之后，创作的核心不再是如何完成一幅图像，而是如何在多种可能性之中根据审美积淀做出有效判断。
刘洋 《生肖·意象》部分
结语
在人工智能介入绘画创作的语境中，中国审美并未因媒介的变化而中断，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获得了重构与呈现的途径。所谓“笔墨未远”，也并不意味传统技法、既有风格在浅层的形式化延续，而是指其长期承载审美意识仍在发挥作用，并转化为能够在生成机制中持续发挥作用的精神内核，从而指导作品生成。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变化的是实践路径，而得以延续的，则是中国审美自身的取向。
（注：本文系山东艺术院校级科研项目“新质生产力语境下AIGC赋能山东非遗文化元素艺术再现的作用机制与实践探索”（SYXJ2024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刘洋，博士毕业于澳门城市大学，现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 来源：第93期《美术纵横》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