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稿，起念于一个不断的追问：设计是什么？
我从事设计教育与创作三十五年，从纸笔到计算机，从新媒体到人工智能，工具在变，媒介在变，连“设计”这个词本身的内涵也在变。然而，在这些变化背后，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变——设计，是如何参与构筑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
直到我读到巴别塔的故事。
人类共同建造一座塔，意欲通天。这个故事，过去常被解读为对人类野心的警告。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人类在“一种语言、一种秩序、一种目标”之下所形成的绝对同一。当差异被消除，当所有人都沿着同一方向行动，集体的力量固然可以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却也可能失去反思、制衡与自我纠正的能力。
因此，巴别塔既是一则关于技术的寓言，也是一则关于语言、权力和人类自身的寓言。
当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人类社会，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AI是我们正在建造的巴别塔。它没有地理坐标，却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终端；它没有肉眼可见的塔身，却正在重组知识生产、社会交流乃至人的自我理解。
正是这个隐喻，触发了我写作《叙事设计学：理论与实践》的冲动。
一、同一语言：技术的奇迹与危险
巴别塔得以建造，首先因为人类都是一样的言语。语言统一了意志，也统一了行动。
人工智能正在重现这一场景。大语言模型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知识领域的文本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将看似彼此分离的语言纳入统一的数学结构。Transformer的注意力机制、向量空间中的语义关联以及跨语言模型的翻译能力，共同塑造出一种新的通用语言。
从积极的一面看，语言之间的壁垒正在降低，专业知识的门槛正在松动，曾经封闭在少数领域中的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流动。
然而，同一语言的另一面，是统一尺度。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相似的模型、调用相似的数据库、接受相似的推荐逻辑，语言表面上变得丰富，深层结构却日趋同质。我们似乎说得更多，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却未必更多；我们似乎接触了整个世界，所看到的世界却已经被算法预先剪裁。
语言从来不只是工具。它不仅表达思想，也塑造思想；不仅描述世界，也规定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当模型成为知识与现实之间越来越重要的中介，它所采用的分类方式、价值排序和语义结构，便转化为一种不易察觉的权力。
巴别塔真正的危险，不是所有人说同一种语言，而是所有人用同一种方式思考。
二、无所不能：能力扩张与目的迷失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句话放在今天，正是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预言。
从图像生成到代码编写，从医学诊断到科学发现，从自动驾驶到艺术创作，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不断扩张。过去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如今被压缩为一次指令；过去需要庞大组织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只需少数人与智能系统协同完成。
但哲学真正要追问的，从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技术回答的是可能性问题，文明必须回答目的性问题。如果一种能力只有扩张的方向，却没有自我限制的理由，那么“无所不能”未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人类被自己的欲望不断驱赶。
我们正在“喂养”人工智能。数据是它的食物，算力是它的肌肉，反馈是它的训练。人类希望它尽快成长，因为我们相信它会替我们工作、创造财富、解决问题。然而，在这场喂养关系中，究竟是谁在塑造谁？工具并非永远被动地等待使用。每一种工具都会反过来改变人的身体、习惯和思维。当AI替我们写作，我们的语言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当AI替我们判断，我们是否还愿意承担判断的责任？当AI替我们想象，我们的想象力会不会服从于模型提供的概率？
工具借助便利进入生活，又通过便利重塑生活。它给人以帮助，也让人逐渐依赖这种帮助；它释放人的能力，也让某些能力因长期不被使用而退化。技术最深刻的诱惑，并不是强迫人服从，而是让服从呈现为一种舒适、便捷和高效的选择。
因此，AI时代最值得警惕的是，人在持续享受小恩小惠的过程中，把表达、判断乃至目的的制定一并交了出去。
三、工具即人，人即工具
我们习惯于用二分法理解世界：人是主体，工具是客体；人发出命令，工具执行命令；人拥有目的，技术只是手段。
但人与工具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人创造工具，又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被重新创造。文字是人的发明，也塑造了人的抽象思维；城市是人的作品，却又规定了人的行动路线和生活节奏；算法由人编写，却参与人的选择与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具即人，人即工具”不是要取消人与工具之间的差异，更不是要把人降格为机器，而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工具是人的意志、经验和欲望的外化；人则在与工具的互动中重新组织自身。
人工智能尤其清晰地呈现了这一关系。它所学习的是人类留下的语言、图像与行为痕迹，它的能力来自人类文明的集体积累。我们在AI面前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他者，不如说是一面经过统计、压缩和重组的镜子。
镜子通过反射为人类提供答案、生成内容、影响决策，它也塑造镜前之人。AI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生产人类经验的条件。它既由我们喂养，也反过来规定我们获取什么、相信什么、表达什么。
因此，人与AI的问题不能简化为控制或失控。真正的问题是：在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中，人能否保持对目的的反思，能否保留拒绝与改写的权利，能否让技术参与人的成长，而不是以技术效率替代人的存在意义。
塔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知道为什么建塔，又是否拥有停止建造、改变方向和重新设计它的能力。
四、多样性不是混乱，而是文明的保护机制
巴别塔故事的结局，是人们彼此不能沟通，继而分散到各地。传统解读把这一结果视为惩罚，因为沟通受阻导致了共同工程的失败。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变乱也是一种保护。
同一种语言带来效率，不同的语言则保存不同的世界。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独特的感知方式、生活经验和价值秩序。一个地方的风土、一种工艺的手感、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往往并不能被无损地转换成另一套抽象符号。语言的差异不是文明尚未完成统一的缺陷，而是人类经验保持丰富的条件。
例如我们正在做的中华工艺美术语料库建设。为什么这项工作如此紧迫？因为当全球用户依赖少数基础模型，当某些强势语言占据训练数据的主要部分，当不同文化的表达被压缩进相似的生成模板，连接便悄然转化为同化。
建设中华工艺美术语料库，并不是为了给大一统模型增加中华元素，而是为了使一种文明能够以自己的概念、逻辑和叙事方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不拒绝通用模型，而是在通用技术中保存不可通约的部分；不是以封闭对抗交流，而是在交流中坚持自身的叙事主体性。
多样性并非效率的敌人。它是文明避免陷入单一逻辑的保护机制。
五、巴别塔是叙事设计的成果
巴别塔的故事表面上围绕建筑展开，深层却始终指向语言与意义。塔为何建造？它象征什么？谁在讲述它？谁又有权解释它？
这正是“叙事设计学”所要面对的问题。
“设计即叙事”并不是说要给产品附加一个故事，而是说一切设计都在组织意义。一个物品如何被看见、如何被使用、如何进入人的记忆，本身就是叙事过程。材料、结构、色彩、交互方式乃至使用情境，都在向人表达某种价值判断。
设计从来不是沉默的。所谓“工具性”本身也是一种叙事：它讲述效率、秩序与控制；所谓“智能化”也是一种叙事：它往往预设更快、更便捷、更少人工介入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
叙事设计学的任务，正是揭示这些隐藏在形式和功能背后的意义结构，并让设计者关注到讲述的责任。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任务变得更加重要。当形式可以被快速生成，当风格可以被轻易模仿，当技术层面的“怎么做”越来越多地由机器完成，人的核心价值将更多地体现为：提出什么问题，选择何种立场，为谁设计，以及希望世界因此发生怎样的改变。
因此，设计师不可替代的能力，是叙事力与审美力。叙事力使我们能够组织经验、建立意义；审美力则使我们在无限可能中辨别何者值得选择。前者回答我们要讲述怎样的世界，后者回答我们愿意生活在怎样的世界。
人类要警惕一种绝对同一的语言。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允许差异相互抵达的机制。
“叙事设计学”的含义，不是让使用者被动接受意义，而是让人与物、人与技术、人与他者在互动中共同生成意义。
它不消灭差异，而是在差异之间搭桥。
六、致谢与未尽之言
这部书稿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这个我工作了35年的地方。从1991年踏入校园至今，我见证了技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改变艺术的形态，也见证了学校在潘鲁生教授带领下对中华传统造物体系的不懈研究。这些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设计必须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感谢我的同事和学生们。多年来，与你们的讨论、碰撞和教学相长，是这部书稿最鲜活的思想来源。你们提出的问题、做出的作品、展露的困惑与惊喜，都在不断提醒我：理论必须扎根于实践。
尤其要感谢在人工智能艺术领域与我持续对话的董甫耸、牛牧、魏毅东、王所玲、李广福、张光帅、张牧等各位同仁和朋友。我们关于“主体性”的争论、关于“工具即人，人即工具”的探讨、关于“同一语言”的思考，都直接或间接地融入了这部书稿的血液之中。
叙事设计学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绝不是一个学者的一己之见，它需要更多人的加入与探索。我希望这部书稿能够成为一块引玉之砖，激发更多同仁对设计本源、设计意义和设计价值的深入思考。
最后，我想回到那个经典的隐喻。
巴别塔的建造者拥有同一语言、同一目标，因此无所不能。而我们建造的AI之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高。在这座高塔的阴影下，叙事设计学的使命或许就是用不同的语言讲述一些不同的故事，帮助人类守住那些不可通约的部分：差异、歧义、身体经验、以及每一种文化独有的叙事方式。
（文/顾群业，独立设计师，博士生导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山东省美协数字艺术委员会主任 2026年8月4日于南海 来源：智艺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