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作而读书，其乐无穷
——写在首个“全民阅读周”与“世界读书日”之际
我的读书新观
这是我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实践思考。人到了50岁了，该怎样读书？我提出“输入输出读书观”，这是一个思想体系。最高效的读书，是带着写作目的去读书。读书能报国，读书能强国。其实不仅是50岁，更值得所有读书人一阅。文章中的金句，大概有上百处，有我心里流出来的血。我写的文章为45位国家领导人批示，这是“输入输出读书观”的事实支撑。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也是国家规定的“全民读书周”开始落地。所以，当下读书气氛特别浓郁。藉此机会，我说说50岁时的读书观。
前些日子，有人问起我读书的事。我说，哪有时间读书啊。一是没有时间，二是只看微信，不读书、不读报，已经成为生活习惯。话是这么说，然而在现实中，我却是一天都离不开书的，因为我现在过的是“写书的生活”。不写书的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浪费、很奢侈也很难受的事情。起码有20年了，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我已经很难坐下来安静地研读一本书了。
我在50岁后进入“以写带读、以读养写、读写相长、境界日新”的局面。在写作中读书，知识被激活、被整合、被内化，最终从“别人的书”经过加工变成“自己的血”，写作与认知同步提升，输入与输出相互推进，这就是我现在的读书生活。
读书是输入，写作是输出。最高效的读书，是带着写作目的去读书。以写倒逼读，在创作中消化知识、内化积累。在写作中，发散思想，引领舆论，报效国家。
书生报国唯文章。我的“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起步引领力”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读写结合中完成的。读书可报国，读书亦可强国。知识、见解、智慧、理论、规律，连着的是思想、战略、政策、策略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读书强国，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
01 我每天写一篇国是评论，一年写一本书
确切地说，我在65岁以后，进入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没有功名利禄的干扰，别无他求，唯以每年出产100万字的文章与书籍为乐。现在每天都在写作之中，不写作生活就没有滋味。甚至觉得，不写作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除了写作，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可有可无，包括吃饭睡觉。现在，我已正式出版的书有34本，还有8本书正在出版社排队等着。除了写书，就是写文章，有些书是文章组合在一起的。昨天是4月23日，今年的112天我已经发表了92篇经济评论，也就是说发了92篇稿件。大体上是每天一篇文章。
我的书院里，第一排是我写的34本书。来人了，一进门，就看到我写的书。
前几天在山东社科院做报告时讲到，8号下午从他们那里回来，先看到新华社通稿，再是新闻联播，再是晚上10点的新闻联播。三条新闻，接连出来，晚上6个小时坐着没有起身，连续写出三篇经济评论《国资委为何成立境外国资工作局》《习近平今提出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背景》《张国清强调要素向主责主业集中的意蕴》，我的观点同日为海内外26家报纸网站发表。我属于从来未敢忘忧国的那种文人。国家有事，匹夫有责。应声而出，自是当然。
三条新闻，跨度大，一口气写出，全在于平时阅读。只要写文章，便是一刻也离不开读书的。一拿起笔，便总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何况，时事变化日日新，总有新东西出现，我不敢疏忽。所以写文章时，先是狂命地阅读，掌握事情的背景，对比人家的观点，明确提出对国家有用的东西，而且要找准，说一句话，不说两句话。终究说来，我还是一直在阅读的，是天天读，天天用，天天写。
2016年，李锦（左二）被评为第10届全国十大读书人物。
02 读书是输入，写作是输出，而输出，正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我有一种“输入—输出”的理论。读书是输入，输入是积累的根基，是原料，没有扎实的读书输入，没有深入的读书式调查研究，写作输出便会空洞无物；输出是积累的发挥，没有写作输出，读书输入也只是零散的堆砌，难以转化为自身的能力与思想。只有输出的东西，才能算是自己的，输入的东西是人家的。
以输出倒逼输入，让读书式调查研究有了明确目标，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积累、深入钻研，既实现了学以致用，更能让输入落地为输出，真正抵达读书的最高境界。只读不思，读书只会浮于表面；只阅不写，学识终究难以内化。当然，从输出到输入有一个加工的复杂过程。在靶向阅读、读写同步时，需要批判吸收、反复研读，这种读书自然会成高效调查研究、从而实现高效读写。
以读为基，筑牢输入根基，更筑牢调查研究的根基；以写为径，实现输出价值，而输出，正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也是读书式调查研究的最终成效。读写相伴，本质上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双向奔赴，更是读书式调查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双向赋能——输入为输出赋能，输出为输入导航，调查研究为读写注入深度。坚持在写作中读书，将读书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形式，以输出倒逼输入、以输入支撑输出，既能让读书更有成效，也能让写作更有深度，最终跨越单纯的读书输入，抵达输出这一读书的最高境界，在笔墨书香中丰富内涵、锤炼文笔、提升格局，遇见更好的自己。
03 人生是读书、用书、写书三个阶段
十多年前，我说过，人一辈子有读书、用书、写书三个阶段。少年读书，青壮年用书，晚年写书。这是“输入—输出”读写观的反映。
真正读书的时候，我是上小学一年级之前。5岁至6岁是极重要的，我感谢当过私塾老师的母亲，上学时，我已经把一年级二年级的语文都读完了。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两个姨母留在家中的初中高中历史、地理也读完了。在贫穷的生活中读了一本书，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特别是读了一本人物传记，就在面前树立一个坐标。大概是10岁的时候，我写过“小学读50，中学读500，读尽天下书，要做出息人。”小时候自然知道“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并没有这么想过。读书要有出息，要为国家出力。所以，到老的时候，“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都没有了，仍然保持这种读书的劲头。
看书最多的时候是20岁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20岁时我读过的书》，那是《史记》《马克思传》《史纲评要》《四书集注》《李白杜甫之比较》《中印战争》等等，那是打基础的时候，那种读书主要了解历史，学习知识，用心思考。这属于求知的阶段。当我拿工资的时候，一半的钱都用来买书了。确实，读书能拓展视野，带来新的认知与展望。自然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的成就感。
后来当上记者，25岁以后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了。读书读得最多的时候也是自己调研最深入的时候。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了提出市场经济，我在青岛双星集团住了42天，把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书，能找的都看了一遍，看了20多本。1995年在胜利油田，我住了58天，为解放“资本”这个词，把马克思的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改成能够增值的价值，我钻研了58天，没有动。在那里，这时候我才认真地读了一遍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先，部队发过两次资本论，翻了，读不进去，只是一个摆设。到了40岁读书和年少的时候读书是大不一样的。读书主要是为了使用，为了使用才能更好地读书。心大了，也野了，在读书中总以提出新的观点为自豪，甚至修改历史的结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我读书观变化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
1990年，我曾经在曲阜写过一个读书铭，宣布第一阶段的彻底结束。2021年，我也写过一本《龙顶山书院记》，这标志着中年阶段的结束。我提出了“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的读书做事标准。那是在破解四万亿天量投资的问题，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一整天一整天的都在了解各种情况。这时候把理论学习、书本学习、社会调查融为一炉，最后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这个阶段都是为了使用，使用需要更好地读书。大概是2009年，也就是我快到60岁时，我知道只读不思，读书只会浮于表面；只阅不写，学识终究难以内化。在写作中读书，带着问题品读，伴着思考钻研，才能读懂、读透、活用知识。
到了65岁以后，带着写作目的去读，目标明确、效率最高、记忆最深、用得最活。我是天生的文科生，在50岁前，看数字就累。而带着目的去读书，看一眼，数据就能记着。
我在沂蒙山建立了李锦书院，把两万本藏书都放到这个山沟里面，是“一心只写眼前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时候写的是国家的大事，已经没有功名利禄了，不是让眼前领导高兴，只是想着为国家破解难题。开始，只是一个目标，后来慢慢变成自觉行为，哪里有难题，哪里有我，靠读书、靠写作来完成这些。到70岁了，当然不是像三国黄忠那样左冲右突，来回厮杀，而是拿着键盘，在不停地敲打文章，为国家提供智慧的天地里纵横驰骋。
人生三个阶段，后来思想就渐渐地明确起来了，少年读书，中年用书，晚年写书。读书是积累，用书是践行，写书是贡献。也是对国家、老师与父母的报答。
04 我是怎样走上新的读书道路的——43岁时解放“资本”这个词，读了100多本书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一次读书生活发生在43岁，这是读书写书交替的阶段。
1995年，我提出“资本经营论”，解放了“资本”这个词。在胜利油田58天，一边读书，一边写调查，最后把日记整理成一本书。
我是1995年元月到企业蹲点的。到了6月7日，在调研40多天后写的日记，标题是“抢时间读书”，如实转述：
我决心拿出自己的核心思想，拿下发明权。从5月29日来的9天是最为痛苦的9天。沉下气，读书，思索；再读书，再思索。一字未写，全部是看书，翻完一本又一本。
中国的经济学家都绕道而走，不管是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熊映梧、顾准，还是吴敬琏、厉以宁，他们都没有就资本问题写过什么。100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二字都绕道而过。
在马克思之前，法、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对资本是有研究的，魁奈、杜尔哥、西斯蒙第、亚当·斯密、李嘉图、琼斯，对资本都是有研究的。自从马克思把资本归于生产关系范畴，人们便不再研究了。中国人视为“国宝”，不能再碰。
一边看书，一边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我把“资本能够增值的价值”作为一个靶子竖起来，请世界所有的经济学家来射我这个“靶子”。我找不到他们，可他们的书在，亚当·斯密、李嘉图、麦克鲁德、庞巴维克、萨缪尔森，当然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看他们怎么说的。我一本一本看过去。
一看《资本论》第三卷，除经济数字不懂，其余都能理解，自觉得资本经营是可以提的。资本是个大范畴，不仅仅是资本金，《经济日报》上的解释影响了这个理论讨论的深入。但这也不失为是个好事，正好为我提出自己的理论赢得了时间。不过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中国有多少人才呀。我必须在20天以内拿出资本经营的理论文章来。
二看中国100名经济学家的经济观。这是五卷本的大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浏览一遍后，颇有收益。
三看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操作理论》、厉以宁的《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随后，我又阅读了卓烔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他的观点的创新程度不在吴、厉二人之下，可惜他的见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形成多大的社会影响。是时代局限了他，因为历史没有走到这一步。
四看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运行机制》一书。一些政治经济学、经济管理论的书，翻一翻而已。
因为不懂，便要尽量多看书，时间不够，只得日夜兼程了。能找到的先看，其实是先翻一遍，也谈不上看了。
1995年6月8日日记的是《在经济理论天国里“放一把火》，也转述如下：
马克思说过：“如果我们把工资与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便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他们为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0页）那么，去掉剩余价值与剥削，资本便也是我们今天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马克思的认识论，对我们是有益的启示，按照这种思维方法，资本这个词的指出是没有问题的。
边看书，边看报纸，觉得报纸上的东西太浅，无法对话。有两篇新闻报道：一篇是艾丰写的，一篇是詹国枢写的，但都把资本视为资本金，停留于现象层面，写得不够深。
6月9日日记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一个新理论、新报道的提出，必须经过八个方面的检验。这便是前后、上下、左右与内外的对比，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你是否比人家新，是否比人家强。找到来源，找到出处。这几天，再把国外经济学家的书翻了翻。美国澳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我们认识企业家的作用很有启发。他在1950去世了，他写过《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影响可谓巨大。
写作是阅读的“试金石”。读没读懂、读没读透，一写就知道；写不下去，正是要再读书的时候。以上三篇日记，都是当时所写，一字未改，可见我的调研，是艰苦的读书过程。如果不是要解放“资本”这个词，我肯定不会读这些书的。就在这时，我提出“发现思想、引领社会”座右铭，我也走上一条全新的读书道路。
在这次读书生活，我形成三种读书方法：
1.靶向阅读，精准补位：研究资本经营时，因经济知识不足，系统研读政治经济学著作，先把辞海上关于资本的内容全部复印下来，有三万字，然后购买所有带“资本”二字的书籍，确保写作立论扎实，为解放“资本”这一词汇而奋斗。
2.读写结合，撰写批注：我习惯在书中标记重点、撰写批注，编制笔记目录方便查阅，在研究资本时仅一年就记下9本经济学日记，将阅读素材系统化整理，结果出版一本书《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
3.批判研读，融会创新：我精读马克思《资本论》等学者著作，不盲从、不照搬，在写作中结合实践批判吸收其精华，最终提出我的观点。此时，所有的眼前的书，都是我的奴隶，为我而驱使，助我提出李锦观点与理论。
读书是积累沉淀的输入过程，用书是实践运用的过渡，写书则是升华蜕变的输出环节，更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脱离写作的阅读，终究只是零散的输入，难以形成真正的能力；融入写作的阅读，才能让输入落地为输出，让知识真正为己所用，让读书的价值得以最大化。
四年后，我写《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到西藏向我约稿，我想推也推不掉。最后，母亲在上海看病时，我是在上海弄堂里昏暗的灯光下，50天写了37万字。我本身就是一本书，把自己经历的事情整理出来。这本书卖得很好，而且获了奖。坚持在写作中读书，在沉淀中进步，方能丰富内涵、锤炼文笔、提升格局，在笔墨书香中打造更好的自己。
读书是学习，使用是更好的学习，这是伟人说过的话。而书写多了，自己就变成一本厚厚的书。在历史上，人们会记着有一个叫李锦的人，他写的书，他留下的东西，将留在历史上。
05 我的读书史观形成——用“输入—输出”观对读书大家的解读
我是“输入—输出”读写逻辑的践行者。回顾诸多名家读书道路，我认为基本上是“输入—输出”的实践。在写作中读书之所以成效最优，核心在于以输出倒逼输入，让读书有了明确目标，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积累、深入钻研，既实现了学以致用，更能让输入落地为输出，真正抵达读书的最高境界。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历时19年。为写这部通史，他带领团队“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边写边查、边写边读、边写边校：每写一段，就翻遍相关史书、笔记、碑志，核对史实、补充细节；遇到模糊处，立刻重读经典、考证源流；全书定稿后，残稿堆满两间屋子，字字都是“写中读、读中写” 的沉淀。正是在写作这部巨著的过程中，他把历代史书读通、读透、读活，成为史学大家。
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整部《红楼梦》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医卜星象、园林建筑全融进去，每一处精致，都是在写作中读书、用书、化书的结果。他在写作中把书读“活”，把书写“成”，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
鲁迅：在写作、翻译中读书，锻造思想与文笔。他的书房常是桌上摊着正在写的文稿，旁边堆着正读、正查、正校的书。他说：“读书应如蜜蜂采蜜，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鲁迅的深刻与犀利，正是在不断写作、不断论战、不断翻译中持续读书、反复打磨出来的。
最佩服的还是马克思。他一生以写践读、以读助写，其著作创作全程伴随深度阅读。撰写《资本论》的二十余年里，他每日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伏案苦读，研读1500多本著作，做了数千页笔记，遇疑问必反复查证、深耕细研。他带着写作需求针对性阅读，批判吸收经典思想，考证每一则素材，甚至为完善地租理论补读农学、地质学等书籍，将阅读所得转化为严谨理论，终成不朽经典。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大家皆是以读赋能写作，以写作倒逼深读。在落笔思索中消化知识，在行文打磨中内化感悟，让书本内容化为自身素养。读写相融、相辅相成，方能拓宽眼界、锤炼文笔、提升思想，一步步抵达人生与创作的全新境界。
从我自己说来，每次蹲点调研都带一大提包书下乡，摆满一个窗台。边调研、边读书、边写深度报告。近20年出版34部著作，每一本书都是在写作过程中重读、深读、精读完成。“在写书中读书，是收益最好的读书。写作倒逼我精准读书、系统读书、致用读书，从记者成长为学者型专家。
确实，写作如同标尺，检验读书输入的成效，让我们明确输入的方向；阅读如同基石，支撑写作输出的深度，为输出提供不竭的素材与思想。那些千古名家，正是牢牢掌握了“输入—输出”的读写逻辑，以输出为目标深耕输入，以输入为基础打磨输出，才在笔墨耕耘中抵达了读书的最高境界，实现了学识与思想的双重飞跃
06 65岁后，一年只精读一本书，党中央的报告。
书是最好的东西，可是书多了，慢慢地成为摆设，但是也舍不得卖掉。到50岁后，我一般不再读纸质的书了，也很少买书了。
一般的书，实际是所有的书，我通常是花10分钟，翻阅前言、目录和结尾，判断是否主题时代意义、逻辑清晰、观点有力，对现实有没有用。其实，这时候我的味口变了。因为我在还为国家做事，国家天天有新事情，文章马上要写出来，已经找不到可以参考的书了，只能我自己拿起笔来。党的十八大报告国企学习读本，没有人写，于是我自己写。我的生命已步入晚年，要节约着用。读书太费时间了，看电视更费时间，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个字，写，除了写，还是写。
50岁后，我只能读重要的书，就是一年一次的党中央全会报告。这是集中全党的智慧，是有根本意义上的书，决定国家前途的书，一年读懂一本就够了。党的每年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的是这两个材料，也是书，这两本书，是现读现学，急用先学，学用结合，活学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在“破”书上下功夫，也是在写书过程中完成的。这样，也许有点怪异，然而，我已经没有时间可以用了，只能这样了。别无选择。
记得党的九大召开的那一天，我还是中学生，拿着报纸在乡镇大街上读。从党的十大开始，“迎接十大、宣传十大、贯彻十大”，是我的报道任务；到了十二大，加上“研究二十大”；到了十八大，加上“解读”两个字了，一直到“二十大”。因为在新华社记者任上，眼界自然是要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时代特征转变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后，我总是一人独自、孤苦研究，独自的呼吁。这五十年，我自己也提出一二十个小理论观点。党的十八大前，我最早呼吁国企改革不要走老路，不要走邪老路，要走正路，要走新的路。十九大前，关于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突破口的呼吁；二十大前关于对国有经济改革“唯资本论”的批评，强调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共同做强做优做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关于“核心功能在前，核心竞争力在后”的17次呼吁；此后关于现代新国企的呼吁。这都是因为长期研究的结果。守正出新，重要的是“正”要守得住，新话常常能够在全国最早喊出来。一个人的孤独奋斗，渐渐成为我的生命常态。
党的报告，是政治宣言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是安邦定国的纲领，都有里程碑性质，是高于一切的书本。因为长期跟踪研究，每次代表大会有什么区别，说了哪些新话，我往往一眼就能看出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主持词提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从十二大以后一直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从“主义”到“国家”，是个重要的转变。我在当天就写出文章。
从2022年10月16号至12月12号是56天，天天扣着二十大报告学习，56天写了37万字的东西。应该说，在中国国企系统，我是第一个把二十大报告系统地学习完、解读完的。一个字一个字抠过去的，总计才3.2万字的报告，我写了大约50万字的解读文章。所以后来在国企改革中提出“现代新国企”的标准的怀疑，对“核心功能在前核心竞争力在后”观点的提出，还有新一轮改革的主题是“功能性改革”等等，一些重要的观点都是依据对党的报告学习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对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的报告的国企解读本，都是是由我写或者我组织写出来的，似乎成了我的专利。
因为党的最高纲领，是书籍精品中的精品，是一个“灵魂”和根的问题。读懂了，我做的事情在方向、立场、原则上，都不会错的，是正确方向的代表。从2012年来的十三年，我发表2600多篇文章800多万字，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在根本问题上从不动摇，没犯过大的错误。
党和二十大报告，仅55分钟，我便发表3400字的主持词的解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发表后的56天，我每天是3点钟起来，天还是漆黑一片，写到9点才吃饭，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扣过去的。从12月28日开始后的40天里，我都是天黑黑的就起来了，多数是凌晨两点到三点就起来了，有时候从深夜两点钟写到九点钟，在早饭前已经写了6个小时。最多的一天写作20个小时。我们就是用这种高强度的投入，全力完成这个任务。显然，搞研究需要一种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顽强攻关的拼命，刻苦钻研的韧劲，当然还有学习研究理论的崇高使命感。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到70岁了，仍然“三更灯火五更鸡，老汉仍是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仍悔读书迟。”因为一边读书上，一边写文章，更感到自己的不足，时时感到自己不足。
因此，每个文件出来，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变化，我都能捕捉住。因为读书是下了功夫的。这时候，常有一夜万言的纪录。其实，我的高产，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读好”“用好”一本书。
要说读报告的方法，也还是有的。
第一是泛读筛选：用“三筛法”高效选读，避免时间浪费，一是主题筛：聚焦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一句话；二是国企内容，三是与国企有关系的内容。
第二是精读方法：用“三动法”深挖核心，构建认知骨架。一是动笔批注：边读边写批语、划重点、提问题，把书读成“对话体”。二是动脑提炼：每章结束后，用一句话总结核心观点，形成“认知卡片”。三是动手建模：将书中观点种起一棵大树，转化为可操作的思维模型。每个问题，都要模拟起一棵大树，这是我的习惯。
第三是实践转化法：用“三用法”让知识落地，创造真实价值。一是用在判断中：《道德经》写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真正有世界观的人，抓住根本规律就行。世界观是一个雷达，也是一个棋盘。每件事情都在自己这个雷达上扫一扫，在棋盘棋上找一找。二是用在表达中：把书中金句融入政策解读、演讲、写作，提升沟通说服力。三是用在习惯中，是思维习惯，融入自己血液的习惯。
其实，我吃的就是读懂党的报告的饭。五年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报告就是规律，就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观是看问题高度，价值观是看问题角度，人生观是看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个纲领在心中，“道”在心中。再有历史的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的价值观，自然写文章比凡常人要高看一层、认准一点，也总是看得对。
确实，写作如同标尺，检验读书的成效；阅读如同基石，支撑写作的深度。党的报告，读时用功，却是受惠五年，一本万利。
李锦在九间棚村边读书，边调研，边写作。
这里要补充一点。成果输出，是输入价值的最终呈现。而连接这两者的，正是头脑的加工过程——这一环节，远比输入与输出本身更为重要。
头脑的加工，是对读书素材的筛选、梳理、整合与升华：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梳理出清晰的逻辑脉络，整合不同观点的精髓，再结合自身的思考与感悟，赋予素材新的意义与生命力。
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简单的素材堆砌，而是头脑加工后的二次创造。读书给我们提供了“有什么”，头脑加工决定了“怎么用”，写作则展现了“用得如何”。缺乏有效的头脑加工，即便读再多书，也可能陷入“读而不悟、悟而不写”的困境，让输入的原料在头脑中经过反复打磨、沉淀、发酵，才能让写作输出更具深度、更有力量，真正实现读书与写作的双向赋能。
平邑县作家协会看望李锦，把李锦的话“入则深山悟道，出笔引领乾坤”书法作品赠送李锦。
07 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
我在2009年写给总理那一封信后，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是历史的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为了这种价值而读书，而奋斗就有，无穷大的动力，无穷大的劲头无穷大的精力。以“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起步引领力”为核心，破解国家难题，来寻找新的思路。将读书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形式，这种思路一旦确立总有种欲望驱使着我，我得拼命读书。当然这种读书中，不是读死书，还要读活书。“活书”就是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思路，我是一次都不敢耽误，一句也不能少地去领会，还有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要弄清楚。
把读书、写作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用深度阅读开展理论调查研究，积累理论素材，以写作输出传递思想，本质上是对时代趋势的发现与引领。因为书本的知识太陈旧，当国家难题，社会难题出现的时候，书本上是找不到的，要出来至少是半年的时间了，报纸都不值得看了，因为报纸的调子总是一样，多是重复劳动。媒体的智库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看了和没看，也差不多。
过去讲“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是总体而言。“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是具体而言。读书要灵活、有生命力，不能拘泥于文字。现在有一个标准了，就是将阅读从“输入”转化为“输出”，让知识真正服务于思考与行动。结合精读、泛读与实践，才能实现“学以致用”的闭环。
因为我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起步引领力”。不仅强调“在写书中读书”，更深刻践行一个真理：读书也是一种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是对理论的深耕、对规律的探寻，更是践行“三力”的重要途径。我将这三种能力融入创作与实践：以“历史趋势发现力”洞察时代发展脉络，以“国家难题破解力”聚焦现实、破解发展中的困惑，以“社会起步引领力”传递思想、带动更多人重视读写与实践。我直言：“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解国家发展中的难题”，二十年来，我始终以写促读、以读助写，既用文字传递思想，更用行动践行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让读书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形式，成为践行“三力”、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脱离写作的阅读，难以发挥知识的真正价值；没有深度阅读、没有扎实的读书式调查研究，写作也会显得空洞无物。我用自身实践证明，读写结合、以读书为调查研究，不仅能提升个人能力，更能通过发现历史趋势、破解国家难题、引领社会认知，实现知与行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解国家发展中的难题，此时任何书都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读书服务于思想创造和实践需要，而非被书本束缚。读书报国，读书强国，这是一个文化人的最高理想。
写书中的读书，最高效率的读书。人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外界怎么看，也不管自己的什么得失。最终是以你给国家做出多大贡献，做过什么事，包括提出什么观点来衡量你的人生价值的。更好的成就自己一辈子都在努力。我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是志在万里，心没有收缩的。
现在，我写书也是先写文章，在微信上先写出来，每篇文章都有一种新鲜感，好像早晨从地面摘下来的黄瓜带着露水，有田园气息，人家愿意看。所以对读书来讲，读书只是一个象征的词，包括电视、书籍、报纸，网络和微信等等，不要拘泥于读书两个字，把自己锁死了。文章天天写，写多了，溪流变成河流，就成百川归海之势。自己就是一条长江，一条黄河了。
我在九间棚的门一开，每天都有多批人造访。向学生们介绍我的读书写书生活，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情。
我读书报国的事情，引起青年的关注。这四位同学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因为我在这碾上写过8本关于国家前途的书书，学生们与我在石碾上合影。
最后再归纳一遍：以读为基，筑牢输入根基；以写为径，实现输出价值，而输出，正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写相伴，本质上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双向奔赴——输入为输出赋能，输出为输入导航。坚持在写作中读书，以输出倒逼输入、以输入支撑输出，既能让读书更有成效，也能让写作更有深度，最终跨越单纯的读书输入，抵达输出这一读书的最高境界，在笔墨书香中丰富内涵、锤炼文笔、提升格局，遇见更好的自己，实现为天地立心的愿望。
因此，读书的终点不是“知道”，而是“做到”。不是在上班时做到，而是一辈子做到。不仅是自己做到，而且是推动国家做到。哪怕“穷年忧黎元”，一息尚存，我总要努力去做的。
（文/李锦）
学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5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