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位学者提到过，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知识教育极为重视对“通”的培养，孔子说“博学于文”，庄子说“道通为一”，皆被历代学者引为训教，以至后来出现了像“文、史、哲不分家”“文、艺不分家”这样的说法。当然，“不分家”并非指要泯灭专精之学、具体领域，而是说，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之中，各学科、领域、门类间，有着极为深刻且复杂的关联，对其中任一具体内容的深究，皆要筑基于整体性的文化脉络之上，“以通御专”便是对这一思路的总结。而随着近现代学术体制的演进，道术为天下裂，“通人之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形形色色的“专家之学”，文、史、哲、艺等终以专门领域的定位示于众人。这一变化自有其不可逆性，且取得了很多创获，但畛域分明、壁垒森严的负面作用，愈发为今人所知所感。在此情况下，回顾历史传统，接续文化脉络，特别是系统整理、继承、弘扬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10月付梓了由徐超、靳永、闫井贺编的《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一书。此书分为八章，系统收集了山东大学已故资深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1915—2006）的著作、论文、诗词、往来书信及各时期手迹、书法篆刻作品等数百件（其中有相当部分为首度公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与艺术轨迹，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考察以往研究蒋氏的著作，对其曾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组主持人）等的学术经历，与书法、篆刻方面的艺术成就等，已多有阐发，但囿于蒋氏慎于著述、低调为人，多少给人以不知其“所以然”的意犹未尽之感。今此书出版，既为了解蒋氏本人提供了大量真切可据的第一手资料，又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传统呈现了一个珍贵案例。
倘从艺术史的角度考察，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清晰地呈现出蒋氏行草书与篆书的早、中期面目及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今人较为熟悉的其实是其晚年的风格成熟之作，但对诸作何以演变至此，以往了解有限。据本书可知，蒋氏的行草书发展，可被视为从沈尹默书风中逐渐抽离、直至自立的过程。书中收录其部分早岁书作，大都是相当典型的沈体，与其他沈书传人如褚保权、朱家济等相去不远。至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以降，则逐渐与沈体拉开了距离，许多晚岁的典型书写技术已渐渐凸显。结合徐超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等材料，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与蒋氏长期耕耘于篆书书写，且在此过程中有意开发柔毫笔、生宣纸的表现空间有直接关系。毕竟，沈书传人中真正在篆书上用力甚深且取得极大创获者，恐只有蒋氏一人，这应是其能够跳出沈书藩篱的重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片面地说，他似是有意地用篆书笔意来为沈体“做减法”，即弱化后者笔法中琐碎、甜媚、雕琢的一面，代之以温厚、苍润、淡雅的趣味。而其金文书写风格的逐渐明晰，大抵与行草书同时，但真正成熟，应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从本书所示蒋氏早岁篆书书迹看，诸作面目虽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但文字本身的排布尚近于在乔大壮篆刻用字形态的延长线上做工作，或者说，有些“写印稿”的色彩——在篆书书写与古代金石铭刻之间，多少要依赖篆刻语言的“转译”。进入90年代后的同类作品，则显然具有更为浓郁的殷周器铭意蕴，与前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应与蒋氏在退休后深研金文、大量临摹有关。当然也不能忽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蒋氏善用优质的柔毫笔、生宣纸并由此摸索出一系列与个人审美、书写习惯相适应的表现方式，才使得其晚年的金文书写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样貌。其间由“书从印入”、兼采金石到直接三代器铭的转化，是值得充分关注的。
第二是十分立体地勾勒出在当下几成绝响的“艺舟双楫”的人生路径。即如细致把握本书所呈现的蒋氏人生经历，可以相当直观地感受到，个人修养、学术积累自始至终与其艺术实践关系密切，并形成了极为良性的互动机制。同前、后特别是同时的书家（如其他沈书传人）相比，蒋氏的行笔、奏刀皆不属于技术繁难、动作炫目一类，然而，我们观其书、印，却绝不会觉得简单、空洞；尝试以类似技术写、刻者或刻意追摹者，其气韵、格调乃至作品的视觉呈现，亦往往远不能及。造成这种“可望而难追”或“得形忘意”的原因，便是缺少了技术之上的学养、修为因素，使本作为“文人之艺”的汉字写、刻实践，降格为具体技术的花式展演。由此愈可知，沈尹默早在1941年托潘伯鹰转告蒋氏的建议，应对后者产生了重要作用：“峻斋想已行。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工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沈氏所力劝的，即勿效时人书、勿走名士路，研读旧籍、钻研实学才是读书人的正路，其见解之透辟，高于寻常“书家”多矣。后来蒋氏研读群籍，深耕小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自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产物。不必讳言，精通语言文字、熟悉古典文献的一项收获，乃是其将对文字形体的深邃认知与长年涵养出的渊雅修为有效融入笔锋、刀锋，一面直接古体，一面隔绝时流，最终成为助益其艺术实践（特别是金文方面）的利器。昔人每每提到的“以学养书”“艺舟双楫”，之于蒋氏，确实是极为贴切的。
第三是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艺术发展轨迹。从本书所示的丰富书迹考察，蒋氏虽极早便体现出在书法、篆刻艺术上的生知夙慧，始终保有着气息高雅、用笔松动的不俗品质，但进入个人面目成熟的艺术高峰，由此创作出大量珍贵的艺术杰作，主要集中在其人生的最后20年中。这自然与书法“艺术化”、书家“职业化”、书风“炫技化”、定型“提前化”的浩荡时风大异其趣。可是，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其实是相当惯常且合理的现象，且往往被人称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人书俱老……古人之众，自不必赘举，近世如沈曾植、黄宾虹、林散之、沙孟海、启功等，大抵不能例外。从这一众案例可以看出，风格面目的成熟、纯化，有赖于个人气质、天资禀赋、审美趣味、人文修养、技术积累、取法对象、人生阅历等一系列因素的复杂交融，是“涵养”而非“打造”所能成。无怪乎我们可以从此书发现，蒋氏在艺术实践上最为用力的时期，一是青年，二是暮年。前者主于培养兴趣、学习技术、发扬情性，后者则主于善用长逾半个世纪的厚重积累，触类旁通、冶于一炉，实现了个人风格的成熟、艺术品质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其技术先熟练后从容，笔调先轻灵后圆融，风格先俊美后清雅，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语言如简洁收敛的行笔动作、徐急参差的书写节奏、微妙适度的提按变化、丰富多变的墨色层次、刚柔相济的笔画质感，乃至充盈于字里行间的学者风、文人气，皆是历尽打磨，在进入90年代之后才最终定型的。这一轨迹，虽未必符合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理想划分，但不论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整体定位，抑或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具体描述，却意外地与蒋氏晚年书作高度契合。在这古今之间的美妙呼应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书法艺术作为“文人之艺”乃至中国文化传统固有部分的内在逻辑和纯正“血统”。
将蒋维崧放置在近百年的文化史上看，其学艺兼修的经历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固有其“成如容易却艰辛”的个体努力，但归根结蒂，仍是中国文化传统、知识教育在近现代延长线上培养出的“合群”一员。至少在蒋氏这一辈学人中，能于学殖深厚且术业专攻的同时，兼擅辞章、长于挥毫者，一向不乏其人，且往往能在所涉诸领域间融会贯通、相互增益。只不过，时迁世易之后，我们在称某人为某领域“专家”之时，对这种“专”后的“博”及其内部的一系列复杂关联机制已然产生了隔膜。而这也就是《归网遗珍》一书在当下出版的重要意义，它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一种古已有之的光华传统——文人学者应该如何“游于艺”，艺术家又应该如何将治艺放置在人文传统之中。
（文/陈硕，山东大学文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山东大学出版社）
学者简介
蒋维崧（1915年11月2日-2006年7月25日），字峻斋，江苏常州人，当代著名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副主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顾问等职。蒋维崧早年师从胡小石、乔大壮学习书法篆刻，后得沈尹默指导行草书，形成清峻含蓄风格。其金文书法将古文字学与艺术结合，出版《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蒋维崧书法集》等作品集。1955年调入山东大学后主持《汉语大词典》山东编写组工作十年，2003年向校方捐赠书法作品六十余幅。2005年举办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蒋维崧书法集》，同年被列为“山东五老”之一。2015年山东省举办“维岳崧高”系列活动纪念其诞辰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