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宜宾的翌日，我们到了李庄这个靠近长江边的地方。去年我们翻阅了一本《南归北渡》的书籍，其中关于李庄营造学社的记述让我们感慨万分。
战火纷飞的1940年，因抗战内迁的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辗转迁至四川宜宾李庄镇，这个长江边的小镇由此成为战时学术重镇，更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报国与精神坚守的缩影。
清晨我们冒雨来到了这里，细雨如丝，悄然织就了川南小镇李庄的一幅水墨长卷。
我俩各撑一柄青伞，踏着湿滑的石板路，耳边是雨点敲击伞面的细碎声响，眼前是新修的仿古建筑与摩肩接踵的游人。
商业化的喧嚣几乎淹没了这个小镇的历史回音，直到我转过街角，看见那块不起眼的指示牌——“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霎时间，雨声渐远，时光倒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平津沪宁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开始了西迁。
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这支中国建筑研究的精锐之师，在梁思成、林徽因带领下，辗转千里来到这个长江边的小镇。同来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等学界巨擘相继汇聚于此。
李庄，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川南小镇，一时间成为战时中国学术的重镇之一！
我们顺着导引指示沿着湿漉漉的小巷前行，终于在空旷地的一排老屋前找到了“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门楣低矮，青苔斑驳与周围光鲜的仿古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来这里的游客不多，得以让我俩净心地端详着旧屋中的每一件旧物。
站在雨中的天井里，我试图想象着梁、林夫妇在此生活的场景：梁思成伏案绘制《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肺病缠身却仍坚持工作，金岳霖不时前来探望，孩子们在院中奔跑。所有的艰辛与坚持，都浓缩在这方寸天地之间。
走进这座部分保存完整的旧址，旧址内只有我俩慕名而来的游客，我们看着复原着90年前大师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场景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
“这里原是张家大院。”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转身见一位白发老者，手持扫帚，正在檐下避雨。
“我小时候就听祖父说梁先生常坐在那个石墩上画图，林先生夜晚咳嗽的声音整条街都听得见。”
老人用扫柄指点着院落，“下雨天最是难熬，屋顶漏雨，梁先生要用盆盆罐罐接水，生怕淋湿了图纸。”
雨声中，老人讲述着往事。我曾从书中获知抗战时期的李庄，物资极度匮乏，学者们生活特别清苦。
梁思成不得不典当手表、钢笔来维持生计，林徽因的肺病因潮湿气候而加重，卧床不起时仍在整理资料，学社同仁们吃的是糙米青菜，点的是菜油灯。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取得了惊人成就——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并发现了佛光寺等唐代木构建筑，确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体系。
离营造学社旧址不远，是史语所曾经的驻地。傅斯年带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继续着甲骨文、汉简、民俗学、方言学的研究。
董作宾在这里继续殷墟卜辞研究；李济开展考古学研究；凌纯声进行民族学调查。战火纷飞中，这些学者守护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在长江边的小镇上延续着学术的香火。
雨势渐大，我们走进一家临江的茶馆避雨。老板听说我在寻访抗战学人足迹，特意泡上一杯本地绿茶：“听我老父亲说，那时候傅斯年先生常来喝茶，总是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看江景一边思考问题。有时候梁思成先生也会来，两个人一聊就是半天。”
窗外长江滚滚东去，江水混浊湍急。我想起梁思成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在李庄，我们最大的享受是在工作之余，站在长江边上看奔流的江水和远去的帆影。这江水见证了我们民族的苦难，也将见证我们的复兴。”
战后，这些学术机构陆续迁回北平、南京，李庄重归寂静。学者们带走了研究成果，留下了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如今古镇已实施了商业化开发，新修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游人来往如织，却少有人驻足倾听这些老屋讲述的故事……
雨渐小，我再次来到营造学社旧址前。青石板路上积水如镜，映照着灰白色的天空和老屋的飞檐。
舒建新坐在老屋前对我说：“其实真正的‘李庄’根本不在那些光鲜的仿古建筑里，而在这些雨水中沉默的老屋中，在梁思成接雨的盆罐声中，在林徽因的咳嗽声里，在傅斯年等学者凝望江水的目光中。
离开旧址，我们在李庄景区的一个餐馆中品尝到了那片“李庄白肉”。
那薄如纸片的猪肉在舌尖融化，仿佛也化作了那段历史的味道——清贫中有坚守，苦涩中有回甘，一盘入口后似不过瘾又来了一盘。
雨又开始下了，古镇在雨雾中渐渐模糊，而那些学者的身影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清晰。
回望雨中的李庄，我们突然感到，虽然战火远去，虽然商业化改变了古镇的面貌，但前辈学人在民族存亡之际的文化坚守，如同这绵绵细雨，无声地滋润着这片土地，等待着愿意驻足倾听的心灵。
他们的精神遗产，比任何仿古建筑都更加持久，更加真实地定义着这个地方的价值。雨丝依旧，学魂长存。
至此我们道别了宜宾，顺长江而下走向贵州省的美酒河——赤水。
（文/马悦英，文章为2025年春季舒建新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自驾游纪实，部分图片来自网络，水墨画写生为舒建新原创 来源：茶马古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