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期的国企改革阶段划分——根据报告文稿摘编（第四五部分）
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首席专家李锦在第十一届国企管理年会上做报告
前面三个部分讲的是总论、成就与问题，我要讲一下国企改革定位定性定向与阶段划分问题。做进一步国企改革方案是一回事，老框架，增加新的内容而已。而国企改革战略与理论探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种智库式的务虚，也是对国企改革的最新探讨。为大家研究提供一个座标系。
我这里，提出国企功能性改革的十二年征程观念。从更大的时间空间确立功能性改革定位问题。在历史方位与阶段任务基础上考虑国企改革重点。我是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步走的背景、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做思考的。讲讲2035年前国企功能性改革的十二年征程：三步走的问题。
从2023年改革锚点重塑，到2035年蓝图落地，国企功能性改革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冲刺，而是一场十二年的系统性远征。这场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改革，循着“锚定方向—成势锻能—定型长效”的三阶脉络稳步前行，让国企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浪潮中持续生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2023-2025年，是锚定坐标、夯基启新的筑基期。随着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落地，功能性改革正式站上舞台中央，告别以往“大而全”的传统思路，清晰划定“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安全保障”核心功能边界。在2023年5月当改革方案出台时，我就冒叫一声，“我们已经进入功能性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核心是“破与立”：破除传统“唯市场”思维的桎梏，立起功能导向的发展标尺；推动国有资本从非核心领域有序退出，向关键行业、重点领域集中；让体制机制改革紧跟功能定位，为后续发展扫清障碍、筑牢根基。就像一艘航船校准了罗盘，国企功能性发展自此有了清晰的航向，每一步探索都朝着国家战略的靶心迈进。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改了方向。
2026-2030年，是成势锻能、系统攻坚的精进期。迈入“十五五”，功能性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任务从“定方向”转向“立体系”“强能力”。这一阶段，国企以打造新质生产力主力军为目标，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安全保障上全面发力：在“卡脖子”领域集中攻关，让核心技术成为功能落地的硬支撑；推进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打造能扛重任的产业“国家队”；用市场化机制为功能赋能，让职业经理人制度、中长期激励等举措激活创新活力，实现“功能定位”与“市场能力”的双向奔赴。如果说筑基期是搭起骨架，这一阶段便是健全功能体系、锤炼筋骨，让国企的功能实力从“有雏形”向“成硬核”蜕变。为什么要加上“立体系”呢？因为，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这一套功能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譬如说8家建筑央企的改组与转型，方案是什么，还没有拿出来。“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的功能，怎么体现，也没有明确的方案。
2031-2035年，是成熟定型、长效致远的升华期。这是功能性改革的收官与新起点，历经十年打磨，国企功能体系实现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完善，功能性改革的成果转化为长效机制。这一阶段，国企的核心功能已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安全领域成为坚不可摧的“压舱石”，在产业升级中成为引领发展的“排头兵”，在国计民生领域成为温暖可靠的“服务员”；国有资本的布局更优、效率更高，功能实现与市场运营达到高度融合，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也随之全面提升。至此，功能性改革的十二年征程结出硕果，国企以全新的功能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持续释放持久动能。
从党的二十大到2035年是十二年时间，可以分为三阶段，步步递进、层层深化，国企功能性改革的每一步，都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这不是一场简单的重复的改革实践，而是国企在时代浪潮中找准定位、构建体系、锤炼本领、践行使命的成长之路。从筑基启新到成势锻能，从攻坚增效到定型致远，国企正以功能性改革为帆，功能性改革与机制性改革深度融合，在高质量发展的海洋中御风而行，让核心功能改革成为照亮未来的航标，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国企力量。
第五个问题，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国企改革的方向上面讲了中国式现代化与2035年前改革任务问题。现在重点讲2026-2030年这一段的方向、目标与任务。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新一轮国企改革必然会延续并深化功能性改革这一核心方向，这一阶段主要处理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功能性改革与机制性改革的两对关系，这是由国有经济的战略定位和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现在起草文件，应当有种理论思维、历史思维、逻辑思维与战略思维。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对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还是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共同富裕，都需要国有企业通过持续的功能性改革，进一步提升功能实现的能力和水平。2023年改革方案并没有功能性改革这个词，是我们在深化提升行动第一次推进会时提出并定义的。在认识上有一个必然从自由过渡阶段。
另一方面，功能性改革与体制机制改革的融合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体制机制性改革作为市场经济产物，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从2012年至2022年，整整10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从2023年至2025年，是过渡阶段。就是功能性改革与体制机制改革并重阶段。要知道功能性改革是体制机制改革最终落脚点，只有围绕核心功能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布局结构，才能让国企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战略效能，避免出现“机制完善但功能模糊”的改革空转。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应与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同频共振。要以功能性改革为核心，与机制性改革同步推进、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国有企业新动能。其中，机制性改革以市场化制度构建为核心，旨在解决“能否进行市场化运作”这一基础性问题；功能性改革则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根本牵引，着力解决“能实现何种战略价值”这一进阶问题。
向功能性改革转变，是改革阶段自然演进、市场化机制基本定型的必然结果，是服务国家战略的现实刚性需求，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核心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性选择。而且，体制机制型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本来意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长久的事情，也是一以贯之的原则。这方面，差距也是很大的。
我的意思是从“制度建设”为主迈向“功能转化”“制度建设”并重阶段。避免国企改革流于形式，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国有经济提出的战略需求，契合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链安全、“双碳”等重大战略；发展逻辑是从“规模扩张”转变为“价值创造”；属性是从单一经济属性向“经济+政治+社会”多元统一转变；目标是破解“卡脖子”难题，强化原创技术策源地的作用，提升国有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与国家发展安全屏障能力。
我讲的思想，是根据二十大报告确定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背景的。跳出传统的单纯市场化国企改革思路看问题的，也算是一种新思维。当然，在今后几年，如果中美矛盾激化与台湾问题发生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譬如战争，就是另外一种战略部署了，识变应变求变，是必然的了。
（文/李锦，注：报告共计13个部分，这是第四五部分，主要根据讲稿整理选用）
学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5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