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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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研究
朱舜水、张孟劬、臧在东
美学批评
刘宗山、张蒿庵、方衡
作品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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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考辨
王观非、梁漱石、崔让予
当代观察
陈澧甫、段懋堂、梁任公
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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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语言研究
罗鸿云、庄复敬、郑无咎
跨媒介研究
许观复、林怀远、章实斋
前言
当代中国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不仅是物质跃升，更是精神文明重塑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筑基。在此背景下，艺术肩负联通文明对话、凝聚人类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艺术创作指明方向：艺术要根植传统，与世界共鸣。
当代艺术家自觉践行使命，追求大美之境，作品蕴含生命关怀。《中国之美》呈现的作品延续此精神，构成“艺术家笔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脚。其艺术价值在于续写升华中国艺术“美美与共”的精神谱系，艺术家以“共同体”为题眼，摒弃隔阂，构建精神图景，多元开阔的“美”体现文明互鉴与价值共鸣。
这些作品超越书斋雅趣，成为联通世界的“时代宣言”，核心是构建了可普遍感知共情的情感结构，激发“情感公约数”，表达对“和而不同”等的向往。
置于时代大背景下，这些创作是传统文化“两创”与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案例。将《中国之美》作为时代读本研读推广，是以美培元、以文铸魂的公共文化实践，我们需更多艺术典范，共筑文明新形态。
隋永刚先生在评论中指出，在陈东山的作品中，“故园是最重要的意象”。这一判断，精准地捕捉到了陈东山艺术创作的精神内核。他笔下的民国人物，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冰冷图像，而是活在有温度的“故园”中的生命个体。这个“故园”，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归宿。
陈东山的“故园”，连接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时代——民国。那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思想激荡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诞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底蕴，又有开阔的世界眼光；既坚守传统的价值，又勇于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蔡元培、胡适、徐志摩、郁达夫、陈寅恪、梁思成……这些文化巨匠，构成了陈东山画面中人物的精神原型。他画的不只是具体的某个人物，更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一种已经远去但值得追慕的精神气质。
陈东山笔下的故园，不是乌托邦式的虚假美好，而是“既有代表知识分子风度的长衫，又有人间的袅袅烟火气”。长衫，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服饰，象征着文化修养与社会地位；烟火气，则是日常生活的人间气息，象征着艺术与生活的不可分离。陈东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将民国知识分子“神化”或“圣化”，而是将他们放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也许是书房中的静思，也许是庭院中的漫步，也许是友朋间的清谈。这种处理，使这些人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文化偶像”，而是可亲近、可理解的“人”。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苏东坡的名言，被隋永刚先生用来概括陈东山对故园的情感态度。对于陈东山而言，故园不仅是他画面中的题材，更是他精神的安顿之所。在快速变化、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中，他通过对民国故园的回望，找到了自己精神的“锚点”。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历史中寻找参照、在传统中汲取力量。他的画，是为自己建造的精神家园，也是为观众打开的一扇通往民国文人世界的窗户。
杨文军先生的话，为理解陈东山的故园情结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东山君在多年的笔墨实践和充分内省之后，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心性自由成长的艺术之路，他在‘故园’系列作品中营造了一个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善于自省的、具有文人气息的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家园。”这段话告诉我们：陈东山的故园，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既是过去的，也是当代的。他营造的这个精神家园，不仅安放了他自己的心，也安放了所有“善于自省的、具有文人气息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心。
（文/张孟劬）
隋永刚先生以“意趣上的美感”来概括陈东山画作的审美特征。这一概括，触及了陈东山艺术中最核心的美学品格。“意趣”二字，“意”是意境、意蕴，“趣”是趣味、情趣。意趣的美感，不是视觉冲击力的美感，不是宏大叙事的美感，而是一种含蓄的、耐人寻味的、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读的美感。
陈东山的画面，“清新淡雅，用墨简单，线条舒缓，却总有一种恰到好处的适然”。这几种品质——“清新淡雅”是色彩与墨色的品质，“用墨简单”是对繁复的拒绝，“线条舒缓”是对紧张的消解，“恰到好处的适然”则是所有这些品质综合呈现给观者的最终感受。在视觉刺激过度、图像轰炸不断的当代环境中，陈东山这种“简单”“舒缓”“淡雅”的绘画，反而成为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它不争夺眼球，但它安抚心灵。
“意趣上的美感”还体现在陈东山对题材的处理上。他不是直接将民国人物“搬”到画面上，而是“从烟火生活、文学作品和自然风物中捕捉人物绘画的意境和趣味”。这意味着，他画中的人物不是孤立的肖像，而是被置于特定情境之中的、有故事的生命。也许是一个读书的瞬间，也许是一次对谈的时刻，也许是一段独处的时光。这些情境，本身就充满了“意味”与“趣味”——观者在看人物的同时，也在“读”这个情境、“品”这种氛围。
陈东山作品中的意趣，与他“用墨简单，线条舒缓”的笔墨语言是高度统一的。如果他用的笔墨是浓重的、紧张的、复杂的，就无法传达出那种“恰到好处的适然”感。他的笔墨语言，是为他的题材、他的意趣、他的精神追求“量身定制”的——淡墨适宜表现淡远的心境，舒缓的线条适宜表现从容的姿态。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完整的、自洽的美学品格。
“意趣的美感”这一美学品格，使陈东山的作品在当代水墨人物画中独树一帜。他不走“雄强”一路，不走“怪诞”一路，不走“苦情”一路，而是走“清雅”“适然”“意趣”一路。这条路，需要画家有真正的文心、有深厚的人文修养、有不随波逐流的定力。陈东山选择这条路，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多年的笔墨实践和充分内省之后”的自觉选择。
（文/罗鸿云）
隋永刚先生在评论中指出，陈东山“通过细腻刻画人物神态和对于人物配景的布局，完成了一种绘画式的写情叙事”。这一观察，揭示了陈东山绘画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叙事性。他的画，不是静态的、瞬间的“定格”，而是蕴含故事、能够引发联想的“叙事文本”。
陈东山的叙事，不是连环画式的、连续的、说明式的叙事，而是“绘画式的写情叙事”——通过画面中的元素（人物神态、配景布局、氛围营造）来“写”出“情”与“事”。这是一种更加含蓄、更加高级的叙事方式。它不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故事”，而是邀请观众通过画面中的线索，自己去“读”出故事、去“感”受情感。
人物的神态，是陈东山叙事的重要手段。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表情——是沉思、是微笑、是忧郁、是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观众会根据这个表情，去联想这个人物正在经历什么、正在思考什么。陈东山对人物神态的“细腻刻画”，为观众的联想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他不是在画“一张脸”，而是在画“一个灵魂的状态”。
人物配景的布局，是陈东山叙事的另一重要手段。一个人物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是书斋、是庭院、是老街、是茶馆——本身就是叙事的组成部分。环境告诉观众这个人物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陈东山对配景的精心布局，不是在“装饰”画面，而是在“讲述”故事。他的画中，每一个物件都有它的位置、它的作用、它的“话”要说。
陈东山用近代文学的深沉与诙谐来“装饰”他的画作。这一信息非常重要，它揭示了陈东山绘画的文学渊源。他很可能在阅读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民国作家的作品时，获得了创作的灵感。这些作家的文字中，既有对时代的深沉思考，也有对生活的诙谐观察——这两种品质，都在陈东山的画作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画，既有深沉的文化思考，也有诙谐的生活趣味，这种“深沉与诙谐”的并置，正是民国文学的精神气质。
书写式的叙事，使陈东山的绘画具有了“可读性”。观众在他的画前，不仅仅是“看”，还在“读”——读人物的表情，读环境的细节，读画面中隐含的故事与情感。这种“可读性”，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更长的“观看时间”与更丰富的“回味空间”。在图像泛滥的时代，能够让人停留、让人细读、让人回味的作品，越来越稀缺。陈东山的作品，正是这种稀缺的、珍贵的作品。
（文/臧在东）
隋永刚先生在评论中描述陈东山的画作“用墨简单”。这四个字，看似平淡，实则包含了陈东山笔墨语言的核心秘密。在中国画中，“用墨简单”不是能力的不足，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一种减法的哲学。能用简单的笔墨表达丰富的内容，是画家功力的体现，更是画家心性的外化。
中国画论中有“惜墨如金”的说法，强调用墨要节约、要精准，不能浪费、不能泛滥。“用墨简单”正是“惜墨如金”精神的体现。陈东山深知，不需要每一处都画满，不需要每一笔都用重墨。他用最经济的笔墨，表达最核心的内容——该画的画到位，不该画的绝不画多余的一笔。这种节制，使他的画面具有一种疏朗、通透的品质，给观者的眼睛和心灵留下了呼吸的空间。
“用墨简单”还与陈东山所追求的“清新淡雅”的画风直接相关。浓墨重彩的作品，可以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往往难以传达出“清新”与“淡雅”的感觉。陈东山选择用淡墨、简墨，正是为了营造那种“适然”的氛围。他的墨色，像是一首舒缓的小夜曲，而不是激昂的交响乐。这种选择，与他所描绘的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从容、内敛、含蓄——是高度一致的。
然而，“用墨简单”不等于“用墨单调”。简单的笔墨中，同样可以有丰富的层次与微妙的变化。陈东山对墨色的把控，有着精准的分寸感——他知道什么时候用焦墨，什么时候用浓墨，什么时候用淡墨，什么时候用极淡的“水破墨”。这些丰富的变化，都在“简单”的整体印象之下悄然发生。观者可能不会立刻意识到这种丰富性，但会感受到画面的“耐看”——这正是“简单”之中的“不简单”。
陈东山的“减法哲学”，还体现在他对画面元素的选择上。他不是什么都画，而是有选择地画、有重点地画。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他敢于舍弃；那些干扰主体的元素，他敢于删除。这种“舍得”的智慧，使他的画面干净、纯粹、有力。正如一位建筑大师所说：“完美不是没有东西可加，而是没有东西可减。”陈东山的画作，正是这种“减法式完美”的体现。
在“信息过载”的当代社会，陈东山的“减法哲学”具有一种特殊的启示意义。他用简单的笔墨，提醒我们：少即是多，简即是美。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生活哲学的践行者——用简单的方式，表达丰富的内容；用节制的态度，抵达自由的境界。
（文/顾枕山）
陈东山以民国人物为主要创作题材。这一题材选择，使他天然地具有了一种“历史性”——他的画作指向过去，指向那个已经远去但依然散发着魅力的时代。然而，陈东山画民国人物，不是“考古”式的复原，不是“怀旧”式的感伤，而是通过民国人物，与当代进行一种深层次的对话。
民国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资源，是因为那个时代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密切相关。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帝制终结、共和初立、新文化运动、中西思潮激荡……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的思考、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命运，对于同样身处“大变局”的当代人，具有深刻的参照意义。
陈东山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徐志摩、郁达夫、陈寅恪、梁思成等——他们身上体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在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困境，陈东山通过对这些文化巨匠的描绘，提醒人们：知识分子的天职，是独立思考、是追求真理、是守护良知。这不是对过去的“美化”，而是对永恒价值的“重申”。
陈东山的作品，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了一种“视觉的桥梁”。他的画中人物，虽然穿着长衫、身处旧式庭院，但他们的神情、姿态、气质，却能够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观众在看这些画时，不会感到“隔”，而是会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亲近。这是因为陈东山捕捉到的是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是不受时代限制的。
杨文军先生指出，陈东山营造的精神家园“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善于自省的、具有文人气息的当代知识分子群体”。这句话揭示了陈东山作品的一个重要功能：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中，当代知识分子可以看到民国的前辈，也可以看到自己——他们的困惑、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坚持。这种“镜鉴”的功能，使陈东山的作品超越了“历史画”的范畴，进入了“当代精神史”的层面。
陈东山以民国人物为载体，探讨的却是永恒的、超越时代的问题：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如何在浊世中保持独立？如何用思想与艺术回应时代的挑战？这些问题，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代知识分子也在面对。陈东山的画，将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而这，正是他作品最深刻的意义所在。
（文/张婉婷）
杨文军先生在评论中指出，陈东山“在多年的笔墨实践和充分内省之后，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心性自由成长的艺术之路”。这段话，揭示了陈东山艺术道路选择的内在逻辑——它不是外部潮流驱动的，不是市场因素决定的，而是基于“充分内省”之后的自主选择，是一条与“自己心性”相匹配的“自由成长”之路。
“内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修养功夫。儒家讲“吾日三省吾身”，道家讲“心斋”“坐忘”，佛家讲“观照”“内观”。内省，是对自我的审视、对内心的倾听、对生命方向的思考。陈东山能够在“多年的笔墨实践”之后进行“充分的内省”，说明他不是那种盲目跟风、随波逐流的画家，而是有自觉意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艺术家。
“心性”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指人的本心与天性。每个人的心性都是独特的——有人豪放，有人内敛；有人外向，有人沉静；有人喜欢雄强，有人偏爱清雅。陈东山选择“适合自己心性”的艺术之路，意味着他没有勉强自己去追求不适合自己的风格。他没有因为“雄强”的画风更受市场欢迎而放弃自己清雅的追求，也没有因为“前卫”的观念更受批评家关注而放弃自己传统的坚守。他画自己真正想画的、真正适合自己的——这种忠诚于自我的态度，是艺术创作中最可贵的品质。
陈东山的“心性”，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窥见一斑。他的画清新淡雅、线条舒缓、意趣盎然——这些品质，反映的正是画家本人从容、内敛、有文心的性格。他不是那种“火气”重的画家，不是那种“攻”的画家，而是那种“守”的画家——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守自己的审美理想，守自己对民国文人的追慕。
“自由成长”是陈东山艺术道路的另一个关键词。它不是“刻意经营”，不是“规划路径”，而是在心性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成熟。这种“自然”的姿态，与他的画风——那种“恰到好处的适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为人为艺，都是“自然”的、“自由”的，没有那种“用力过猛”的痕迹。
陈东山的心性自觉与路径选择，对于当代艺术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外部诱惑众多的环境中，如何保持清醒？在潮流变化迅速的时代，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陈东山的回答是：向内看，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向上长，按自己的心性成长。这种“内省-自觉-选择-成长”的路径，是一条可靠的道路，也是一条幸福的道路——因为它让你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
（文/梁任业）
隋永刚先生在评论中写道：“在陈东山的作品中，作品不仅是色彩、笔墨、技艺的总和，更是心境、风度和精神的体现，人生修养的积累，艺术的审美取向，都会在作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段话，将我们对绘画的理解从“技术层面”提升到了“人格层面”。在陈东山这里，绘画是心迹，是人格的外化，是修养的呈现。
“心境”，是指创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宁静的心境产生宁静的画面，躁动的心境产生躁动的画面。陈东山画中的那种“清新淡雅”“舒缓适然”，首先来自于他创作时的宁静心境。他是在一种从容不迫、不疾不徐的状态下创作的，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地“流”到了画面上。观者在看他的画时，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宁静，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抚。
“风度”，是指创作者的人格气质在作品中的显现。陈东山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文人的风度”——从容、内敛、有修养、有傲骨。这种风度，也是陈东山本人人格气质的投射。他选择画这种风度，是因为他认同这种风度、向往这种风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这种风度。画家的作品，往往是他自己的“自画像”——不是外在面貌的自画像，而是精神气质的自画像。
“精神”，是指创作者的精神追求在作品中的体现。陈东山的精神追求，可以概括为“文心”“雅趣”“自省”“独立”。这些精神品质，通过他的人物、他的笔墨、他的构图，渗透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他的作品，不是“技”的展示，而是“道”的体现——那个“道”，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的价值追求、他的精神信仰。
“人生修养的积累”与“艺术的审美取向”在陈东山身上是高度统一的。他的审美取向——清新、淡雅、意趣、适然——不是空降的、偶然的，而是他人生修养长期积累的自然结果。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不可能画出书卷气；一个内心浮躁的人，不可能画出宁静感。陈东山之所以能够画出这样的作品，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的画，是他为人的自然流露。
在中国传统画论中，“画品即人品”是一个核心命题。绘画的品格，是画家品格的反映；画家的修养，决定了绘画的格调。陈东山的作品，是这一古老命题的当代印证。他的画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技术上的精湛，更因为技术所承载的“人”的分量。在这个意义上，欣赏陈东山的作品，不只是在欣赏画，更是在欣赏一个“人”——一个有着文心、有着风骨、有着修养的当代文人。
（文/许观复）
陈东山的艺术教育背景非常扎实——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访问学者。这一背景，使他具备了全面的技术能力与深厚的理论素养。然而，他的艺术最终走向的却是一种“自由”的境界——“选择了适合自己心性自由成长的艺术之路”。学院教育与艺术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
学院教育，常常被误解为“束缚创造力”的桎梏。这种观点认为，学院的规则、标准、传统会限制学生的个性发展。然而，陈东山的案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扎实的学院教育，恰恰是艺术自由的基础。一个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人，他的“自由”往往是无力的自由——他想表达什么，但技术达不到；他想创新什么，但不知道从何入手。而经过严格学院训练的画家，技术已经内化为“第二本能”，他可以在技术的基础上自由驰骋，而不被技术所困。
陈东山在工艺美术学校的经历，训练了他对“完成度”的要求与对材料、技法的敏感；在天美国画系的学习，使他掌握了传统笔墨的核心语言与国画的审美体系；在央美作为访问学者的深造，使他开阔了艺术视野，接触到了更前沿的艺术理念。这三个阶段的教育，层层递进，为他铺就了一条坚实的技术与学养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他才有“自由”的资本——不是“不会画”的自由，而是“会画但选择这样画”的自由。
陈东山的艺术自由，还体现在他“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心性自由成长的艺术之路”。他不是被学院“规定”画什么，也不是被市场“诱导”画什么，而是根据自己的心性，自主选择了民国人物这一题材、清雅淡逸这一风格。这种选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任性，而是在充分了解自己、充分了解艺术规律之后的自觉选择。
陈东山的案例，对于美术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告诉我们：学院教育与艺术自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好的学院教育，不是给学生“套上缰绳”，而是给学生“插上翅膀”。它提供的是技术的基础、传统的滋养、思考的方法，而这些恰恰是艺术家获得真正自由的前提条件。没有根基的自由是轻浮的，有根基的自由是厚重的。陈东山的艺术，正是这种“有根基的自由”的生动体现。
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到天津美术学院再到中央美术学院，从严格的学院训练到自由的心性成长，陈东山走过了一条完整的、健康的艺术成长之路。这条路，他走得踏实，也走得自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条路上，他将走得更远——不仅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也为中国画的当代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探索。
（文/章启明）
（来源：创荣时代艺术中心）
画家简介
陈东山，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访问学者。现为中国铁路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可染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