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境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
绘画艺术自诞生起，便肩负着叙事的审美使命。主题性美术创作作为绘画叙事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价值、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形式、技术与情感表达上，均被赋予诸多当代文化的审美特征，因而更具当代艺术特质与鲜明的时代印记。艺术家如何结合时代特征推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期仰山论坛特别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担任学术主持，特邀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景波，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珂，围绕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论坛纪实
特邀学术主持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徐里
徐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仰山论坛，我是书画频道特约主持徐里。今天，我们四位齐聚于此，一同探讨主题性、主旋律及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相关体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美术创作工程。此前，由冯远主席主持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首次以全面、全景式、鸿篇巨制的方式，通过一百余幅画卷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予以呈现。这些作品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均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了解中华文明历史的厚重精神图谱。
此后，我们组织全国美术家创作了表现时代楷模与建国以来各时期劳动模范的作品，举办了“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展览，以及“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主题美术创作活动，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牺牲、甘于奉献，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完成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同时，我们还创作了为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最美中国人”系列作品，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之际，创作了“真理的力量”系列重磅作品。今天在座的三位专家，都是这些创作工程的亲历者、参与者、组织者与创作者。
党的十九大之后，尤其是今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此组织开展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美术创作工程”。这是首次全景式、全方位、全面地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党的领袖、伟人与英雄人物通过美术创作进行呈现。这些作品将于2021年7月1日，在新建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馆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展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密集组织创作了大量主题性美术作品，经统计，主题性、主旋律及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作品约三千件，其中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党史馆收藏的鸿篇巨制达四百余件，为国家填补了相关艺术领域的空白。这十余年来，中国美术界在组织创作与艺术家奉献方面，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历史留存了精神图谱与历史画卷。
以上是对近年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简要回顾，接下来，首先有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先生分享见解。冯远先生是我国著名美术界领军人物，同时也是文艺界与美术界的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和创作者，从早期的“百年美术创作工程”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及后续诸多创作活动，冯远先生均参与领导与组织。接下来，有请冯远主席从组织、创作、语言表现等方面，全方位谈一谈新时代主题性、主旋律创作与以往的不同之处。稍后，孙景波教授、王珂教授也将结合自身经历与对创作工程的理解展开交流，冯主席，请您分享。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冯远
冯远：“新时代语境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这一命题具有丰富内涵，其中有三个关键词：新时代、新时代语境、主题性美术创作。结合我多年的参与经历，时代存在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七十年，到改革开放至今，再到新世纪至今，乃至党的十八大至今，对新时代的聚焦可各有侧重。我认为“新时代语境”的内涵十分丰富，一个时代有其对应的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所形成的文化话语和表述。新时代文化语境，本质上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话语，是执政党、全体国民在社会建设发展到当前阶段所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具体到艺术领域，便是文化语境中的艺术语境，更进一步则是美术语境。这些都是影响特定时代美术创作的文化氛围、文化环境与艺术关注点，这是我对新时代文化语境的理解。
关于主题性美术创作，徐里此前已作详细介绍，近年来该领域呈现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态势，这是历史的必然。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彰显，让发展中的中国愈发受到世界关注，艺术创作理应与时代同频共振，而单一聚焦某一主题显然不够。
即将向全国展示的建党百年大型美术创作作品，其涵盖的党史内容，实则包含了国史、社会发展史的方方面面。这一系列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其一，弥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缺乏宏大叙事历史作品的缺憾，具备重要艺术价值；其二，对党员干部与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历史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持续发展的现阶段，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建设，是文化工作者与艺术创作者的首要使命和任务，我们应各尽其力推动其发展。接下来，请景波先生分享。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景波
孙景波：谈及这一问题，我会想起改革开放初期，美术创作经历的“探索期”，以及后续的“彷徨期”。探索期初期，美术家们有感于前三十年美术创作在题材与表现形式上的单一。国门打开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的美术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扑面而来，让大家一时无所适从，出现了盲目与西方接轨、引进外来形式的现象，不过也推动了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探索。彼时，美术创作的讨论焦点发生转变，以往强调“主题先行”，即创作内容是核心；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怎么画”变得更为重要，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内容。美术家们多依据个人爱好，聚焦生活中的细碎情趣进行创作。
《太宗纳谏》200cm×275cm 杨晓阳
这一现象发展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转变，不少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情调与格局陷入迷茫，甚至出现低俗化倾向。彼时，众多艺术家意识到，美术创作需要立足艺术思想，体现时代发展主旋律，聚焦国家与民众关注的现实生活内容。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十年前，美协的部分领导包括徐里同志，提出了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设想，调动全国具备创作实力的艺术家参与其中，这一创作导向一直延续至当下的百年党史创作工程。
在国家倡导主旋律创作的背景下，美术界的创作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曾经纠结于“怎么画重要还是画什么重要”的青年艺术家，在重大题材创作的引导下，逐渐意识到关注祖国历史、现实生活，聚焦能激发民族感与自豪感的创作内容和形式，才是美术创作的核心。由此，诞生了“五千年文明”“真理的力量”等系列创作，以及当前正在推进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创作”工程。
《保卫黄河-一义勇军进行曲》 148×214cm 冯远
这类大型美术作品的诞生，借鉴了历朝历代与中西艺术发展的经验，其创作必然是国家行为。如今，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国家层面的引导对当前美术创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国当代美术界的创作者，包括青年美术创作者，均踊跃参与到系列创作中。正如徐里书记所统计，数以千计的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以艺术形式讴歌时代。
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服务，艺术来源于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是永恒的真理。回归这一艺术创作本源，让美术创作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尤其是这些大型创作，必将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艺术遗产。
在参与五千年文化美术创作工程时，我曾说过，此次创作从五千年文明源头延伸至当代，为中国留下了一部图画版的《资治通鉴》。这对于引导当代青年认识国家与国家历史、树立正确人生观，具有古人所言“成教化，助人伦”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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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盛会》孙景波 515x917cm
能够参与这类创作活动，我深刻感受到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我也曾有过创作迷茫期，不知该为何创作，而文联与美协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题材创作命题，让我重新燃起创作激情。我在七十多岁时创作《贞观盛会》，创作热情被彻底唤醒。此前，我的创作多聚焦现实生活，而连续三次参与重大题材创作，完成了五六件作品，这些创作命题为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
徐里：孙先生的分享非常深刻，他不仅完成了多幅重大主题创作作品，也点出了美术创作曾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真正发展高峰，始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始于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后，总书记召开的首个重要会议便是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此后又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文化自信，这一理念在建党九十五周年时被进一步强调，最终在党的十九大被写入党章，标志着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但美术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却遭遇了诸多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美术领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这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建国后，美术创作受前苏联影响较深；改革开放后，又陷入全盘西化的误区。因此，在一段时期内，美术家们对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主题性、主旋律的当代美术创作缺乏积极性，这与当时美术领域存在的去思想化、自由化、市场化、娱乐化等问题密切相关。为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组织一系列美术创作工程，纠正思想偏差，让美术家们重新回归主流创作方向，摆脱西方思潮的不良影响。经过多年的努力，美术家们能够主动融入时代发展，积极参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每一次美术创作工程，都有数千位美术家参与，经遴选后，数百位美术家进入最终创作环节。今天到场的王珂教授，便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优秀践行者。他创作的《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刻画了怒江县委书记高德荣投身脱贫攻坚、帮扶少数民族群众，为修路长期驻守路边的感人事迹；在建党百年创作工程中，他创作的《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再现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壮阔场面；在“真理的力量——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创作中，他的《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生动展现了延安时期党的领导干部、士兵，以及从大城市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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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好县长一一高德荣》500cm×200cm 王珂
王珂教授不仅创作出诸多优秀作品，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专业学生。由此可见，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能诞生优秀作品，还能在创作过程中锤炼创作队伍，培养领军人物与青年后备力量。王珂教授对此深有体会，接下来，有请您分享见解。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王珂
王珂：我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高校美术教师，接下来，我将从自身视角谈谈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理解。主题性美术创作具备三大功能：教育功能、宣传功能与历史记录功能。随着时代发展，民众的审美需求不断变化，这要求我们不断更新创作观念，紧跟时代步伐，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与风格样式，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功能，否则其功能价值将大打折扣。
新的表现形式与风格，需要创作者具备综合的专业能力作为支撑，但通过多次参与创作，我发现创作者在专业能力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这一问题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美术教育。作为高校美术教师，我发现当前院校本科教学过度强调观念与创新，造型基础、笔墨功底、画面驾驭能力等基础教学内容被大幅压缩，导致学生缺乏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这一问题在青年创作者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当下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物质生活，其思想认知、政治素养与政治敏感度均有显著提升，这对主题性美术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创作者必须秉持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创作出符合当下民众审美的作品，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此次建党百年创作工程中，我创作了《瓦窑堡会议》，创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具体问题。首先，需要深入学习、解读瓦窑堡会议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意义；其次，画面中人物的位置排布等细节设计，也需要反复推敲、打磨。
徐里：王珂教授的分享十分真切，也点出了当前美术创作与美术教育中的核心问题——人才培养问题。受改革开放前期西方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出现偏差，过度重视观念与设计，忽视了基础教学，这在人物创作与主题性绘画创作领域形成了明显短板。
目前，我国美术界具备实力、能代表时代创作水平的创作者，主要是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出生的美术家，青年创作者的数量相对较少。我们在创作优秀作品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青年后备力量，这需要王珂教授等各位专家在创作过程中，以带助手的方式培养青年创作者，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成长。否则，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美术教育在主题性创作与人物画创作领域，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此外，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创作难度极高，除了需要扎实的人物造型与画面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创作态度，即对历史的深度认知与理解。例如，在组织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时，我们邀请了多位国内顶尖的国史专家参与指导，年过八旬的专家会与美术家就历史细节展开激烈探讨。因为历史题材创作必须尊重历史，人物形象、服饰、画面背景、器皿等细节，均不能出现时代错位，这是创作的基本准则。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情怀与时代背景各有不同，创作者需要精准把握。以红军长征题材创作为例，大众印象中的红军是身着灰色服装、头戴八角帽，但实际创作中需注意，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人物形象、服饰、武器、作战环境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要求创作者深入研究历史。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新时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也实现了诸多突破。例如井士剑创作的《飞夺泸定桥》，采用表现主义的创作形式，即便人物形象并非写实刻画，却精准营造出飞夺泸定桥战役的紧张氛围，成为经典之作。
《飞渡泸定桥》300x800cm 井士剑 郭健濂
艺术发展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冯远主席曾参与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也多次在政协会议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特别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表现时代、讴歌时代、讴歌楷模，与时代同步发展。对于中国画而言，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创造，是核心命题。例如，中国画人物画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如今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极大地弥补了中国历史人物画的诸多不足。
当前的时代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只要有利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表达、创新与发展，能够契合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语境，任何表现形式与艺术语言都值得被接纳与鼓励。因此，近年来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作品，在表达、形式与语言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与以往的创作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每一件作品都各具特色，且作品的场面与体量均实现了突破，这是以往的创作所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有请冯远主席进一步分享。
冯远：谈及主题性美术创作，我想作进一步的阐述。我个人认为，所有艺术创作，无论是音乐、戏剧、舞蹈还是美术，每一件作品都有其核心表达内容，这便是作品的“主题”。无论创作的格局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表达，是厚重的历史主题还是轻松的生活表达，即便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现代艺术形式，其创作核心仍是“表现什么”，这是广义上的主题性创作。我们此次探讨的，实则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历史画创作的范畴。准确来说，历史画创作是美术门类中难度较高的领域，它要求艺术家深入研究、理解历史，精准把握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情感、时代特征与社会风貌，对艺术家的专业技术能力是全方位的考验。而主旋律题材的创作范畴并非仅局限于历史画，反映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精神面貌与现实诉求的创作，同样属于主旋律题材。
在全国各类美术大展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即便聚焦个人视角，刻画亲人、同学、朋友，或是抒发个人内心情感，只要追求真善美，都与主题性创作相契合。从这一角度而言，主题性绘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而历史画创作正如各位专家所言，需要艺术家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高度的思想认知、崇高的理想情怀与饱满的创作热情，缺乏这些，便难以挖掘厚重的历史主题。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美术史对时代精品与历史题材艺术成就的记载较为欠缺，甚至现有美术史更多是艺术风格史，对时代背景的介绍较为简略。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历史题材绘画作品，却未能在美术史中得到充分记载，这与史料搜集、艺术评价标准等因素相关。而这十余年来，大型主题性绘画尤其是历史画创作的开展，让中国艺术家重新认识与解读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以艺术形式讴歌党的百年历史与国家的发展巨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中国的大国形象愈发受到世界关注，而美术是最能以视觉形式表达重大时代命题的艺术门类。正如各位所言，历史题材绘画创作难度极高，要求青年创作者深入了解、体会厚重的历史，以创作热情揣摩特定时代的风格面貌，这对青年创作者而言确实是一大挑战，这也回到了王珂老师提及的人才培养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当下艺术创作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鼓励艺术风貌的探索与创新，也绝不能陷入样式主义、纯粹形式主义的误区，更不能进行概念化、观念化的刻意操弄与玄幻化的表达，否则将偏离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同时，当前美术创作与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青年创作者对历史的认知不足、基础教学薄弱等，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美术创作的选题与内容丰富多元，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为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正如景波先生所言，重大题材创作唤醒了艺术家对历史的创作热情与责任担当，这种精神值得传承给更多青年创作者，主题性美术创作绝不会后继无人，反而会人才辈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在国家文化发展导向的引领下，必将涌现出更多优秀的青年创作者与优秀作品。历史画创作的主题虽有传承，但青年艺术家的创新与创造，将让这些经典主题不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力，让更多精品力作进入国家艺术殿堂，这是文化积累的重要过程，相信会有更多青年创作者关注并投身这一领域。我们四人都曾担任高校教师，肩负着艺术教化与传承的责任，因此，主题性美术创作尤其是历史画创作，在当下与未来必将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孙景波：谈及主题性美术创作，尤其是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我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这类创作已成为国家行为。当文化自信成为国家领导与全体国民的共同认知时，国家层面对文化创作的引导便占据了主动地位。这里的“引导”并非限制，而是倡导——倡导当代艺术的百花齐放，让各种表现形式与创作内容都能在艺术领域充分展现。在艺术的百花园中，我们更强调与提倡那些具有生命力，能对民族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作品，这类作品能进一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底气，因此，国家层面的引导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家层面组织推动的重大历史题材与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回望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欧洲古典主义、印象主义、抽象主义，以及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西方艺术形式被大量引入中国，但当时的学习与借鉴较为浅显，这也让不少美术家陷入创作迷茫。二十多年前，文联、文化部，以及今天在座的几位专家，作为国家重大题材创作的推动者，提出了重大题材创作的课题，带动了中国美术界老中青三代美术家的参与。如中国美术学院的全山石先生，如今已九十余岁，二十年前参与创作时也已年过七旬；张文新先生、詹建俊先生等前辈美术家，如今也已八十余岁，均为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央美术学院二十余岁的年轻研究生也参与其中，这充分说明，关注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创作，具有强大的引导力与感召力，能激发广大美术家的创作热情。
《开国大典》230cmx402cm 董希文
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的正确引导，能让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更加端正，培养出一批具备扎实创作实力，能创作出契合时代需求与民众期待的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当前，美术界的创作状态已走出迷茫期，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中青年艺术家成为重大题材创作的中坚力量。例如在党史创作工程中，何红舟、孙景刚等中国美术学院的青年油画家，就创作出了诸多出色的作品。这一代中青年艺术家成为创作中坚，是时代发展的自然结果，他们的年龄与阅历，让其对中国现实与历史有着深刻的认知，同时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能够驾驭重大题材创作。他们在创作的同时，也在培养青年后备力量，推动创作队伍的薪火相传。
中央美术学院也成立了重大主题创作中心，其目的不仅是开展创作实践，更在于培养院校的中青年教师与学生，引导他们将创作关注点投向主题性创作与重大题材创作，通过基本功、构图、构思等方面的专项课程，锤炼创作队伍。这支创作队伍的形成，与国家文化发展的思路和引导密不可分。因此，我认为主题性重大题材创作，尤其是大型历史画创作，必然是国家行为。这类作品体量宏大，无法由创作者私人收藏，需要专业的场馆进行陈列与保存。令人欣喜的是，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具备容纳大型美术作品的条件。回望过去，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詹建俊先生的《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作品，因创作场地的限制，作品高度极少超过两米，宽度极少超过三四米。
《狼牙山五壮士》 186X203cm 詹建俊
而如今，当这些经典作品与新时代的大型创作作品悬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宽阔展墙上时，曾出现过詹建俊先生所说的“画不能这么挂，这么一挂像邮票了”的情况，这正是因为展馆的展示空间实现了大幅拓展。也正因如此，在冯远主席倡导的第二批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我们明确了作品创作尺寸，高度达4米，宽度达6米、7米甚至8米。这一尺寸要求，也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潜力，如唐勇力先生创作的近20米长的作品，便是典型代表。国家实力的提升、国家博物馆展示空间的拓展，推动了一大批大型主题性美术作品的诞生，让人联想到法国卢浮宫中达维特的《加冕礼》等大型经典画作，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能为这类大型作品提供合适的展示空间，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时代盛世在艺术领域的体现，盛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大型作品的创作，不仅需要专业的创作场地，更需要艺术家的心血与付出。当前，全国各地的省美术馆、博物馆也都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展示场馆，为艺术家施展创作才华、抒发创作热情提供了可能，这一点让我倍感欣慰。
徐里：孙先生的分享十分精彩，新时代的美术家，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能够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紧扣时代中心工作，以画笔描绘民族精神、书写历史华章。因此，新时代美术家的作品，既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又彰显了时代的精神风貌。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而美术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能够以视觉形式生动展现并传递民族的精神风貌。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美术家应以画笔为媒介，发现并记录时代之美，为国家与民族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始终认为，美术创作应关注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伟大贡献的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以作品表现时代、讴歌时代，展现当代艺术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最新成果。
本期仰山论坛的参与人数虽有限，但探讨的主题却意义深远，核心是如何以美术形式展现民族精神、党的历程、国家发展与人民风貌，思考当代艺术家应为时代、为后代留下怎样的艺术篇章。希望通过我们多年的努力与本次论坛的探讨，能为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发展凝聚艺术力量。让人们从美术家的作品中，感受时代的发展脉络，见证伟大国家的历史征程；让那些辉煌的时代瞬间、伟大的人物形象，以视觉艺术的形式代代传承，让后人从中汲取民族自豪感与奋进力量，为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感谢各位观众与朋友们的收看，本期仰山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录制花絮
（来源：书画频道）
艺术家简介
徐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文联美术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全国美展总评委、评委会主任，中国文联、财政部、文旅部“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办公室兼创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宣部、财政部、中国文联、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秘书长、创作指导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顾问，第十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品连续入选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及《20世纪中国油画展》《第二届中国油画展》《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精品展》《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等国家级展览并获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美术馆和政府机构收藏。许多海外政府、机构、洛克菲勒家族等收藏家收藏。先后率团出访各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并举办画展。出版个人画册二十余种。
2007年入选中国油画50家，2011年入选“艺术之巅”——中国油画2010年度十大人物，2012年被授予乌克兰大使奖，2013年被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授予“杰出艺术成就奖”，2015年被俄罗斯艺术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2016年获俄罗斯美术家协会苏里科夫金质奖章，2017年被授予比利时东方文化骑士勋章，2019年被吉尔吉斯斯坦授予杰出文化人物奖章。2017年在意大利出版发行《徐里油画集》，2019年油画作品《对话》被收藏并陈列于意大利达芬奇博物馆。
冯远，画家、教授、公务员、文化学人，1952年生于上海。198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师从方增先先生。1996年起历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国家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长、艺术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作品多以反映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为主，造型严谨生动、生活气息浓郁，绘画形式新颖，尤以擅长创作大型史诗性作品和古典诗词画意作品。代表作品有中国画《长城》《星火》《母子图》《屈原与楚辞》《世纪智者》《逐日图》《世界》等；主要论著有《东窗笔录》《重归不似之似》《回到单纯》《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水墨人物画教材》等150余万字；出版画集画册10余种。从艺四十余年来，曾多次赴欧美亚多国举办个展、巡展，并做演讲授课，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曾获国家优秀教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孙景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艺委会委员、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国盛典》获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主要作品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国盛典》《万国来朝》《阿细新歌》《阿佤山人》《青海湖》《贞观盛会》《马克思和家人的莎士比亚之夜》《曙光就在前面——方志敏烈士就义》等。2000年获国务院颁发“为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政府津贴，2003年评为北京市名校名师称号。
王珂，1960年生于山东省潍坊市。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委会委员，现任书画频道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多次参加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项目，作品入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美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