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画家李毅峰深研历史文化及书画创作，本文以问对之体，以宏阔之思，构设了他与清初八大山人朱耷的跨时空“对话”，假八大山人墨魂，纵横画理。首辨极简之妙，次析不似之似，复究书画同源，作者更以“十心观”“笔墨十论”等创见，与八大山人画论相诘相发，尤重“借物抒情”中人与物之双向遇合。文笔古雅，思致绵密，不惟阐发八大山人冷逸孤高之精神，亦见后学深究艺理之诚。隔代知音，跃然纸上，今特刊布，以飨同好。
——编者按
岁在丙午，仲夏既望，余独坐书斋，展读八大山人画册。墨痕历历，冷气逼人，鱼鸟翻白眼以向天，荷石敛奇姿而自守。忽觉纸素之间，有神采流动，若有人焉。遂整衣肃容，焚香默坐，恍恍惚惚，似见一老僧自画中出，形神癯古，目若寒星。余知其即八大山人至也，乃惶恐而喜，遂起而问对。
一、问极简
余揖手而问曰：“先生之画，墨点无多，而意味无穷。世人皆言先生以少胜多、计白当黑，敢问此中玄机？”
山人微笑，指案上《游鱼图》曰：“子观此鱼，不绘一笔水纹，仅以数墨勾勒。鱼在何处？在水中。水在何处？在鱼外。吾但写鱼，水自现焉。画者，非填满也，乃引虚以运实。虚处愈多，实处愈活。所谓‘计白当黑’，白非无物，乃大气之流行，观者之想象也。吾尝言：‘一笔是，两笔亦是，三笔四笔，不是。’多一笔则赘，少一笔则缺，恰到好处，方为至境。”
余曰：“先生此言精妙。然读古人画论，尝有‘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说，极尽精微。先生一笔了之，岂非与古法相悖？弟子以为，繁简之辩，实系乎观物之深浅。若观物不深，虽繁笔堆砌，亦不过皮相；若观物入骨，纵数笔横扫，已然摄其魂魄。先生之简，盖简于笔墨而繁于心象也。昔云林画山水，疏林坡岸，寥寥数笔，而清旷之气自生，其理正同。然云林之简偏于萧散，先生之简归于孤愤，此心性之别，非技法之异也。”
山人瞿然曰：“子能作此语，可谓知音。繁简本无定论，系乎其人、其时、其情。吾生逢乱世，所见无非残山剩水，所感无非国破家亡。满腔悲愤，岂是千笔万笔所能宣泄？惟以最少之墨，写最大之痛。墨愈少，泪愈多，此中辩证，子已窥见。”
余复问：“先生大片留白，是否即禅家之‘空’？余于《十心观》中尝论‘虚室生白’之理，人心若塞，则万物不入；人心若虚，则万象来朝。画之留白，譬如心之虚静。然禅家之空，万法皆空，究竟寂灭；先生之空，空中有物，一鸟孤立而满纸皆其气息，一鱼独游而全幅皆其波澜。此空非顽空，乃灵空也。以余观之，先生得庄子‘唯道集虚’之妙，而非佛家‘色即是空’之谛。敢问先生以为然否？”
山人拈须良久，曰：“子剖之甚细。吾少为僧，中岁还俗，禅门滋味，尝之已深。然吾终不能如古德般彻悟寂灭，盖心头尚有热血未冷。庄子之虚，虚而能应；吾画之空，空而能悲。此确为两家分途处。子所谓‘灵空’，庶几近之。”
二、问“似与不似”
余曰：“先生画鸟，鸟不似鸟；画鱼，鱼不似鱼。而观者无不谓其神似。此即先生所谓‘不似之似’乎？余于《山水微言》中尝论：‘山水之妙，似与不似。似则见山，非则观山。’此语与先生之旨合耶？离耶？”
山人取笔，濡墨写一石，上大下小，岌岌欲倾。曰：“子以此石似何物？”
余曰：“似石而非石，似山而非山。乃先生胸中孤愤之石也。”
山人曰：“天地间本无此石，吾心中却有此石。目之所见，物之形也；心之所感，物之神也。吾画石，非写石之形，乃写石之性——孤傲、倔强、不甘。形可千变，性不可移。子谓之‘似’，如工匠之似；谓之‘不似’，乃妄作之似。吾之‘不似之似’，介乎二者之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余曰：“然则先生之‘不似之似’，与东坡先生‘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旨同乎？余以为，东坡尚‘理’，先生尚‘心’。宋人观物，求其所以然之理；先生观物，求其所以感之心。理有共相，心皆独殊。故东坡之竹，尚有竹之常理；先生之鸟，已无鸟之常形。此非高下之分，乃时代心迹之异也。吾辈处今日，既见宋人之理，复见先生之心，当合而观之，以理驭心，以心运理，庶几不堕一边。”
山人叹曰：“子之论，已超吾辈。宋人求理，吾求心，而子求心与理之合。后生可畏，信然。然子须知，合之之道，在‘真’字。理真则形不妄，心真则情不伪。二者兼到，方为大家。”
余曰：“先生晚年画作，愈趋简澹。余以为此乃先生心性之变——由愤激而归于平淡。愤激时，笔墨奇崛，白眼向天；平淡时，笔墨冲和，物我两忘。然平淡之中，仍有凛凛生气，非真冷淡也。此正如陶渊明诗，初读似枯，再读腴生。余于《笔墨十论》中尝分‘雄浑’与‘冲淡’二境，以为雄浑易得，冲淡难臻。盖雄浑靠骨力，冲淡靠修养。先生晚年，已入冲淡之境，而骨力自在，此最难及。”
山人默然良久，曰：“子真知吾者。世人但见吾冷逸，不见吾热血；但见吾孤高，不见吾深情。子分‘雄浑’‘冲淡’二境，甚当。吾少时如怒狮，老来如古佛。佛非无情，乃情至极处，反归于寂。然寂非死寂，寂中生机，唯识者见之。”
三、问书画同源
余曰：“先生尝言‘画法兼于书法’，敢问书画何以相通？余于《笔墨十论》中立‘骨法’‘气韵’二纲，以为书以骨法为体、气韵为用，画以气韵为体、骨法为用。书之骨法显于点画，画之骨法隐于物象。先生以书入画，是以书之显骨，助画之隐骨。然则书画终究有别，书不叙事，画必状物，此其分别处。先生如何弥合此间张力？”
山人起身，取秃笔作书，笔势凝重，中锋行笔，寓方于圆。继曰：“子分体用，甚有见地。然吾以为书画同源，非徒笔墨同源，实心性同源。书法之提按顿挫，即画法之浓淡干湿；书法之疏密欹正，即画法之虚实开合。吾以篆籀笔法入画，故线条如屈铁，虽简而劲；吾以行草笔意写兰竹，故姿态如舞蹈，虽狂而雅。至于子谓书不叙事、画必状物，此表面之辨也。吾画之状物，非为状物，乃为写心。心既写，物之形何必斤斤？故吾以书之抽象，化画之具象。抽象与具象之间，正是吾辈用武之地。”
余曰：“然则先生之书，亦兼画法乎？余观先生书法，结体奇崛，章法疏宕，与其画作如出一辙。更有进者，先生题画诗之位置，与画中物象呼应成章，诗非赘语，实画之一部分。此即‘诗书画印’四者合一之极致。余以为，先生画之‘简’，非独笔墨之简，更赖诗之补足、书之点醒、印之收束。四者缺一，画意便减。此乃国画不同于西画之根本处——西画求满，国画求缺；西画求实，国画求虚。求缺求虚之中，诗书画印各展其长，共成一境。”
山人抚掌曰：“子论诗书画印四者合一，实获吾心。吾每作画，必先酝酿诗意，而后落墨；墨既干，乃题诗；诗既毕，方钤印。四者如四时运行，缺一不可。今之画者，但知涂染，不知诗书，是失其根本矣。”
四、问借物抒情
余曰：“先生一生，国破家亡，遁迹空门。画中鱼鸟，皆若有不平之气。此即‘借物抒情’之谓乎？余于《十心观》中论列十种心境，其中有‘孤心’一境——人处极孤之时，反与世界达成最深之联结。盖孤独至极，则万籁皆为己声，万物皆为己影。先生画中鱼鸟，非鱼鸟也，乃先生‘孤心’之外化。余更以为，先生不仅写孤心，亦写‘愤心’‘冷心’‘傲心’‘禅心’——数心交织，方成八大。若仅以‘孤’之一字蔽之，犹见树而不见林。”
山人神色黯然，良久乃曰：“子之‘十心观’，剖吾心肝矣。吾非欲为画师，不得已而为之也。每画一鸟，鸟即吾也；每写一鱼，鱼即吾也。鸟之孤足独立，吾之无所依倚也；鱼之白眼向天，吾之愤世嫉俗也；石之危而不倒，吾之志不可夺也；荷之残而不败，吾之节不可辱也。子谓数心交织，诚然。愤心写于壮时，冷心写于中年，禅心写于晚岁。然数心非断然分开，常常并现一画之中。譬如一幅残荷，冷耶？愤耶？禅耶？兼而有之。”
余曰：“先生借物抒情，所借之‘物’，何以偏偏是鱼、鸟、荷、石？余以为，此四物皆有‘独立不倚’之性。鱼游水底，与人世隔绝；鸟翔天际，与尘嚣远离；荷出淤泥而不染；石立天地而不移。四者皆不合时宜之物，恰合先生亦不合时宜之人。人择物而寄情，物亦择人而显性。人物之间，非单向之利用，实双向之遇合。此即‘感物’与‘物感’之辩证。若心中无情，纵对名花亦无感；若心中有情，顽石亦能点头。”
山人目中有光，曰：“‘双向遇合’四字，道尽吾一生作画之秘密。非吾借鱼鸟，鱼鸟亦借吾也。吾写鱼鸟之孤，鱼鸟亦写吾之孤。吾与物，两相成就。”
五、问格调
余曰：“先生画格冷逸孤高，世所共仰。然余尝思：格调之高下，究竟系于时代，抑系于个人？若先生生于承平之世，锦衣玉食，安享尊荣，画中尚有此孤愤之气否？余观艺史，凡大家之风，无不与关乎其身世遭际。徐渭之狂，生于其仕途坎坷；石涛之奇，生于其僧人身份；渐江之冷，生于其抗清遗志。然则，风格者，时代之产物耶？个人之选择耶？”
山人叹曰：“此问甚大。吾生非吾择，时代亦非吾择。然既生于此时代，遭此变故，便有不得不发之情、不得不写之画。假令吾生于盛世，或为富贵闲人，画些牡丹芍药，亦未可知。然则风格虽由时代铸就，铸成之后，便独立存在，超越时代。后世之人，不见吾之时代，而能感吾之悲痛。子生于三百年后，读吾画而心恸，这不正是风格超越时代之证么？”
余曰：“先生此言，解我多年之惑。风格如种子，时代如土壤。无土壤则不生，然既生之后，其花其果，便不属于土壤。后世观者，赏其花，尝其果，不必亲履其土。此即艺术之独立生命也。余于《中国画的哲学归属》中尝论：中国画之最高境界，乃是‘以有限之笔墨，写无限之生命’。先生之画，正是此论之绝佳注脚。”
山人曰：“‘有限之笔墨，写无限之生命’——此语足以为吾作墓志铭。吾画虽简，然每画皆为一生命，有呼吸，有温度，有灵魂。画者以生命写之，观者以生命接之。生命与生命相遇，虽隔百代，犹如对面。”
六、问后学与余论
余曰：“先生之艺，影响后世深远。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诸家，皆蒙先生滋养。然余观齐白石学先生，变冷逸为热烈，变孤愤为天真；潘天寿学先生，变简约为雄强，变含蓄为张扬。此非背先生，乃学先生之精神而自开生面也。先生以为后来者当如何学先生？”
山人笑曰：“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吾一生最忌‘似’字。学董其昌，愈学愈不似，方得真似。后来者学吾，当学吾之精神，非学吾之面目。吾白眼向天，后人若徒画白眼，则成笑柄；吾简笔孤鸟，后人若徒求简省，则成浅陋。齐、潘诸子，正是善学者。他们学吾之‘写心’，而非学吾之‘写形’；学吾之‘真’，而非学吾之‘冷’。故各成一家，辉映画史。”
余再拜曰：“先生之言，如甘露洒心。今日得闻大道，终身受益。先生以遗民之身，守孤高之节，发悲愤之情，成极简之艺。四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后人若只学先生之笔墨，而不徇先生之精神，犹买椟还珠也。愿以此语，献于先生座前。”
山人起立，执余手曰：“子言至此，吾无复有憾。三百年后，得子为知己，吾画不朽矣。”
语毕，山人渐隐于画中。但见纸上墨痕犹湿，鱼鸟依然。窗外月色入户，四壁皆空。余怅然久之，乃援笔记录问答。起视案头画册，一鸟一石，静默如初。然余心中，已别有天地。
（文/李毅峰，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来源：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