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背景，围绕“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系统探讨。在辨析其与“中国艺术”“中华艺术”“民族艺术”“传统艺术”等相关概念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艺术”具有以“一体”为精神内核、以“多元”为表现形态、以“交融”为演进动力的三重辩证结构，并由此构成一个动态稳定、有机生成的概念体系。通过梳理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等多重历史通道中艺术交融的典型案例，文章揭示出“中华民族艺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生成、持续建构的逻辑脉络，指出其并非静态的文化遗产，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体。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民族艺术”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载体，在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推动文化自信自强等方面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艺术；多元一体；交融；历史生成；共同体意识
基金项目：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重大课题“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项目编号：ZGWLBJKT202502)阶段性成果。
当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有目共睹，人口与经济的双重体量构成了我们在世界格局中的独特地位。时值“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正处在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在此背景下，深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当代中国艺术理论研究体系，亟待进行系统反思。如何推动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如何使其与我国快速发展与提升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已成为亟需解决的学术课题。构建中国自主的艺术学知识体系，势在必行。
回望中华民族的艺术创造及其发展演进脉络，一方面，我们似乎能够直观感受到，“中华民族艺术”作为一个概念，正如先民观天察地，于历史长河中锚定的那颗恒定不移的北极星，在众多交织的星体矩阵之中居于中枢地位，众星环绕，指引方向。另一方面，只有准确定位了“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概念的坐标方位，方能够充分以此为依据，在艺术领域展现其作为理论框架与历史实存的双重意义。中华民族艺术这个概念，应该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艺术领域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新时代的语境里，其概念与内涵亟需在学界达成共识。
一、中华民族艺术的理论独特性及其概念体系建构
事实上，中华文明的文化积淀主要基于三个支撑点，即以“格物致知”为内涵的求真认识论，以“天人合一”为主轴的和谐宇宙观，及以“中和守正”为基调的人生价值观。它们彼此之间层层递进、循序渐进，成为支撑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柱。
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艺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不仅要在当下艺术学学科理论框架下，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深入考察，同时也要基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经济已然崛起的大国现实，将其与一系列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力图使其学理内涵更为明晰。只有厘清中国艺术、中华艺术、民族艺术、传统艺术等相类似的概念及其内在关系，才能准确定义何谓中华民族艺术，并确立其在当今学术领域的价值与意义。
1.从“中国艺术”到“中华民族艺术”：概念演进与学理拓展
“中国艺术”一般而言是以国土疆域为界定标准，虽地理位置清晰明了，但容易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交汇和各地区民族文化差异，以及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提出“中华民族艺术”这个概念，是因其突破了单纯的地理疆域与政治格局，在艺术主体层面上，由地域中心转向中华民族整体；在艺术形态层面上，由静态的艺术集合转向动态的艺术交流，强调中华大地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借鉴及艺术生成关系；在学术视野层面上，则从内部视角扩展至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传承弘扬的宏观视角。
“中华艺术”因注重中华审美追求和艺术所蕴含的中国哲思，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承及其文化归属，展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但过于侧重中原汉地艺术的历史面貌。相较而言，“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概念既承认文明的普适性，又突出民族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演进至当下的现实性。中华民族艺术一方面指代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的艺术发展史，另一方面也囊括了近现代，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摄下各民族艺术交融发展的新动态。
“民族艺术”通常是指某一个特定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文化特质。民族艺术作为概念，其涵盖范围、空间分布以及传承谱系虽比较明确，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中华民族艺术”的概念则不仅限于单一民族，而是在范畴上涵盖了五十六个民族的艺术成果，体现了多民族一体的艺术新质态，呈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丰富样态。
此外，中华民族艺术相较于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二元对立，体现了连续性和间断性的辩证统一。“传统艺术”的说法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误区，把艺术固化为一种历史状态。而中华民族艺术的特别之处在于：首先，它承认传统的流动性与延展性，各民族艺术传统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不断被再阐释与再创造；其次，它涵盖了现代转型的多种可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可以采取保持、适应、创新等多样化的应对方式，不是单向度地被纳入现代艺术体系。
中华民族艺术的现代性以复数形式存在，而非单一的同质化进程。此外，它不是封闭的“完成时”，而是持续生长的过程，不仅涵盖了这片土地上艺术的“过去时”“现在时”，同时还包含了面向未来的“将来时”。
2.多元一体性：中华民族艺术的结构特质与表现形态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华民族艺术较其他相类似的概念而言，尤其是在今天这一拥有十四亿人口，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新时代大国语境下，具有以“多元一体”为核心的结构特征，构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艺术谱系。
首先，中华民族艺术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这是其最根本的特点，正如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②其多元性体现在艺术语言的载体方面，包括汉族艺术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艺术语言的差别；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涵盖汉族书画、蒙古族长调、侗族大歌、哈萨克族阿肯弹唱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在艺术审美范式方面，呈现草原民族的雄浑博大、山地民族的古拙神秘以及水乡汉族的灵秀柔美等多样的艺术追求。而一体性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符号互通”，如龙、凤、牡丹、祥云等传统符号被多个民族共同使用，尽管其有不同的解读内涵；二是母题共享，如神话、史诗、爱情叙事等主题跨越了民族界限；三是价值共识，和谐、中和、象征等中华美学核心理念贯穿于各个民族的艺术评判标准之中。
换言之，中华民族艺术并非一个凝固的概念，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与演变之中。“交往交流交融”③三级互动机制构成了其演进模式。贸易带来的物质交换是前提，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远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文化与艺术因子在民间传播的重要路径。如佛教美术的东渐，传入内地后经本土化发展，演变为融合儒道思想的汉传佛教艺术，并延伸出删繁就简、直击人心的禅意书画；传入雪域高原后，则演化出色彩浓郁、造型别致的藏传佛教艺术；而在西南地区，佛教艺术与当地原生宗教信仰融合，形成多样化的艺术表达。又如清军入关后，清代宫廷艺术审美取向一方面延续“骑射”尚武精神，另一方面广泛吸纳汉族士人阶层的文化品味，塑造出刚柔并济的清宫美学风格。
从当下语境来看，中华民族艺术最基本的功能是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载体。具体包括：各民族艺术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如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尤其是发轫于青藏高原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广泛流传于藏族以及蒙古族、纳西族、裕固族、土族等民族中，甚至跨境、跨文化语境向周边传播，成为见证长期以来藏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宝，也成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在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方面，艺术成为抒发民族情感的共鸣器，由各民族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以艺术形式塑造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共同情感。在价值观层面，艺术是凝聚民族精神与共同体价值的鲜活表达。同样，民族团结题材的美术作品、反映民族区域发展的摄影作品、展现各民族交往的影片等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视化表达。
3.从传统到现代：中华民族艺术的创造性转化
聚焦中华民族艺术的理论构建，挖掘其叙事智慧，结合新时代语境探索中国艺术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艺术语言的深度融合，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然而，聚焦中华民族艺术这一研究命题，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问题，即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作为主体，其内部始终蕴含着丰富的能动性与强大的创新基因。
中华民族艺术绝非一成不变的历史遗存与堆积，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动态发展且不断创造的完整体系。在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华民族艺术”愈发彰显出强劲的能动性和创新性。在当代艺术创作实践与传统的现代转化方面，以云南舞蹈家杨丽萍为例，她将傣族孔雀舞从民间仪式中提炼升华为现代舞台艺术，既保持了民族的身份标识，又呈现出国际化的艺术语言；从艺术元素的跨类组合来说，如徐冰的《何处惹尘埃》通过禅宗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探讨了人类精神与物质世界的本质关系，并未直接表现灾难，而是以尘埃作为终极物质形态，映衬人类虚妄的执念，深刻表达了中国艺术家对“911恐怖袭击事件”深层原因的反思；在艺术表达观念方面，《青海湖》《圣湖牧女》等歌舞类节目，由艺术家们用歌声与舞姿表达对神山圣湖的深情，同时传递对环境保护的强烈诉求，同样，壮族歌圩节作为表达团结精神的新载体，赋予社区和谐以全新诠释，展现了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强大文化资源；2022年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演出传递了“一起向未来”“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凸显了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
随着我们逐步明晰了中华民族艺术作为具有很强包容性与历史穿透力的文化概念，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与影响，使更多民族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角度讲，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概念首先打破了民族本位主义的束缚，为我们整体理解和把握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艺术综合体，提供了整体性视角与新的学术维度，不仅能使我们深切感受到自身文化的归属感，同时能够促使我们主动推动各民族艺术在新时代相互砥砺、共生共荣。
二、历史脉络中的多元共生：中华民族艺术的生成逻辑
中国艺术史始终是一部动态发展的历史，从秦汉统一到今日，历经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华夏大地上中外艺术、各民族艺术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演进脉络贯穿其中。中华民族艺术正是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土壤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艺术史已为其记录下演进的历程。历史证明，中华民族艺术的演进规律宛如植物的四季生长周期—在跨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中，艺术的发展亦如草木一般，历经代际更迭而生生不息；每逢新的历史阶段，总会萌发出崭新的枝芽，展现出内在强大的生命力。
1.汉唐至明清：多民族艺术交融的历史轨迹
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中国艺术融合的关键阶段。秦汉统一的政治体制，第一次从制度层面为跨区域艺术交流提供了可能。随着汉代通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了连接中原、西域乃至中亚更远地区的艺术交流大动脉，这一时期的艺术融合，表现出自上而下的体制推动，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交流，两种交融模式相互交织，共同促进艺术的发展。
两汉以来，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同时，其艺术样式也随着不同地域和民族不断地被转译，源自古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佛造像，沿丝路东传，与龟兹、于阗等地的本土审美相融汇形成了西域风格，进入中华大地后，佛教艺术经历了一系列典型的风格变迁：北魏中期的“王者仪容”、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的“褒衣博带”与“秀骨清像”、北齐时期的“曹衣出水”、北周时期的“壮实浑厚”造型风格。
至唐朝，汉、藏以及回纥等多个民族艺术家的交融达到新的高潮，唐长安城成为世界商贸与文化艺术交汇的中枢。音乐与舞蹈以其开放包容、融合创新的特质，充分展现了盛世文化的繁荣景象，在此期间，中原传统乐舞与西域的乐舞融合改造，形成了包含《清商》《龟兹》《高昌》《天竺》等十部宫廷宴乐的“十部乐”体系，④构成了中华乐舞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舞不仅作为官方彰显多元文化交融的载体，同时也通过艺术的方式宣示政治理念，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云冈、麦积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浮雕与壁画中，看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舞乐场景。胡旋舞以急速且连续旋转为特征，风格豪迈奔放；胡腾舞则以腾踏跳跃为主要特征，舞姿矫健豪迈；柘枝舞同样深受大唐宫廷与民间巷陌的喜爱，这些舞蹈粗犷豪迈的表演方式也给中原艺术增添了新的表达方法。在乐器方面，沿丝绸之路传入的横笛、箜篌、唢呐、琵琶等乐器逐渐“入乡随俗”，成为中国传统乐器和民族器乐的重要成员，这些乐器不仅是丝绸之路音乐交流的活态见证，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此外，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促进了金银器物的制造技艺和纹饰图案、丝织品、陶瓷工艺的广泛交流。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珠纹样、西域地区的藤蔓卷草纹样和缠枝葡萄纹与中原地区的云气纹、龙凤纹样相互融合，构成了大唐盛世雍容华贵的审美风格，是物质文化领域内多民族文化艺术深度融合的明证。
两宋时期，宋与辽、金、西夏等政权并立，其宫廷、士大夫与北方民族艺术之间跨区域、跨民族的互动从未停息。即便政治上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峙，但文化艺术的交流未中断，反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双向借鉴的独特局面，塑造了华夷一体的文化认同。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正如《元史·地理志》记载：“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⑤元朝疆域广阔，文化交融繁荣，艺术大交融达到第二次高峰。以元青花为例，其作画用的颜料“苏麻离青”⑥，钴料来源于波斯地区。一方面其精美的装饰图案深受波斯与中亚纹样的影响，但画面的主题内容仍以汉族传统吉祥图案、戏曲故事、山水风景为主。景德镇产的元青花瓷远销海外，许多博物馆保存有带有阿拉伯文的元青花定制瓷器，成为多地域物产与多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
明清两朝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并不只是一味的借鉴和融合，更多表现为彼此吸纳、传承与弘扬的过程。中国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战争迁徙、西方传教士等多渠道传播至世界各地，给当今世界贡献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浸润下，各民族艺术才得以相互启迪、相互促进。同样以青花瓷为例，明清时期为外商专门定制的景德镇“外销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出，成为欧洲皇室、贵族乃至寻常百姓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其装饰图案显现出明显的异国情调，甚至瓷器上绘制的人物出现了欧洲人的形象和服饰；在建筑领域，北京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等建筑营造系统地融合了多民族的建筑形式与风格，通过色彩表征、数字寓意、吉祥纹样等多种视觉元素，在实用功能之外，还构建出一个丰富而有序的文化象征世界，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理念和审美追求。在绘画方面，中国本土宫廷和民间画家借鉴了西洋铜版画技法；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郎世宁以中国物象为主题，将中西绘画技艺融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这些都是中外艺术家双向奔赴的有力见证。
纵观汉唐以降的历史，经由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物质与文化交流通道的驱动，加之商贸、迁徙、宗教传播等因素，推动了从形式借鉴、技术传播到审美融合、意义共创的多层次艺术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艺术深厚的历史底蕴，其历史连续性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正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结果。
概言之，中华民族艺术的一体与多元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中原文化向四周扩散的过程，同时也是周边民族文化不断向中原输入的过程。二者相互依存、交融互构，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所以，“中华民族艺术”这个概念并非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无端臆造，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艺术历经几千年融合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高度提炼与总结的产物。厘清其形成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中华民族艺术的深层内涵，明晰其何谓一体、何以多元的内在逻辑。
2.从文化符号到文明对话：中华民族艺术的国际表达
在今天的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艺术是一个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这种多元一体与包容性，经由中国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进程而形成，并由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所支撑。中华民族艺术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在新时代以自信姿态参与全球艺术对话的基础，而非如从前仅仅停留在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思考。事实上，基于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且经济已然崛起的事实，我们今天更应该思考如何为推动全球艺术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的价值取向。换言之，今天中华民族艺术不仅要对外传播富有智慧和厚重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更要通过艺术形式传递中华民族关于文明互鉴、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艺术形塑一个可信、可爱、可敬，同时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在此语境下，中华民族艺术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文化研究术语，它既联结着人类文明的历史与当下的交流互动现实，也是联结起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认知，实现讲好中国故事时代使命的关键概念，成为新时代深化本土文化的认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新角度和新话语，兼具标志性与导向性的价值和意义。中华民族艺术的当代意义在于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⑦提供了一个既形象、具体，又可触摸的文化载体与精神寄托。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概念既包容并体现了五十六个民族艺术“各美其美”的独特价值，又彰显了历史上相互借鉴、交融共生及“美美与共”的审美特征。一方面，它尊重传统文化延续过程中各民族多样的文化表达；另一方面，它倡导当代艺术创作中的相互借鉴与艺术形式创新，既丰富了当代艺术创作的多样表达方式，又能够在创作实践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和文化归属感。
三、中华民族艺术的共同根基、多样形态与交融动力
中华文明有着很强的连续性与包容性，其美学精神在艺术作品里体现为中和之道、天人合一、美善相乐的融合状态。中国以历史悠久、疆域广袤、人口众多及多民族和谐共处为显著特征，经济与科技的腾飞使中国在当今世界呈现出当代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家样态。在文化艺术方面，我们亟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体系与标识性成果。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概念之所以提出，是因为其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深沉的精神共识和集体认同，体现出统一的文化根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与交互融合的特质，并在跨越时空、跨越艺术形式的动态交融与创新中不断拓展其发展空间。从学理上分析，中华民族艺术一体、多元、交融的三大特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三足鼎立之势形成相互联系、彼此塑造的稳定支撑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艺术的精神内核及演进路径。
1.天人合一与和谐之美：中华美学的精神根基
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概念，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立足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秉持的深层审美价值取向，是多元艺术形态相互沟通、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基石。
古往今来，人类情感具有共通性，可以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不因地域差异或民族区别而有所不同。按照荣格的“原型”理论，每一个原始意向中都沉淀着人类精神和命运的诸多碎片，保留着祖先在历史中反复经历的喜怒哀乐，并且总体来说始终遵循着同样的精神路线。⑧除此之外，中华民族艺术体现了对“和谐”的普遍向往，这源于中国人自古推崇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思。同时，在文学、艺术、建筑等创造实践中，“文以载道”“象外之象”的观念早已融于历代艺术创作者的血脉，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衡量艺术深层价值的重要标准。此外，艺术表达中对象征性的追求，体现了不同艺术门类的共通特质，象征符号的作用在于“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⑨以故宫建筑为例，从整体规划、空间营造到建筑细节，无不融汇中国古代哲学象征，凝练于术数转译与形制规范之中。故宫不仅是礼制的载体，更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哲学思想的具象化，其设计中蕴含精妙的数字密码，如“九五之尊”，并将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数字密码嵌入建筑细节，无论是大到建筑规划、形制、装饰、色彩，还是小到每一个脊兽、望柱、窗棂的样式，无不暗含了深层的文化认同与象征意义，将人间宫阙与天上的秩序自然、和谐地紧密相连，生动地体现出“中华民族艺术”对天地人、形与神、情与理和谐统一的价值追求。
2.地域、民族与形式：中华民族艺术的多样性表达
长久以来，从南到北、由东及西，中华民族艺术形成了多元并存、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这一格局既是中华文明包容智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创造力永不枯竭的源泉。
中华民族艺术具有一体性格局与多元活力，且具备自驱前行的动能。其多样性源于不同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差异，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气质。这种多样性在一体性的范畴内，随着时光流转不断呈现活态发展态势，由丰富的艺术载体与表现形式共同塑造出中华民族艺术的立体形象。例如，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古琴艺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中国朝鲜族农乐舞、蒙古族呼麦演唱艺术、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等，各类鲜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技艺均体现出特定群体在艺术感知与表达上的独特视角及方法。
探究中华民族艺术多元性的美学特质与情感内涵，我们能发现其艺术形态丰富多样。北方辽阔草原上传唱着悠扬的蒙古族长调，闽南泉州街巷中回荡着清丽柔婉的南音，雪域高原绽放着色彩饱和且富有象征意义的艺术表达，江浙地区延续着雅致尚意的文人艺术传统……这些各美其美的中华美学风格，是各民族人民独特精神气质在与自然、历史对话中的具象呈现。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性的活态艺术传承始终深深扎根于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与时代发展的进程之中，展现出中华民族艺术的旺盛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3.交融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把中华民族艺术内在的一体性视作其精神脊梁，那么多元性则是其肌理与容颜，而其流转不息、兼容并蓄的交融性，则宛如贯通全身的血脉与筋骨，在漫长岁月中不断生长、调适与前行，赋予中华民族艺术这一有机生命体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艺术从来不是孤立先在的存在，而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经由各民族、各区域之间持续地接触、对话、交融、再生，逐渐生长为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有机生命体。
中华民族艺术的交融性，主要体现在其经由漫长层累与融合所生成的内在肌理与结构之中。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艺术的形成，同样是动态且多维度的交融进程。不管是汉唐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外来艺术与本土风格的融合，还是宋元时期各民族在戏剧、美术等领域的碰撞与创造，还是明清以来宫廷与民间、中原与边陲之间不断进行的艺术对话和相互渗透，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艺术交融的生动见证。今天我们看到敦煌莫高窟的壁上瑰宝，其跨越千年、层累而成，画面里交织着西域与中原的艺术主题、构图技法、材料工艺，一切都不是孤立的美学现象，而是漫长、多层次文化交汇与融合的视觉见证。
中华民族艺术的交融性在共时层面展现出互动共生的生动景象。五十六个民族共居的背景之下，各民族文化始终相互映照、彼此影响，呈现出动态的关联。这种互动通过持续的商贸往来、人员迁徙、深入的宗教传播以及扎根生活的民间交往达成。文商相济、道器共融的艺术成果不是简单的单向吸纳，而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创造性转化与演进，在此背景下不断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与审美表达。所以，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差异，实为以一体为根基，在东南西北不同生成路径与语境中自然形成的多元表现。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多样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种不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关联、彼此渗透的样态。正是持续地交融使一体性根基愈发稳固，凝聚又让多元的活力持续焕发，进而推动了新的艺术形态不断涌现，应时而生。
中华民族艺术一体、多元、交融的三重维度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动态统一的有机整体。一体性凝聚了深层的价值认同与精神纽带，多元性展示出生动丰富的外在形态与艺术创新，而交融性则贯通内外、激活整体，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艺术持续演进与拓展的内在动力。三者相辅相成：无一体性则多元性易散，无多元性则一体性易滞，无交融性则中华民族艺术易失去整体的活力，从而导致创新与发展失去动能。今天，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艺术的三重维度及其辩证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演进脉络与审美特质，也对在全球化语境中维护文化多样性，推动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厘清“中华民族艺术”这个概念及其演进脉络，具有双重意义：对内而言，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根基；对外而言，它可以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整体统一的文化象征，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和谐共处、多元共生的价值理念。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艺术既见证了历史文明交融“过去时”所呈现的多彩画面，又肩负着凝聚国家认同、推动文明互鉴“现在时”的使命担当，同时还兼具展望未来文化强国建设“将来时”的美好愿景。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②费孝通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 修订本)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第 3 页。
③陈思主编：《文化同构与族群融合：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北京：研究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
④刘蓝辑著：《二十五史音乐志》第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4—338页。
⑤宋濂等：《元史》第5册卷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⑥黄仁达：《中国历代流行色》，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4年版，第146页。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⑧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⑨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8页。
（文/黄华三 来源：中华民族美术）
作者简介
黄华三，196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美术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委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2021年12月22日，获得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