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章丘城子崖遗址、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临沂银雀山汉墓和青州龙兴寺遗址等6项考古发现入选。山东这6项考古发现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它们为什么能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红陶兽形壶
泰安大汶口遗址：史前考古里程碑
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泰安，1959年发掘后，墓葬内丰富的随葬品以及墓地展示的悬殊的贫富差距曾引起考古学界和古史学界关于其社会性质的热烈讨论。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即以此次发掘而得名。
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据高广仁、栾丰实先生《大汶口文化》一书，大汶口文化的发现是中国史前考古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突破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黄河流域只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大板块以及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仰韶、龙山两大阶段的研究格局。已有的考古收获和研究成果表明，大汶口文化在海岱文化区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最关键的时期。大汶口文化社会经历了由生产力相对低下的血缘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越来越多的有关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大汶口文化的渊源、特征及其发展道路的研究成果，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源性以及大汶口文化在中国史前时代所具有的主体性地位。
城子崖遗址30年代发掘探方布方示意图
章丘城子崖遗址：破除中国文化“西来说”
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龙山村，此前经过三次考古发掘。在10月6日播出的央视《考古公开课》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先生特别介绍了1930年代初的那次考古发掘，阐明了城子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及城子崖为何会被称为“中国考古学圣地”。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于1930年和1931年秋分两季进行，孙波说：“当时的考古工作者有非常大的气魄，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全体的规划，这两期发掘接近两千平方米，基本上覆盖了整个遗址，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史前期的城址，也第一次运用了田野地层学的原理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并命名了龙山文化。同时，1934年很快就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这在树立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安特生先生研究仰韶文化，认为它是西来的，他是出于一个学者的研究，但是，包括傅斯年和李济先生，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必有一个和殷墟文化能连接起来的环节，龙山文化的发现就解决了这个环节，这也是直接破除中国文化“西来说”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人面形瓦当
临淄齐国故城：科学规划，排水先进
齐国故城位于今临淄区齐都镇西、北面，东临淄河，西依系水，南距鲁山约10公里。故城建于山前冲积平原上，地形由南向北微倾。早在1936年，就有人曾对齐故城作过一些描述和考证。
通过历年来多次考古勘探与发掘，得知临淄自西周晚期成为都城后，逐步发展扩大。然而，不仅大、小城不是同时所建，就是现存大城也经历了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三个发展阶段。在故城建都之前可能已有城邑，西周晚期可能基本上承袭了原来的城设。而春秋时期的临淄城，不仅其建筑规模大大拓展，而且城内布局也进行了科学的规划。战国时期，大城继续南扩，扩大了自韶园以南的南城部分，形成了现今所见的大城平面。另外，还发现10条与城门连接的道路以及三大排水系统和四处排水道口。尤其是在大城的西北隅发现的一处用大石块垒砌的排水涵洞，即三号排水道口。其排水涵洞呈东西向，采用青石块垒砌构筑，总长42米、宽10.5米、深3米，由进水道、过水道和出水道三部分所组成。该排水涵洞为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同时代古城排水系统所罕见。
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平面图
曲阜鲁国故城：雍容礼制的体现
鲁国故城位于山东曲阜。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从西周鲁国初封，到战国末亡于楚，延续了800年左右。1961年，鲁国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经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对鲁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并对重要遗迹进行了试掘。初步查明了鲁城的年代、形制和城市布局。并在鲁故城内划出重点保护范围43处。
勘探资料表明，鲁国故城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扁长方形，南面较直，其余三面都呈弧形，西北面尤其明显。城东西最长3.7公里，南北最宽2.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在鲁故城内发现11处城门，东、西、北三面各3门，南面2门。发现了连接城门的若干条干道。城内中部偏北有宫城，面积约0.5平方公里，宫城内有大规模的东周、汉代宫殿建筑基址。宫城是城，围绕宫城的大城是郭。这种宫城居中，郭城围绕宫城，宫城、南门、郊坛构成南北中轴线的城市布局，是鲁城平面布局的重大特征，可能反映了《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都城建设思想。
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齐贴金彩绘佛立像
青州龙兴寺遗址：惊艳世界的佛教艺术奇葩
1996年10月，青州市博物馆在龙兴寺遗址北部发掘出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的窑藏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四百余牌。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计有背屏式造像、造像碑、单体圆雕佛像、单体圆雕菩萨像、单体圆雕供养人像等。这些佛像涵盖了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等各朝代，时间跨越近500年。
龙兴寺精妙绝伦的佛教造像艺术堪称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奇葩。它们那变化多端的造像风格、各具特色的人物造型、惟妙惟肖的面部神态，都为我们展现出一种特殊的佛教造像艺术特征。它们的出土，为山东地区北魏到北宋时期的石佛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断代标本。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发展以及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银雀山1号墓和2号墓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古墓葬。在随后的发掘中，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竹简众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墨子》等。2号墓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其他随葬品。
1974年，名家云集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成立。整理组将全部竹简整理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银雀山汉墓的发掘意义重大，它解决了学术界持续多年的一个争论——现存《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司马迁在《史记》卷六五《孙武吴起列传》上说：“孙子武者，齐人也，……膑亦孙武之后世之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在春秋末期，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去100多年，都各有兵法传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上也有《吴孙子》和《齐孙子》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著录。后来有人因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孙子兵法》并不是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伪托。有人更认为不仅《孙子兵法》是后人伪托，就是对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也持否定的态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被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材料。
（来源：新黄河 钱欢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