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焦裕禄》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塑造了一个多重质感的“人”。这个“人”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好干部、人民心中的好书记，更是一个真实的作为劳动者的儿子、丈夫、父亲。相较于传统英模影片（包括老版《焦裕禄》）喜欢用大量篇幅展示英模人物的崇高和奉献，在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中，创作者更多聚焦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英模人物焦裕禄，这个劳动者带着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在影片中，创作者首先以细节流方式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劳动状态和劳动场景。中国电影有着抒情化表现劳动美和劳动苦的浪漫主义文艺传统，这种现实主义脉络中的抒情化劳动场景偏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呈现，却很少表现日常工作中英模人物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微观劳动细节。本片中，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职期间，他是工程师，也是车间主任，面对苏联专家的突然撤出，作为工程师的焦裕禄夜以继日地与工人商定如何改良刀具。导演没有戏剧化呈现焦裕禄和工人们的攻坚克难，而是选择了他身着工作服在车床前检测刀具、满面油污手持刀具与工人探讨技术难题、在猪圈与技术能手陈继光清理猪粪争取他的支持，等等劳动场景。
在当前强情节快节奏的时间化叙事时代，本片专注劳动细节的空间化叙事，提炼了火热时代的检测、研究、说服等几种知识分子管理者的典型场景，提取并组接劳动细节的横断面，辅之以扎实自然的劳动细节，以点连线，表现出某种微写实主义艺术倾向。在工作空间构筑起高度简化的细节流，以针脚细密的工作劳动细节支撑焦裕禄作为车间主任的生产治理，这种细密的劳动细节之流建立起和观众共情沟通的整体性真实，英模人物在逻辑层面上还原到生活劳动场景中，生活在细节基础上，带着烟火气、人情味，浓缩了众生相。在这条劳动细节编织的生活流中，焦裕禄带领陈继光等技术工人，造出来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提升机，呼应着当前自主创新、民族制造时代精神诉求。
在此基础上，本片回避了一般观众熟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英模事迹，进一步以点连线，选取了摸排风沙口、治沙、与群众一起种树、救援被淹群众等经典劳动细节，回避了经典英模电影抒情化和带有牺牲殉职冲动的劳动呈现，不对苦难和贫瘠中的劳动做夸张和变形的处理，以询唤当前所谓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观众的现实隔膜感。
传统英模电影存在生活质感和私人空间被工作场面笼罩甚至遮蔽的现象。本片可贵的是，发掘了焦裕禄作为普通劳动者个人生活和家庭空间的劳动细节，超越一般主流类型片尤其是英模片的苦难煽情模式，也没有将英模私人生活奇观化和仪式化，而是继续在日常生活趣味维度聚焦，表现一个父亲在劳动中教会女儿卖咸菜、给老家贴春联、在厨房洗菜和面分担家务，等等情节。其中，最具感染力的是父亲和女儿卖咸菜的劳动场景，因为本片是由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的口述回忆改编而成，因而在影片叙事上自然而然的就拓展出“父亲”这一身份层面，加以劳动场景的展现，使父亲这一身份更加具有生活质感和情感的询唤力。焦裕禄安排毕业的大女儿进腌菜场工作，对于大女儿而言，走街串巷卖腌菜是一种折磨，体力劳动的自卑感让大女儿羞于叫卖。但这时焦裕禄出现了，他换下整洁的衣衫在街上坦然自豪地教女儿如何吆喝卖咸菜，在父亲的鼓励下，女儿的叫卖声一声比一声大，父女两人的感情也随着“卖酱萝卜、卖腌豆角”的声音更加浓厚。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说，“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们做出他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焦裕禄以父亲和县委书记的双重身份实践着普通劳动者的光荣，也期待着女儿完成劳动者的模仿性认同，劳动神圣的价值在此生活化的场景中得到了仪式化传承。这一劳动场景对于银幕前的青年观众而言，意义尤为深沉。当代青年一方面因为信息和媒介的扩展而表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一方面在现实世界又不断抽离、同时在滤镜中虚拟了对象和自身，甚至陷入旁观生活的审美幻觉。在纷繁复杂的多维度与多重影像中，主流文化是否能够创造出能够满足集体渴望的场景和细节，成功“超越数字世界基于欲望逻辑编织的数字围墙，生产出具有吸引力的日常生活，直接决定能否缓解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冲突矛盾，重新超越“网络个人主义”。召唤青年人在实践中、在现实世界中、在集体中、在劳动中找到自我的意义感。
《我的父亲焦裕禄》通过焦裕禄多重生活空间劳动场景的展现，不仅使焦裕禄在劳动中完成了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丈夫的朴素角色，同时散发出角色可感可触的人性温度。基于多种家庭关系的劳动场景编织成整体性。劳动不再只是生存的物质手段，也不是基于清贫廉洁要求的磨难或者代价，而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是情感交流、生命自在和谐的空间。
如果说焦裕禄和女儿的劳动互动是面向未来的，是面向年轻观众的召唤，那么他在劳动中实现与母亲的互动则是传统文化的回响。重病的焦裕禄回到博山老家看望十年未见的母亲，短短几天的相处，焦裕禄陪母亲包饺子、贴春联，这些劳动场景让这对心灵深处互通的母子关系跃然纸上。焦母和儿子一起看“岳母刺字”的五音戏，一直用“要做一个好人”的理念要求儿子，说一个好人死后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这样的母子关系超脱了家庭关系，转向更为崇高的精神世界。大雪中来，大雪中走，焦裕禄离别时对母亲的“跪别”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情感记忆。
本片劳动者物质空间的微写实主义还原赋予当代青年观众以久违的现实感，天上的星星和家门口送别的娘亲拓展出意义和精神的空间。在家国情怀、浩然正气、民族历史责任感之外，影片具有了生命维度的意义。《我的父亲焦裕禄》凭借以劳动者为中心的时代逻辑和微观写实表达，探索了大众情感共鸣的劳动美学范式。通过真诚的创作态度，传达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李超，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宋海燕，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电影报 2022.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