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依托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机制与全国美展这一核心平台，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已成为承载民族精神、记录时代变迁、建构国家视觉叙事的核心载体。本文以油画为核心研究对象，立足其作为国家视觉叙事核心媒介的独特属性，通过梳理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历史脉络和时代使命，剖析当前创作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从创作者实践层面的“体验转向”“语言革新”，以及外部环境层面的“体系保障”三个维度，构建兼具实践性与学理性的创新路径，为创作出真正塑造中国形象、彰显中国精神的精品力作提供思路，助力主题性油画创作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关键词：主题性创作；油画；创新路径；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全国美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以此为契机，中宣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向广大美术工作者提出了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这一重要时代任务，旨在引导美术工作者以艺术语言记录时代变迁、彰显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共识。这一部署，既是文艺领域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战略的具体实践，也顺应了美术创作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内在规律。也正因如此，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近年来中国美术界亟待深入研究与持续探索的核心学术课题。
在众多艺术形式中，油画作为一个外来画种，在历经百余年的本土发展后已深度融入中国视觉文化谱系，并在主题性创作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特别是在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机制下筹办的各项展览与全国美展中，油画作品不仅在参展数量上表现突出，更在思想深度与艺术探索广度上成为构建国家叙事与时代形象的重要视觉媒介之一。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特指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层面策划、资助与评审机制下，以油画为主要媒介，旨在艺术地呈现国家历史、彰显时代精神、形成集体认同的艺术实践。本文选择以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与全国美展为关键考察视角，其内在逻辑在于二者构成了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双重支撑体系：前者聚焦自上而下的顶层机制设计，通过政策引导、资源保障与选题规划，确立主题性油画创作的价值导向与核心范式，是国家文化战略在美术领域的直接落地；后者以自下而上的艺术现场为载体，汇聚全国优秀美术家的创作实践，既真实反映当下主题性油画的创作生态，又承载着美术家的个体艺术探索与时代文化回应，二者共同为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可供系统考察的实践场域。
一、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历史演进与时代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聚焦讴歌革命历史和描绘新中国面貌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创作高峰。这一时期的美术工作者以写实性手法，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搭建起兼具厚重感与史诗性的历史图像叙事体系。其中，油画凭借其强大的写实表现力与叙事张力，成为这一宏大叙事建构工程的重要艺术载体，并由此诞生出董希文的《开国大典》（1953）、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1956）、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1957）、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59）等里程碑式作品，确立了主题性油画创作“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的基本创作准则。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系统化推进，主题性油画创作在题材与表现上进一步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亦迎来全新发展阶段，逐渐成为新时代美术创作的焦点，成为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重要视觉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主题性油画创作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本质关系，也阐释了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核心使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下，主题性油画创作要从历史的“记录者”升华为时代的“推动者”，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视觉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时代发展提供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历史维度，即油画创作要在继续深耕中华文明史、党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化的历史叙事方式，挖掘历史的精神基因与人性光辉，从而增强人民文化自信与历史认同，传承文化根脉与红色基因。其二，价值维度，即油画创作要自觉承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国家形象、凝聚民族情感的文化责任。油画创作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个体叙事折射时代精神，实现主流价值与艺术表现的有机统一。其三，现实维度，即油画创作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实践，紧密呼应国家战略与时代变迁。例如，范迪安的《雄安进行时·筋骨》（图1）以油画全景式构图呈现雄安新区建设蓝图，谭智群的《美丽的塞罕坝》（图2）是塞罕坝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生动注脚。这些作品将宏大的国家战略转化为可感的视觉形象，让艺术创作与时代实践同频共振，既描绘了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也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使主题性油画创作成为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图1范迪安《雄安进行时·筋骨》
布面油画200cm×600cm
2020年
图2谭智群《美丽的塞罕坝》
布面油画175cm×350cm
2022年
主题性油画创作的时代使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百余年本土化进程中逐步积淀，并在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的持续推动下不断深化。回溯近十年的发展脉络，一系列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的推进，为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搭建了坚实平台。2009年，中宣部、原文化部、财政部联合筹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集结全国顶尖美术家，以宏大叙事手法再现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诞生了杨参军的《戊戌六君子祭》，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图3），全山石、翁诞宪的《义勇军进行曲》（图4）等经典油画作品，并且在201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接续发力，为党的十八大后的主题性油画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铺垫与经验借鉴。
图3何红舟、黄发祥，《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布面油画270cm×550cm
2009年，中国美术馆
图4全山石、翁诞宪，《义勇军进行曲》
布面油画400cm×480cm
2009年，中国美术馆藏
此后，相继推进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201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美术作品创作展”（2016）、“最美中国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型美术作品展”（2017）、“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第一阶段）”（2017—2019）等一系列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使得主题性美术创作从过去的“阶段性任务”转变为“常态化实践”。此外，国家艺术基金各类主题性创作资助项目与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还有一些省、区、市及专业机构立项并组织完成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或项目，共同搭建起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展示、评价与推广的核心平台。这些机制不仅为油画创作提供了政策与资源保障，更通过学术研讨、项目孵化等方式，凝聚创作共识，引导创作方向，使主题性油画创作摆脱了“任务化”的短期色彩，深度融入新时代主题性创作的主流脉络。
回望历史，主题性油画创作始终立足当下、描绘时代，以画笔记录民族奋斗历程、铭刻重大历史时刻，从《开国大典》到《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一批批美术家接续耕耘，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厚重的视觉史诗。进入新时代，社会变革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油画创作实践由此进入一个“范式调适期”。其命题正逐步从“如何画好历史”转向“如何以油画语言，深刻诠释新时代的精神实质”，这一转变源于国家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变化，对创作者的生活体验、语言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主题性油画创作的核心遵循与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3］其中，“人民性”“时代性”“创新性”三大关键词，构成了主题性创作的核心准则：“人民性”要求文艺创作扎根人民生活，反映人民心声；“时代性”要求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展现时代特征；“创新性”则要求创作者突破固有范式，探索表达新路径。这些论述不仅为主题性油画创作指明了方向，更从价值层面确立了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核心使命，已然超越了单纯的“题材创作”，而应自觉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遵循，以独特的艺术语言系统书写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让观众从作品中看到历史的厚重，感受新时代的创新活力、人文温度与个体价值。
正如弗朗西斯·哈斯克尔所言：“视觉艺术的发展和音乐、文学一样，均与它们所处社会或之前社会的政治、社会环境紧密相关。”［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以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精神契合了国家建设初期的社会需求，其厚重的色彩与写实的造型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镜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刻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之相应，中国美术已走出被动借鉴的全球化发展阶段，迈入自主建构艺术话语的新征程。这一历史方位的深刻变革，既改变了国家发展的叙事主题，也重塑了美术自身的文化使命。在此背景下，主题性油画创作有了双重发展面向：一方面，国家发展的恢宏气象、数字技术的时代变革、人民生活的细腻变迁，为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题材疆域与实践空间；另一方面，如何在世界艺术格局中立足全球视野、清晰锚定自身坐标，探索一条植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精神的现代性自主发展道路，成为摆在美术工作者面前的核心课题。回应时代之变，成为创作者需要实现的目标和完成的任务［5］。
面对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文艺创作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并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6］。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精准回应了主题性油画创作面临的时代课题，更从理论高度阐明了其创新发展的本质内涵：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传承基础上的突破；不是脱离时代的空中楼阁，而是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的实践探索。就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而言，唯有坚持守正创新的核心原则，才能摆脱时代脱节感，让作品既有传统的根，又有时代的魂，与当下观众产生深度情感共鸣，真正成为有温度、有筋骨的时代佳作。
三、主题性油画创作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与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的推动下，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而全国美展作为五年一届的制度化展事，其入选与获奖作品往往被视为某一阶段主题性创作的风向标。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国美展在题材选择上明显强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时代叙事，乡村振兴、科技攻关、生态治理、都市生活等现实议题取代了以往较为单一的历史再现，成为创作焦点。在语言探索上，则体现出一种在地性与现代性的融合焦虑：一方面强调对民族传统、地方资源的视觉转化，另一方面又积极吸纳影像、装置、数字媒体等跨媒介手法，试图在主题框架中拓展形式边界。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国家文化政策对“创新性发展”的倡导，也揭示了主题性油画创作试图在意识形态表达与艺术本体演进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持续努力。
以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展为例，人物画占比80%，聚焦历史事件、现实生活与典型人物，形成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的创作格局。然而，从整体现状来看，真正兼具思想深度、艺术高度与创新力度的精品力作仍相对稀缺。高世名也针对展览指出，当前现实主义创作存在“窄化和浅表化”的问题，部分作品虽采用写实手法，但缺乏对现实的深刻感知与思考。这种“精品稀缺”的现状与新时代主题性创作的使命要求形成了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其一，创作者生活体验的“悬浮化”导致作品呈现空洞化、概念化、说教化倾向。主题性油画创作的生命力源于创作者对时代实践的深刻感知与真诚表达，其写实性特征对生活体验的真实性与深度要求更高。这种真实，不是浮光掠影的“真实感”，而是蕴含着历史必然性和生活本质的“真实性”。然而，在互联网碎片化信息传播盛行的时代境遇下，部分创作者缺乏蹲点式调研的耐心——进行乡村振兴主题的创作却未曾亲身感受乡村变迁，仅通过网络图片、新闻报道获取素材；描绘科技攻关的场景却不了解科研流程，依靠想象构建画面。无论是对建设者、农民还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与精神肌理，都缺乏“体温感”的把握。这种“悬浮式”创作出的作品形象，往往是概念化的“角色扮演”，而非血肉饱满的“生命存在”。
其二，艺术语言的“惯性化”与“技术化”导致作品形式常规化、平庸化、老旧化。艺术语言是思想情感的载体，其创新是主题性油画创作实现突破的关键。诚如张晓凌所言，“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新’首先主要在于对艺术语言的创新性建构”，而且“不同时代对重大题材表达的语言和创作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重复前人的语言是没有出路的”［7］。反观当下，部分创作实践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是语言惯性，部分美术家重复使用过往已成范式的构图、造型与色彩模式，导致表现革命历史、建设场景等宏大题材的作品千画一面，缺乏个性化的视角与当代化的审美转译；另一方面，部分美术家过度追求技术展示，忽视了艺术语言与主题内涵的契合度。夏燕靖曾指出：“主题性美术创作必须通过画中‘事’（具象），表达出超越具象之外的‘理’，以尽画外之意。”［8］这里的“事”与“理”的统一，正依赖于“绘画性”的深度经营。当前许多作品的问题在于：或是语言陈旧，无法承载新的时代之“理”；或是技艺精良，却只停留于对“事”的表面摹写，语言本身未能参与意义建构。例如，有的作品在描绘历史场景时，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历史场景中的服饰纹理，却未能通过构图、光影传递历史事件的紧张感与厚重感；表现现代都市时，用鲜艳的色彩表现新时代的繁荣，却未能通过色彩对比凸显个体在时代中的情感变化。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在数字科技赋能艺术创作的当下，部分美术家将“创新”简单等同于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一些作品虽使用了数字媒介或虚拟现实技术，但内核仍是旧有的叙事模式，陷入“只见技术，不见艺术；只见形式，不见精神”的窠臼。这种“绘画性”的疲软或失效，导致作品精神内涵苍白，也模糊了油画艺术在图像时代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这一时代命题也深刻揭示出，主题性油画创作在表面繁荣之下，正面临着从创作观念、体验方式到语言系统的创新性发展诉求。
四、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创新路径
要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创新发展，需要美术家在创作观念与实践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突破，并辅以外部保障体系的完善。
（一）扎根生活：从“旁观”到“沉浸”的体验转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基本宗旨，回归创作本源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旁观式观察”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从而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9］对于油画主题性创作而言，扎根生活尤为重要——油画的写实特性要求创作者对人物神态、场景细节、光影变化等有精准把握，而这种把握只能源于对生活的深度沉浸。以周宗凯的《三江源礼赞》（图5）为例，为了让作品真正扎根于三江源的土地，深挖其精神内核，他曾多次奔赴三江源头藏族聚居区开展实地考察，亲身体察守护者们的巡护日常，深刻感受到生态保护的不易。最终，在近八米的宏大尺幅中，作品实现了壁画式构图与油画语言的有机融合：画面以纪念碑式的高原藏家汉子群像为视觉核心，远景处藏羚羊、藏野驴成群结队悠然栖息，天空中黑颈鹤追随巡山队员的身影展翅翩飞，一幅丰饶祥和、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三江源生态图景跃然纸上。抒情的装饰性画面之中，被注入一层深沉而昂扬的情感厚度，最终达成画面整体性与视觉冲击力的和谐统一。又或者，就笔者自身的创作而言，《彝家新村欢迎您》（图6）的诞生同样发轫于对现实土地的深度凝望与切身感知。身处脱贫攻坚的时代浪潮之中，笔者深入彝族聚居区，以“在场者”的视角沉浸式观察了彝族群众的生活日常，并通过艺术化处理记录了新时代西部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变化。可以说，无论是周宗凯的《三江源礼赞》对生态保护的深情礼赞，还是笔者对彝族人家的再现描摹，均源于亲身实践的地域凝视，以蹲点式的调研为根基，最终凝练为回归本土经验的在地美学。也正因其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真挚的情感表达，这类扎根现实的艺术作品，以小见大，往往能引发观者的深度共鸣，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与艺术生命力。
图5周宗凯《三江源礼赞》
布面油画280cm×770cm
2019年，中国美术馆藏
图6庞茂琨《彝家新村欢迎您》
布面油画300cm×600cm
2020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藏
此外，美术家扎根生活，也需要从微观角度关注社会民生，关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温情与悲欢。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人”的现代化，无数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观念变革、能力提升、精神成长，都是主题性油画创作的重要素材。美术家应关注生活中的细节与瞬间，将个体的生命体验沉入集体的命运洪流中，感同身受地去观察、提炼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形象。例如，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孙超的油画作品《嵴梁》（图7），展现了一种“无名英雄”的普遍性，引导观众超越个体，去联想和致敬整个劳动者阶层。作品最震撼人心的形式选择，在于“背影构图”——避免了面部表情带来的具体叙事或情绪渲染，转而将全部表现力集中于身体的形态、肌理和姿态上；背影也营造出一种内敛、厚重甚至有些纪念碑式的视觉体验，将“脊梁”这一抽象主题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成功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宏大命题。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中吴俊岩的《及时雨——中国乡村医疗》（图8）以作者亲身经历为根基，通过描绘医生下乡问诊的日常场景，展现了新时代民生改善的细微之处。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未直接描绘政策文件或宏大场面，而是展现了“新具象绘画”的成熟与克制：医者专注地问诊、患者放松的神情、空气中弥漫的关怀与信任，将抽象的“政策实施”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人际关系与生命关怀，生动诠释了国家力量的“神经末梢”如何在最基层温暖地搏动，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也让作品更具感染力。入选“共绘新时代——国家艺术基金优秀美术作品展览”（2025）的张杰的《城市梦》（图9），则以通俗易懂、贴近大众视角来观照城市务工群体的生存状态。通过油画颜料的堆砌、斑驳的笔触和沉实的色调，以克制含蓄的视觉对比真切展现出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务工群体的漂泊日常与真实生存图景。这两组作品在构图布局、人物叙事上形成鲜明对照，但又互相呼应，共同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创作转向：不再依赖象征符号的直白堆砌，而是转向对微观日常经验的深度凝视与美学提炼。美术家通过对普通人真实状态的艺术化提炼，使时代精神不再浮于概念的表面，而是沉潜于人物的姿态、场景的肌理与关系的温度之中，让作品中的人物有“烟火气”，场景有“真实感”，情感有“共鸣点”。
图7孙超《嵴梁》
布面油画221cm×151cm
2019年
图8吴俊岩《及时雨——中国乡村医疗》
布面油画165cm×230cm
2024年，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油画进京作品
图9张杰《城市梦》
布面油画200cm×150cm×2
2022年
（二）语言革新：传统与当代融合与技术创新的范式突破
艺术语言的创新是主题性油画创作突破固化困境的关键，美术家需在坚守油画艺术本体特性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审美与技术手段，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个人表达路径。正如邹锋所提出的：“新时代的主题性创作，其核心在于发掘能够表达新时代之‘新’内涵的艺术语言。”［10］这意味着，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想要体现创新性，就不应局限于对老一代作品的风格复刻或技术模仿，而是要以当代视角重新解读历史与现实——即便采用具象写实的传统手法，也需融入当代审美观念、技术手段与个体思考，实现传统油画艺术语言的当代转译与创新发展。
首先，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内核与技法精髓，并进行当代视觉转化。油画虽为西方传入画种，但经过百年本土化发展，已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深度融合。例如，陆庆龙的《格桑花开》（图10）采用了中国画写意的笔触及水彩透明的色彩表现元素，将复杂烦琐的物象整合成点、线、面的油画语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陈卫国的《一生守护》（图11）将河西走廊的自然色彩与敦煌壁画的传统色彩相结合，构建了独特的中式色彩关系，作品通过暖黄色调与线条的流动感，既展现了文物守护者的坚守，又实现了传统色彩美学与油画语言的有机统一。其次，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有益成果，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在构图、色彩、媒介等方面的创新经验，结合中国文化语境进行转化与融合。例如袁元的《敦煌女儿》（图12）采用油画刀作为创作工具，以刮、压、擦、抹等技法调和油彩，用刀的松动与颜色的堆叠覆盖关系，减弱壁画本身色块间颜色与形状的对比度，更多呈现壁画的斑驳感，既展现了西方油画的材料特性，又通过这种“方”“硬”的油画语言表现了樊锦诗的坚毅品格，实现了中西艺术语言的有机融合。最后，应积极探索新技术、新媒介的创造性应用，利用数字技术辅助油画构图的精准设计与色彩的模拟呈现，或结合VR/AR技术为油画作品构建沉浸式展示场景，让技术服务于叙事深化与体验升华。
图10陆庆龙《格桑花开》
布面油画180cm×200cm
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银奖作品
图11陈卫国《一生守护》
布面油彩150cm×235cm
2024年，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油画进京作品
图12袁元《敦煌女儿》
布面油画203cm×203cm
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银奖作品
（三）体系保障：创作支持、人才培育的外在支撑
除了美术家自身的努力，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外部支撑体系的系统性保障。其中最关键的是创作保障与人才培养两大问题。
在创作保障方面，当前部分美术家面临时间、经费、创作环境不足的困境：主题性油画创作往往需要长期投入，而市场化的艺术创作节奏较快，许多美术家难以兼顾；大型主题性作品的材料、展览成本较高，个人或小型工作室难以承担；部分创作需要特殊的场地（如大型画室、实验室），现有条件难以满足需求。刘万鸣强调，为推动新时代中国主流美术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彰显美术主责和主要单位的作用，如美协、画院、高等艺术院校等”，通过“提升创作生产工作机制，细化创作生产规划，发挥重点选题、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服务保障好重大现实题材、新时代发展题材、国家重大战略题材、爱国主义题材等创作生产”［11］。因此，为系统化化解上述困境，国家层面与机构层面需协同推进，持续建立健全主题性创作保障机制。例如由美术创作资助项目、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和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等4类项目构成的、比较完善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体系，截至2023年6月，美术创作项目共开展了4批次的项目资助，资助项目总数量为484项［12］。而据最新公示的《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美术创作资助项目立项数达131项。这一机制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直接的经费补贴与创作时间保障，更通过选题引导机制，推动主题性创作向国家重大战略、新时代发展实践及时代精神等核心领域聚焦，有效激发了创作者投身主题创作的积极性。又如2017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启动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先后分别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等专业机构展开合作，组建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班，以“项目制+研究班”的模式，整合创作资源，集中攻坚重大题材。该项目并非单纯的经费支持，而是构建了“创作—展览—推广”一体化平台，并通过全国美展、重点文化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级的艺术展览渠道，实现主题性创作成果的高效转化与广泛传播，催生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的精品力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为主题性油画创作培养后备力量。当前，青年美术家作为主题性油画创作的中坚力量与未来希望，却普遍面临认知偏差与实践脱节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受市场化浪潮与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部分青年美术家将主题性创作误读为“对艺术主体性的压制”，导致创作热情不足；另一方面，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语境下，青年美术家对国家历史脉络、社会现实议题缺乏深度理解，难以驾驭宏大叙事的艺术转化。这一现象也折射出艺术教育与国家文化战略需求的结构性错位，急需从教育机制、实践路径等方面入手进行完善。
首先，将主题性创作纳入高校美术专业课程体系。主题性创作绝非简单的题材选择，而是新时代“以文化人、以美育人”教育理念的实践深化。高校作为艺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必须将主题性创作教学系统化、常态化、深层化地嵌入专业课程体系。当前，已有部分高校正在逐步作出尝试与实践。例如，四川美术学院设立的主题性创作特色工作室，在本科阶段推行导师组制与项目孵化模式，通过小班化教学、个性化指导，开展“开小灶”式的创作实践，在具体的研究生专业教学实践中依托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油画人才培养等教改项目，结合国家级、省级的展览进行推动，以创作为抓手带动教学［13］，实现“研—教—创”一体融合。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则紧扣时代命题，开设了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创作审美、国家形象设计、主题性创作等课程模块，配套系列学术讲座与案例研讨，助力学生掌握宏大叙事题材的艺术转化方法，树立“艺术创作与时代同频、与国家同向”的创作理念。其次，在知识生产日益交叉化的数字时代，主题性创作早已突破单一艺术门类的边界，涉及历史、社会、科技等多维度知识，需打破艺术专业的传统壁垒，引入文史、哲学、数字媒体等学科资源，鼓励艺术专业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交叉合作，这既是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的积极响应，亦契合“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要求。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可通过开设联合课程、举办跨学科工作坊、开展协同创作项目等形式，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培养其对社会议题的深层思考能力与跨领域协作能力。这种跨学科培养模式，能够有效破解青年创作者“题材理解肤浅、表达形式单一”的问题，为宏大主题的艺术呈现提供多元路径。最后，主题性创作的精品打造往往需要长期积淀，部分重大题材甚至需要师生团队接力创作、几代人持续深耕。为此，高校需建立协同培育机制，邀请资深主题创作家分享创作经验、传授技法心得、指导创作实践，为青年人才搭建成长阶梯。例如，中国国家画院推行多期“全国画院中青年创作骨干培养计划”，依托重大主题创作项目设立青年创作专项，邀请院内外资深画家担任导师，实行“一对一”“一对多”指导，助力青年美术家着眼于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推动油画创作的创新发展。
总的说来，从国家艺术基金的专项扶持到“项目制+研究班”的创作模式构建，从高校主题创作课程体系的系统化建设到跨学科、传帮带的人才培育机制落地，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外部支撑体系日趋完善。但归根结底，制度的优势最终需要转化为创作者的创作实践，体系的效能也必须通过具体的语言探索和作品质量得以体现。唯有将外部支撑体系与创作者自身的油画语言形成合力，才能推动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真正实现创新性发展，产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主题性油画作品作为承载民族精神、建构国家视觉叙事的核心载体深深嵌入国家文化战略与时代发展进程，形成了多元探索的良好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与全国美展共同构成了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双重支撑场域，既为其提供了制度依托与展示空间，也让主题性油画创作的内在张力愈发凸显——命题性的价值坚守与艺术性的审美追求如何平衡，成为摆在每一位创作者面前的课题。当前，部分创作中存在的“体验悬浮”与“语言惯性”等现实困境，正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反映。
回顾历史，主题性油画创作始终与国家发展和时代变迁紧密相连。油画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持续参与着国家形象与集体记忆的视觉建构。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一传统不仅得到延续，更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使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探索，必将是一场关乎文化自信、民族精神与艺术本体的深刻实践，它要求艺术家以“沉浸”而非“旁观”的姿态沉入时代现场，将宏大的国家命题转化为真切的生命体验与个性化的视觉表征；也要求其以高度的“语言自觉”，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中完成本土美学语言的创造性转化，主动锻造一种既能承载国家叙事与时代精神，又具备当代审美价值的油画语言。在机制保障上，则应依托国家级资助项目与展览平台，进一步完善项目扶持、人才培养、成果传播的全链条支撑体系，为高质量创作提供可持续的外部生态。
总而言之，新时代主题性油画创作的突破，有赖于深度的生活体验、自觉的语言探索以及健全的生态机制支撑。在此基础上，主题性油画创作才能更好地肩负起描绘美丽中国、凝聚文化认同的时代使命，绘就增强民族自信、彰显时代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视觉档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文化动力。
注释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3］同上。
［4］［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孔令伟译，杨思梁、曹意强校，商务印书馆，2020，第321页。
［5］焦兴涛：《淬沥新之：国家美展与雕塑语言民族化的路径选择》，《美术》2024年第11期，第8—15页。
［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第二版。
［7］伊丽妍冬：《张晓凌：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之“新”》，《艺术市场》2024年第9期，第14—17页。
［8］夏燕靖：《铸造辉煌的历史画卷——新时代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亮点、特色及其评价》，《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9期，第76—87页。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10］邹锋：《以创育人：艺术院校主题性创作的价值引领与创新路径》，《艺术教育》2025年第19期，第9—11页。
［11］张亦竹：《新时代美术面面观——“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展”学术研讨会综述》，《美术》2025年第3期，第52—55页。
［12］屈菡：《国家艺术基金：引领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文化报》2023年10月15日，第1版。
［13］陈树中：《谈主题性创作的学院教育和后备力量培养——以近年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主题性创作教学为例》，《当代美术家》2023年第1期，第8—15页。
（文/庞茂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重庆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油画学会副会长 来源：《当代美术家》2026年第4期 < 总第163期 > 第5—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