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下午，“良公的舞台——关良绘画艺术展”在杭州有美艺术中心开幕，以此纪念关良先生诞辰125周年。值此展览举办，三位关良艺术的重要推动者与知音一一藏家林玉柱、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范存刚、藏家李咏能围坐一室，围绕关良艺术展开深度对谈。他们曾是拍卖场上的“对手”，更是审美趣味上惺惺相惜的同好。以下是对这次对谈的实录，其间可见他们对关良艺术由衷的热爱与深刻的理解。
——编者按
主持人Ana：首先，请林玉柱介绍一下举办这次展览有怎样的机缘？
林玉柱：说到机缘，时间过得真快。2015年，关良先生诞辰115周年，我曾在北京为此专门策划过一个展览。一晃10年过去了。2025年适逢关良先生诞辰125周年，我总想着为关良先生再做点什么。正好有美艺术中心的负责人朱军先生也有此意，我们一拍即合，便有了这个展览。
关良《潘金莲》
纸本镜片
1940年代
34.5×25.5cm
选择杭州，情感上有很多层。一是关良先生与这座城市的缘分很深——80年前抗战胜利后，先生随国立艺专迁回杭州，在浙江美术学院（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任教、生活，直到1960年退休。可以说，他艺术中那份“既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的气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杭州沉淀下来的。
二是他画中的稚拙天真、笔墨间的温润气息，与江南的气韵特别契合。
三是杭州或许是关良先生“知音”最密集的城市了，我真的太想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同好。
这次开幕式上来了不少老朋友，其中就包括这两位从北京专程来的朋友——我身边这位是资深藏家李咏能先生，收藏脉络主要围绕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先生，同时也是关良先生的重要藏家，这次慷慨借展了几件精品。有趣的是，我们以前是拍卖场上的竞争对手。因为审美比较趋同，在拍场上曾经打得不可开交，真是不打不相识。旁边是范存刚先生，刚从荣宝斋总经理岗位上退休，是著名的鉴定家、收藏家，也是画家。10年前在北京做关良展，范老师就全力支持我。这次他又推掉其他行程，专程飞过来，让我很感动。
关良《小放牛图》
纸本镜片
1946年
29×26cm
主持人Ana：范老师，你作为一位画家、鉴定家和收藏家，能不能和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爱上关良先生的作品的？
范存刚：所有真正美的东西都能打动我，关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画有个特点，叫“小中见大”。关良先生的大尺幅作品不多，有些小品只有巴掌大，再大些也就是三裁（此处指将整张宣纸沿长度方向平均裁成三等份）、斗方，都比较小。可神奇的是，他的画无论挂在哪儿都不显小。那种格局、气息和面貌让你觉得不小——堂堂正正，镇得住场。就算把他的画放在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前，也一点不逊色。为什么？他的艺术自带光芒，那种气质就在那儿，自然而然地发光。
很多人第一次看关良先生的画会觉得像儿童画：比例不对称，头画得小，不按常理出牌。甚至有人说“这我也能画”。可另一部分人一眼就喜欢上了。像昨天来的那位鲍先生，一看就入迷。为什么？因为他有审美积累，看过好东西。
关良先生真正打动人的，是他把技巧完全藏了起来，不露痕迹。这非常高级。他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课余学提琴。有一次听一位大师拉琴，他说自己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完全被音乐裹挟，根本分不清节奏，也听不出技巧。其实他的画也始终贯穿着这种感觉——没有技巧的痕迹，却又处处是功力。
说到他的渊源，关良先生起初是学西画。他去日本留学原本念化学，他二哥的朋友觉得他有天赋，才转去学画。他后来素描能拿第一，非常用功，造型基础很扎实。但他骨子里喜欢的是莫奈、高更、梵高、马蒂斯——那种有笔触、有生命力的画是色彩强烈、能宣泄情绪的，而不是刻板的写实。
这背后其实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写意精神。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都有，只是有时没被唤醒。你看最近北京几个热门的展览，像由北京画院、八大山人纪念馆、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的“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与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展览，以及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贵在意·致敬经典——全国写意美术作品展”，都是写意画展，观众特别多。我们荣宝斋经营字画也是，写意作品永远比工笔好卖。这说明，一旦见到真正的好东西，我们基因里的那种对写意的亲近感一下子就被激活了。关良先生也一样，他从小接触的年画、戏曲都是写意的。舞台上一个踉跄、一招一式，都是写意。这种精神先影响了他，后来他又吸收了印象派、野兽派的养分，融到了自己的血脉里。
他回国后，交友圈子也很好。刘海粟请他到上海艺专，他听过吴昌硕讲课，后来还与黄宾虹做同事，住得也很近。这些大师的“第一口奶”营养是最好的，一下子就影响了他。你看他画里的那种“松”，跟黄宾虹特别像——形散神聚，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处处经意。
还有一点，我觉得关良先生的画可以和书法对标，尤其是汉代的《石门颂》。你看《石门颂》的结构开阔，线条既松又劲，用的是中锋，沉实如“锥画沙”。关良先生的画就有这种气质。
关良《独闯威虎山》
纸本镜片
1965年
46×35cm
林玉柱：没错，范老师讲得透彻。关良先生的画面其实是从汉代陶器、器物里来。他后期人物的开脸往外扩，整个形象充满张力，源头都在高古。他自己也写字，喜欢上古的东西，这些全化进了他的戏里和画里。
李咏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取法乎上”。你的审美追得越高古，情趣就越高，最后呈现的面貌也越高级。如果只看到清代，那可能就会陷在费晓楼、改琦的格局里，上不去了。范老师和玉柱刚才都说到了关键：关良先生的“高”，首先高在取法。
主持人Ana：李先生，你一开始是怎么喜欢上关良先生的？大概是什么时候？
李咏能：大约10多年前吧。说起来，和我的一个收藏体系有关——我长期关注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先生，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通才。丰子恺先生和关良先生有个明显的共同点：创作以人物为主。再往前追溯，将近20年前，我开始在拍卖场上看画，那时就隐约觉得两位先生有相通之处，却又很不一样。
如果让我打个比方，用京剧的行当来说，丰子恺先生画的是“生”，关良先生画的是“旦、净、末、丑”。怎么讲呢？丰子恺先生的画，意境像“翠拂行人首”，常以诗词入画，描绘的是传统文人的形象。但他把这种形象高度抽离，赋予现代性，或者说民国风韵。他的人物是静的，有一种抽离烟火的宁静。
而关良先生的人物是动的，是全然入世的、活在戏里的那种动。他的画面充满动态和舞台感。
刚才范老师也谈到，关良先生怎样从京剧中吸收养分。京剧提炼了千百年的文化，尤其台词和节奏极其精练——多一句则赘，少一句则缺，鼓点更是严丝合缝。关良先生的画就有这个特点：多一笔则多，少一笔则少。他的画往往精简到不能再减，抽掉一笔，人物可能就不稳了。
尤其是那些小品，人物虽小，却是把减法做到了极致。我最初是因为自己的收藏体系，自然留意到他。越是关注，就越忍不住去看他更多的作品，就这么一步一步，爱得有点不能自拔了。
关良《沙家浜》
纸本立轴
1960年代
64×38cm
主持人Ana：那不妨讲讲你们两位第一次“打”起来的故事。是为哪件作品？大概是什么时候？后来又是怎么认识的？
李咏能：其实不止一次。我们俩在近现代尤其是民国这一段的艺术审美比较趋同，喜欢的人物有重合的几位，比如弘一、丰子恺、关良，还有马一浮、谢无量，还包括好几位民国书家……所以以往时常在几家拍卖行发生“火拼”。
主持人Ana：看来两位都对民国那段时期情有独钟？
李咏能：那个时代本身就很有魅力。那些人身上流淌着千百年的文脉，涌现出很多贯通古今的儒者。像弘一、马一浮，他们的气象不限于个人，更接续着一种传统。
林玉柱：后来李先生来我那儿，看到一张画还说：“这张当时是我跟你争的。”李咏能：是。我们俩可没少为这几位艺术家“做贡献”。
林玉柱：拍卖时，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在举牌，事后一聊，“原来那场我也参与了”“你上一口是我”或者“我上一口是你”，慢慢就从对手变成朋友了。
刚才李先生提到我们关注的这些艺术家——弘一、马一浮、谢无量、丰子恺……其实他们和关良先生都属于20世纪同一个文化圈层，关良先生在这个圈子里站得非常稳。就像范老师所说，哪怕把他的画与齐白石、黄宾虹并置，他也毫不逊色，反而格外闪亮，因为他有极其鲜明的个人符号。这对艺术家来说最难能可贵。
他的艺术面貌是前所未有的。他学梁楷、追八大，取法上古器物与书法。特别是书法，关良在日本留学时，老师中村不折就告诉他：中国绘画必须有书法的笔意。所以他的作品，无论是水墨还是油画，笔触都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涂”的。这一点，也是鉴别关良作品真伪的关键。
关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
纸本立轴
1964年
125×69cm
范存刚：“写”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魂。
林玉柱：没错。范老师自己画大写意，他刚才说得特别对：中国人对写意画有一种源自禅宗的内在亲近——那种既能被感知，又难以言传的魅力。
工笔画或许不易引发这样的共鸣，因为它的文人精神不那么直接。其实无论是京剧、昆曲，还是写意画、书法，背后都是同一种精神——写意的、写心的精神。
范存刚：对。刚才玉柱说得很好——关良的画哪怕和其他大师摆在一起，也能一下子跳出来。为什么？关键是：关良先生的可贵与伟大，在于他创造了写意戏曲人物这一图式。请注意，是“创造”，而不只是“创新”。
艺术讲究继承与创新，但他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就像齐白石创造“虾”的图式一样，他通过长期观察、写生与提炼，归纳出画虾的规范：身子分几节，须怎么勾、怎么挑，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言。关良先生同样如此——他创造的是写意戏曲人物的视觉图式。这套语言是他独有的，这个面貌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他才堪称一座艺术高峰。
主持人Ana：接下来想问三位，在生活里，你们是怎样欣赏关良先生的作品的？是会挂在家里日常相伴，还是偶尔在朋友来时展开一同品赏？我们特别想了解藏家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以及在交流中发生过哪些有意思的故事。
林玉柱：我收藏关良先生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像在做一项“主线研究”，或者说一个专题课题。比如前阵子，我就买了他的一些画稿。这些年拍卖行陆续有关良先生的稿本出现，我就想通过它们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从速写、草稿一步步完成创作的。就像齐白石画花鸟也有大量底稿，一个构图往往反复推敲。
这次展出的《三打白骨精》创作稿，就是从保利购藏的。有意思的是，这张稿上白骨精的手臂画得偏长了——这很正常，先生晚年80岁以后，人物比例往往拉长，年龄增长难免影响造型的精准度。但你看他处理的方式：把画长的地方用刀挖掉，补纸重画，再粘回去。一个局部这样反复修改，从这样的细节里恰恰能看见先生的用心。
关良先生的创作手稿
林玉柱：我收藏这类材料，也是想填补对他创作体系理解的空白。在我家里，一直挂着关良先生的画。连孩子都喜欢——这很重要。关良先生说过，“用一生的时间画得像孩子一样”。这话听着朴素，却道出了他的画最能打动孩子的特质。孩子的眼光简单直接，一看便说：“这是孙悟空！这是猪八戒！多可爱。”这正是他的高妙之处。
我自己的书房、客厅也常挂他的作品。说起我最初怎么喜欢上关良的，还挺有意思。大概2004年，我刚大学毕业，去拜访大书法家石开先生。他书房里就挂着一幅关良先生的小画，一边是李可染，一边是吴昌硕。那张水墨戏曲人物画得特别好。我心想，这样的大艺术家也如此珍视关良——那时先生的画价还不高，但我从此留了心。后来自己越看越喜欢，越收越投入，渐渐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刚才我和范老师、李先生还聊到，我们经常在展览或拍卖预展上撞见一张“特别好玩的关良”。比如之前在嘉德，有一张荣宝斋老藏家提供的孙猴子水墨，我一看就觉得特别“范老师”，气质优雅，马上发给他看。
关良《写生人物卷》
纸本镜片
1976年
18.5x138.5cm
范存刚：是。
林玉柱：我还记得你后来还照着临摹了一张。
范存刚：那张画我当时也举牌了。
林玉柱：我也举了。
范存刚：最后拍到20多万，我没拿到。我是“上一口”。
林玉柱：那张画挂在展厅里，是真的能打动人。太好了，这才是关良。我相信所有喜欢他的人，爱的都不是价格，也不是他的名头，就是作品本身那种直抵人心的力量。一说起来，我又有点激动了。
范存刚：真是超级粉丝。
关良《三打白骨精》
纸本镜片
1970年代
22×28cm
主持人Ana：李先生，你平时是如何欣赏自己收藏的关良先生的作品的？
李咏能：其实我大概10年前，收藏重心就逐渐转向古代书画，近现代收藏得少了——毕竟之前也收不少了。但关良是个例外，如果偶然遇到一张特别打动我的，我还是会收藏。
刚才范老师谈到书法，玉柱提到取法高古，我也联想到一个人：明末清初的傅山，也就是傅青主。他的核心艺术主张有四句话——“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简直就像为关良先生的艺术写下的注脚。中国画人物一门，在近代能真正抵达这个境界的，在我心里，关良先生是独一份。后来有人接近，也多是从他这里学习去的。
回到怎么欣赏的问题。我乐于把他的画和许多传统作品并置。比如八大、石涛的画，旁边挂一幅关良先生的作品，一点不违和。我最初被他吸引，恰恰是因为色彩。早年我喜欢西画，对中国画认识不深，家里能接触的又多是清代一路，总觉得气息沉滞。而关良先生这一代人的出现，像是一次必要的“输血”。他们大多留洋，像他在日本受教于中村不折、藤岛武二，间接吸收了印象派、野兽派的养分，视野非常开阔。别忘了，他还拉小提琴——在那个年代，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现代的、国际的审美眼光。
有意思的是，我们常说“少要张狂老要稳”，关良、齐白石他们却是“老来张狂”。这不是性格上的，而是艺术上的——一种彻底解放的、充满生命张力的表达。你看关良先生晚年的画，色彩浓烈老辣，像山一样迎面压来，却依然洋溢着赤子之心。这正是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他的色彩好，不是因为鲜艳，而是因为高级。他学马蒂斯、毕加索，但化成了自己的语言；人物造型取法梁楷、八大山人，却又不见痕迹。这种“简”是真难——做加法容易，但减到一笔都不能少，才是功力。
我有时会在空间里用他的画来“调色”。传统水墨雅致，但一屋子传统水墨，难免过于沉静，和年轻人、孩子也有距离。关良先生的画色彩鲜明、情感外放，却又不失高古的底气，放在古今中西之间，反而能形成一种生动而平衡的对话。
林玉柱：李先生说得很对。关良先生这一代经由日本学习西方，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提纯”后的吸收，反而更高效地触及了现代艺术的精髓。
李咏能：的确。不同画家选择不同路径，也与各自的审美取向相关。有人偏向写实，有人直接走向写意与表现。关良先生属于后者——“一超直入如来地”，就因他的取法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处。
关良《棒打薄情郎》
纸本立轴
1979年
67x45cm
主持人Ana：你这样欣赏作品的方式真令人羡慕。把古今中西的作品放在一起对话，既需要沉淀，也需要眼光。
李咏能：我原来的艺术空间里，既陈列古代书画，也摆放不少当代作品，包括西方的当代艺术。我常常用色彩作为线索，让它们彼此呼应、相互调和。比如我也收藏了一些西方极简风格的作品，像林寿宇，简到极致，但那种简与中国的写意意象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会再配上一幅关良，或者别的色彩明丽、底气又足的中国画，整体就显得既有张力又很和谐。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齐白石越到晚年用色越“张狂”。关良先生也是，老了反而像孩子一样，色彩明亮大胆，毫无拘束，那是一种真正进入自由境界的状态。传统中国画很少敢用那么浓的洋红、那么亮的藤黄——颜色太“跳”，不容易驾驭，也容易违背中式审美的中庸之道。你看过去文人画即使用色，也多是浅绛、赭石这类中和雅致的色调，几乎不出现跳跃的颜色。正因为“跳”的颜色难用得好，一旦用好了，尤其见功力。
关良《悟空献桃图》
纸本立轴
1979年
68×45cm
主持人Ana：范老师，想听听你是如何欣赏关良的？
范存刚：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长期在北京荣宝斋，也兼任过拍卖公司的总经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审画。每年经手的画作不下三四万张，古今中外，各种风格都要过眼、鉴定。审画的核心是去伪存真，把真正的好作品呈现给藏家。
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关良先生始终是我特别留意的一位。只要东西好，不管中西，不论流派，都能打动我。关良先生是大师，自然也不例外。
2015年玉柱为关良先生办展时，其实无形中推动了关良的市场。当时他展出一张《孙悟空》，一尺左右，红彩为主，是一位藏家朋友的珍藏。画得极好，我一看就想收藏，心理价位在20万上下，结果对方开价50万。远超预算，只好放弃，但我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北京画院又办关良展，我带学生去看，一圈转下来，心里那股“想画几笔”的冲动怎么也按不住。我对学生说：“帮我买本关良画册，我回去临两张，也送你一张。”
没想到这一临就停不下来了，我也开始画戏曲人物。后来，还参加过国家大剧院等几次专题展，慢慢竟也售出不少。这大概就是关良先生带给我的另一重缘分——不仅欣赏，还动手学，学多了，竟也成了自己创作的一部分。
再后来，嘉德拍场曾出现过一张荣宝斋老藏家的关良作品，是淡墨孙悟空，精彩得很。我举到20多万，还是没拿到。那张不到一平尺，按当时市价，10万左右已算不错，20万确实偏高。没买成怎么办？我同事帮我弄来一件复制品，我装裱好，挂在画室，天天看，也觉得很满足。
前阵子匡时拍卖又有一张，横幅，画的是孙悟空捧桃，我也举牌了，还是失之交臂。倒是玉柱后来发给我看，我们都觉得那张极少见。
我对关良是真心喜欢。看画无数，但总想拥有一张他的真迹。他不同时期的作品我都爱：早期用笔洒脱，墨色鲜活，像写草书，满纸灵气；晚年则生拙老辣，一派天真通透。尤其在造型上，他完全跳出了“立七坐五盘三半”的窠臼，人物不按常理出笔，却大气十足。如果画得写实，反而就小气了。这恰恰是“遗貌取神”的写意精神。
用笔上，他晚年用笔如“以锥画沙”，沉得住、留得下，就像隶书笔意。这种笔法也影响了后来的画家，比如朱新建——他在我那儿住过半个月，天天画，笔笔都是见力的。
关良《风尘三侠》
纸本立轴
1978年
68x46cm
林玉柱：是，我们正计划和南京的棉花堤当代艺术中心合作，下半年做一个关良与朱新建的对话展。
范存刚：那很有意思。关良先生影响的何止朱新建，还有高马得、韩羽等一批画戏曲人物的名家。
另外，若把他和近代几位中西融合的代表性画家放在一起看，比如朱德群、赵无极、吴大羽，我认为关良毫不逊色，或许境界更为高古超然。尤其他的静物与风景，完全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油画”。这不是简单的在习得西方技法之后产生的风格，而是从中国笔墨精神里生长出来的，比如画一棵树，他直接用笔“写”出枝干，没有西画中光影明暗的套路，完全不受西方那套造型体系的束缚，不见油彩的滞重，只见笔意的流淌，却更生气勃勃。
为什么我们说关良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却能呈现出如此独特的面貌？因为他真正吸收了其中的养分。你去看他画里的造型，比如那些蔬果——葡萄、果子，造型往往是外方内圆，形态偏方，敷色是平涂的。马蒂斯后来的创作其实也受过中国画的影响：线条的表现、色彩的平涂、装饰趣味，以及用线条来切割画面、塑造形体——关良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你看他有一幅静物，画了几个果子，形态都是方中带圆，用色则是大块的红、绿、黄。
很多画里他都直接使用这样纯净的原色，我们能看得出印象派对他的影响，但他用的是中国的颜色、中国的纸、中国的眼光。所以你看他的红绿对比、原色铺陈，既鲜亮又沉稳、既现代又古雅——这大概就是关良先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关良 《静物》
纸本立轴
1979年
68x45cm
林玉柱：而且他用的还是中国的生宣纸。这种纸吸水性很强，色彩不好控制。范存刚：没错。这背后其实隐含着他对于西方印象派绘画色彩的吸收，但他化用得丝毫不露痕迹，真正做到了“化有形为无形”。你看不到模仿的影子，只觉得画面营养丰沛，很有看头。
再比如书法，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具体临摹谁的帖，但他极其聪慧，懂得汲取精华。他身处一个很好的文化圈子：老师、同事、文学艺术界的朋友，甚至像盖叫天这样的京剧名家都是他的至交。这也关系到他是如何画戏曲人物的——一切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他不仅看戏，还亲自去学、去演、去揣摩角色，对服装、道具、锣鼓点都特别在意。正因如此，他才能精准捕捉到京剧表演中最传神的那一刹那，笔下的人物总是格外生动，直击人心。
包括他在用墨上的节奏感，你也看得出来。早期的有些作品全用淡墨，一点重墨都不施，唯独在点睛之笔上用浓墨重重一点——除了眼珠，通幅再无浓墨。这样一来，人物的精神一下子就凸显出来，特别传神。他抓的都是要害处，吸收的都是最精华的养分，然后化为己用。关良这个人真是极其聪明，也极其高级。
关良《婺剧人物》
纸本立轴
1980年
65x55cm
林玉柱：先生家境并不显赫，能在日本学画、学小提琴，与他二哥的交友圈有关。那个时代的日本，是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
范存刚：那个时代，日本先一步消化了西方绘画，关良他们通过这座桥，反而走得更稳。
李咏能：确实如此。可以说，关良之前没有关良，关良之后也不会有第二个关良。
范存刚：开山鼻祖。
李咏能：这还真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才刻意抬高。他的了不起之处，除了天赋与转化力之外，还在于下足了功夫。就像刚才二位都提到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或者说一种功课，叫作“采一炼十”。一个题材他能反复画上成千上万遍。就拿孙悟空来说，躺着的、站着的、腾空而起的、在石头上眺望的……无数种姿态造型，他每一种都可能画过千遍。
关良先生自己曾有一句话，和范老师刚才说的“遗貌取神”异曲同工。他说古人画马，是“心中无马”，但所有的马又都已在他心中。这其实与我们传统中的智慧一脉相承——庄子讲“庖丁解牛”，精髓不也正是“目无全牛”吗？好比范老师往这儿一站，我们相识一二十年，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早就印在我心里。如果我是画家，要为你造型，不管怎么落笔，画出那一笔，就是你。
关良先生也是这样，他画每一个京剧人物，都做到了“采一练十”。我听说他作画时，身边常有许多小稿，有些是现成的画稿，有些则早已存于心中。到他真正下笔时，早已“目无全牛”，所以才能那样挥洒自如，笔随意走。
这或许就叫——迁想妙得，神来之笔，自然而然就来了。
主持人Ana：接下来，大家因为关良带来的那些社交故事，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
范存刚：说实话，我最初对玉柱的欣赏就源于关良。10年前他收藏关良作品、做关良展览时，我就对他刮目相看。这么年轻，审美却如此独到。要知道，很多人其实看不懂关良，觉得像儿童画。但玉柱不仅懂，而且10年来一直专注于此，持续收藏、推广，真心想让更多人认识并喜欢关良。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得。
这10年市场起起落落，价格也波动很大。当年他买关良，最高峰时一张三裁的作品就要七八十万，甚至上百万，比现在贵得多。但他从未因为市场变化而动摇，一直留在手里，还继续买、继续办展、继续分享。他做这些不是为钱，而是真的希望推动一种审美——让我们不只迷恋甜熟俗艳的东西，而是能读懂高古、雅致、生拙之美。关良先生这样的大师需要被更多人看见，这种审美更需要传递下去。
主持人Ana：他组织的活动中，有哪次让你印象特别深？
范存刚：有两个展览。一是10年前在琉璃厂的那场，我不仅去了，还发了言，当时有些作品让我很想收藏。再就是眼前这个展览，我是专程从北京赶来的。玉柱打电话给我，说10年了，想请我再来看一看、讲几句。今天我站在这里，看到这么多作品重新呈现在眼前，尤其是那些巴掌大的小画，实在精彩，依然打动我。
林玉柱：昨天我和范老师一起看画时，都不约而同地感叹：这些画是真的好，人物简直要从纸里跳出来。
关良《琵琶图》
纸本立轴
80年代
68.5x45.5cm
主持人Ana：李先生有类似的回忆吗？
李咏能：我的经历和范老师很像。我最初是因为关良的作品、通过玉柱的收藏认识他的，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份友谊又延伸到其他审美相近的同好，形成一个很舒服的朋友圈。
除此之外，我还想分享一个场景：以前我的艺术空间里，偶尔会有朋友带孩子来。小孩子通常不太会欣赏高古的艺术，但关良先生的画常常让他们驻足。我经常会根据时节更换悬挂的作品，比如春节挂清供图，端午悬瑞午图，但关良先生的画一直有。我现在收藏的往往是关良先生比较稀罕的题材，可能一生只画过一两次的那种。
有一次，一个平时不怎么接触艺术的孩子，在一幅关良面前停留了很久。我问他：你喜欢它什么？孩子说：颜色好看，猴子画得好玩。他的喜欢很直接、很纯粹——正是关良画中那股“赤子之心”打动了他。
他当然看不懂背后的笔法、构图或思想，但这不要紧。关良的画正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像一座桥，让普通人、让孩子先被色彩和形象吸引，再慢慢走进更深的世界。玉柱做这样的大展，其实也是一种美育的普及——先让人看见，再让人感受，最后才谈得上理解。
中国的这些大艺术家，包括关良先生，最终都指向了哲学。他们的画承接了几千年的文脉，里面有一种禅意，讲的是明心见性，直指人心。关良先生曾和学生讲过禅宗“俱胝一指”的公案：俱胝禅师不论被问什么，都只竖起一根手指。一个小和尚模仿他，也竖手指，禅师却一刀把和尚的手指斩断——这一斩，是让他明白：真正的领悟不在形式，而在顿悟的瞬间。
关良先生的画就有这种力量。它可能正是千万个普通人、小朋友接触艺术的媒介。他们今天看到的是颜色、是趣味，但或许某一天，就会突然领悟到画面背后那份无法言传的深意。我们看画，深浅之间往往差的就是那“咔嚓”一下的顿悟，而关良给了很多人一个开始的机会。
关良《太白醉酒》
纸本立轴
1980年
68×46cm
主持人Ana：没错，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桥梁和机会了。接下来，我们主要聊的是因关良而结缘的社交故事与回忆。林兄，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
林玉柱：我觉得在收藏圈里，能有几位好友都痴迷同一位艺术家，聊起来那种投契和尽兴，真的比喝一顿大酒还舒服。
关良尤其特别——就像我之前说的，喜欢关良的人里，画家特别多，可以说是“懂画的人更喜欢关良”。除了画家，还有书法家、摄影家，以及我身边很多做设计、做出版的朋友，哪怕和绘画不直接相关，但有一定的美学素养，也都格外喜欢关良。这很难得。好比有些人未必真心热爱齐白石，但齐白石名头太大，他是特定时代树立起来的“人民艺术家”，地位摆在那儿。而关良呢，在我们心里他是大师，可很多人仍视他为“小众画家”。为什么？因为过去大藏家往往觉得他作品尺幅小、价格也不算顶高。但你看前几天刚拍出的那张《瓜果图》，价格上去了，大藏家就开始介入了。
很多大藏家入场，收藏的一定是关良的“大作品”——要么尺幅大，要么是油画，要么就是博物馆级的重要作品。这次的展览我们本来想做得更全面，涵盖他的油画、手稿、水彩和文献，但场地有限。不过有个很好的进展：浙江省美术馆馆长带领策展团队来看过好几次了，他们计划在2026年7月为关良做一个大型回顾展。
范存刚：玉柱这个展览功劳很大。这是关良先生诞辰125周年，却是由民间自发做起来的展览。回到你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杭州？为什么和有美艺术中心合作？我觉得简直是“天作之合”。《庄子》里有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个展接的就是这股“天地大美”。
林玉柱：确实如此。像范老师、李先生，我们真是惺惺相惜，都因为真心喜欢关良而结缘。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大机构关注他。
关良《花果图》
纸本镜片
1984年
91.5x67cm
（来源： Tatler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