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成 | 与大畏的笔墨缘

4月17日上午惊悉大畏仙逝的噩耗，不胜悲痛。我们是同一所中学里的同学，从小一起画画。不觉60年一晃而过，我们都已成老人。上个月我去医院探望过他，不料一别竟成永诀。半夜醒来年轻时的那些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我与大畏相识于1963年，我俩同在上海一所历史最悠久的市重点中学上学。我初三时，他念初一。那时在学校的美工组，他还戴着红领巾，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在一幅画他的速写中，我曾用红色蜡笔涂过他的领巾。我们都好画速写，为了画得晚些回家，又须躲避校值日的清查，我们用报纸将美工室的门缝封住，不让灯光外泄。后来，大畏宅在家中将我们当时都着迷的黄胄的一本长开本的画集（记得定价6元）中的画反复临摹了数遍，一下子画艺突飞猛进，令我们画友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一伙人还傻乎乎地在“星星之火”战斗队画着“木刻”，创作漫画呢！说起痴迷黄胄，记得听说有一本绿色封面的叫《绿色的远方》的少儿读本，由黄胄插图，有多幅彩色插页，还有许多黑白图，性价比绝对五星级。于是我们一块淘宝，最终在石门路南京西路的少儿书店内了却心愿。这本书的图片我至今还珍藏着，尽管已搬了多次家。那时星期天几个同学约好一起去逛福州路书店、杨振华笔庄、老周虎臣笔庄，再到那个有个六角宝塔的美术书店，再穿过山东路拐到南京路朵云轩，在大堂里欣赏陈列着的名家作品。回来时在延安路福建路口身道家对面的纸品店，花两毛钱称半斤新闻纸（画速写用），这是我们的常规路线，周而复始。当然那时主要是逛，几个穷学生囊中空空，有时能在笔庄里买到一支处理的“点梅”，半锭旧墨，那墨上还镶着一颗珍珠，那是要高兴好几天的。

大畏在学习上是非常刻苦与严谨的。在造型上，中学时代他就很不错了。记得为了攻克画手难关，我看到过他大量的手的速写及默写。他从来不会在这些部位蒙混过关。那年代他画过一幅《我和奶奶》的国画，入选全国少儿画展，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那时，他的奶奶与外婆都住在他家，她俩是他的专职模特，故创作也是顺手拈来，一挥而就。他的这种认真的劲儿，竟然也带到他后来的工作中来。在画院当院长时，连一块窗帘的颜色、展厅地板的色彩、材质，他都会亲自过问。我还曾亲眼见到一次，底层咖啡厅内的椅子放得有点乱，他亲自动手去挪动。

1984年，我们曾又一次做同学，报考上大美院进修班，居然连数学、地理都要考试。我们几个已是三十好几的老学生（还有韩硕），连文化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不禁心生几分得意，但学习却绝不含糊。大畏尽管已是全国名家，但上课从不缺课，比班上几个小年轻更加勤奋。那一段大量的人体写生练习为他后来的大幅创作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下课后，我俩与韩硕一起骑着自行车从凯旋路校区来到延安西路的文艺会堂喝咖啡。说是喝咖啡，其实只是聊聊天，谈谈画画的事（不敢说谈谈艺术）。大畏后来喜欢画大型历史画，与这段时间的聊天似乎有点关系。

那时正逢85新潮盛期，大部分艺术青年更关注形式或者艺术观念，大畏不喜欢轻歌曼舞，他钟情于宏大的史诗。他的毕业创作《天京之变》就是此时开始的。记得是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整堵墙就覆盖着他的太平天国悲剧结局的“天京之变”的历史画，令人震惊。

1986年 大畏和我在青海果洛草原

今天大畏身居要职，又抓起了历史画的创作，这于他倒是很自然的事情。好像是1990年代，他看完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商鞅》一戏后，血脉贲发，回去就张纸画起了商鞅。我们在威海炮台参观时，当抚摸着冰凉的黑漆漆的巨大炮筒时，竟然又触动了他的神经，回去后立即投入创作之中。正是这种激情或者说一种社会责任感让他一直有种力量支撑着他向前走着。

经常有人会问我大畏工作那么忙，什么时间画画呢？我往往会这样回答，我们凡人一天就24小时，可是他或许是28个小时。因为他很少有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那时我们在画院共事时，他早晨7点就到画院了，晚上要到10点回家。那年代虽然他不喜欢西装革履，但他穿戴其实也很讲究的，是那种让你不易察觉的讲究。可是他基本不会去逛商场，即使在国外。我与他曾去过荷兰，有一个周日自由活动，可是他喜欢待在酒店喝咖啡、聊天，让我干着急。有一回他看见我买的一个背包，很喜欢，于是陪他开车到了八佰伴，直奔柜台，买了就回，还一下买了两个，说用坏了再换一个，有时候买衣服也是如此。直奔主题，拿了就走。或许做了大事情的人都是这样，但我倒是觉得这也少了许多生活情趣。艺术家还是应该是个凡人。

1994年 大畏、少君、勇力在我家中

别看大畏人高马大，但是逢到喝酒他只能退缩。我们曾一起去新疆草原，一次在与塔吉克人的酒宴上，他无法推脱稍微多喝一点，结果心跳一百五十多，吓得主人赶紧歇阁。但有时候遇到我们北方来的几个哥们，他还是会撑着干它几杯，当然那英俊的脸就更加灿烂了。大畏好交朋友，在他身上有时缺点与优点同样的鲜明。他对朋友豪爽，但有时也会有点霸气。可是在细微处他又很细心地会想到你。那年代在画院共事时，会经常搭他的车去办事或会友，抵达泊车时我顺便帮他将背包或者什么衣物带出车厢。他停完车过来必定会立即将东西拿回，其实我也并不在意，因为自以为我并不像拎包的，但他的这类细心之处，我还是有点感动的。我在北京中央美院进修时，他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在京郊体验生活，他来看我，尽管当时大畏才三十出头，但已名声在外，我班上的同学都以仰慕的目光看他，让我也不觉有点沾沾自喜，现在想想也是莫名其妙哈！那次还去了贺友直在美院的家中，贺老请我俩在他家吃晚饭，言谈甚欢间，突然电灯熄了，原来保险丝断了，一阵忙乱后，灯又亮了。只见贺老指着碗说：“小鬼，灯一暗，两块排骨没了！”引得我俩哈哈大笑。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些情景我还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三十年来，中国是发展了，我们的生活也都富裕了。但是我真的还蛮向往那时的蓝天，清新的空气，不那么急匆匆的生活和朴实的人性。大畏喜欢吃面条，那些年我们经常就吃碗面，他在面里大勺大勺地加辣子，吃得扑哧扑哧冒汗，那种兴奋与满足，未必是坐在包房里优雅地吃着鱼翅、鲍鱼所能比拟的。199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美术杂志上，讲的主要是他的历史画，今天他已事业大成，也用不着我辈来吹捧，老朋友说说年轻时的老话，也许更有意思，毕竟那年代我们也曾经年轻。

2023年 在刘海粟美术馆我的个展上

（文/张培成 来源：海上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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