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文科”
为什么要建设新文科？根本的出发点是要使文科发展适应社会需求。新文科与传统文科相较，有四个不同：
其一，在话语体系上，应把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不完成这个转变就无所谓新文科；其二，在内容上，应由纯文科转向文理交叉的学科；其三，在作用上，应从探讨人文社科所涉对象的规律性转向对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和形成国家软实力，为理工科甚至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指导思想；其四，在方法论上，应从运用传统的人文社科方法转向运用现代科技及学会算法，将文科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统一，彰显新文科的科学性。新文科将是文理打通、人文与社科打通、中与西打通、知与行打通的“四通文科”。
不变：法学教育的五大功能与使命
新文科背景下的法学教育也应基于上述思路。法学教育自改革开放恢复重建发展到今天，若从1977年恢复招生算起到今年已经42年了，这42年里面我们的积淀可以概括为五个“不变”。这五个不变可以称作是法学教育的基本功能或者法学教育的五大使命。
1.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法学教育的目标，在这40多年当中有过几次变化。1977、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的时候，招的是政法专业，培养“政法人才”。1979年之后，政治学、法学分立。法学教育日益成熟化以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法学人才”。再后来鉴于法学人才只侧重于理论，而中国法治实践需要大量的专业性的实践人才，所以培养目标由培养法学人才调整为培养“法律人才”，法律人才具有综合性，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等多个层次。在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中国政法大学“五三”讲话之后，我们进一步明确法学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这次调整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根本性的调整，所以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相应调整为“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目前这个培养目标已经定下来，今后将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期。这个表述总书记除了在中国政法大学做过深刻阐述之外，在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里面也专门谈到了。总书记是在总结十八大以来法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专门讲到法治人才培养，用的仍然是“法治人才”。那一次讲话里面概括了“十个坚持”，十个坚持当中的第八项就是“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要求“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更好发挥“法学教育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所以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我认为，按照总书记的表述，法学教育要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这是法学教育的第一个功能和使命。
2.提供法治思想和法治理论支撑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要求，法学教育具有提供法治思想和法治理论支撑的使命，这是法学教育的第二个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是讲方向、是根本保证，制度是我们这条道路的路基，道路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上。总书记讲，光有这两条不够，第三条核心要义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理论是产生于法学教育当中的创新，所以法学教育是法学理论、法治理论的源泉，法学院校承担着理论创新的任务。
大学里不同的学科可能承担着不同的创新使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创新是新发现，有了新发现，形成新概念，总结新规律，因之成为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学科，重在对于自然规律的发现。对工程技术类的学科来说，最重要的创新应该是创新方法，新工艺、新路径、新材料等都属于方法创新、手段创新。
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当讲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时候，人文学科的创新就是发现价值，因为人文始终是和人打交道的，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价值选择。人文学科的创新是创新生活方式，而处在灵魂地位的是发现价值。如果能发现新的价值，就可以创新新的生活方式。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经、管、法等是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学科。我们的创新是什么？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创新应该是创新思想，所以理论创新最高水平的代表是新思想的产生。法学素有社会科学之王之地位。法学思想的创新有赖于法学院校的理论创新。当然，因为我们的学科具有实践性，所以在创新当中很大一部分力量可能用在推动制度创新上，制度创新离开思想是无法前行的。所以很大程度上法学院校水平的高低，前面看人才培养的质量，后面看能产生多少思想，这就是第二个基本职能，这是不变的。
3.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提供咨政服务
第三个基本功能是由学科的特性所决定，一定要紧密地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以咨政服务为国家制度的发展、制度的变革献计献策，应该是法学学科的第三大使命，这个功能也对应着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为国家的法治建设直接提供我们的智慧。我们服务的功能，有做的很好的一面，比如1978年以后的所有立法都有中国法学界的参与，为法律体系的形成贡献了法学界的力量，也为司法体制改革贡献了对策。但可能到目前为止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国家的第一批25家高端智库里仅有武大国际法所一家。现在培育的国家级的新智库中也只有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被纳入。十八大以来的1500多项创新措施，360多个创新的文件，我们法学贡献的很少。我在政法委工作的时候法治方面的改革一共推了192项，要从法学界汲取一些智慧，请大家坐下谈怎样改革，而我们法学界谈的总体觉得跟实践差一段距离。所以怎样为国家法治顶层设计服务，咨政、贡献对策目前是我们的弱项。
我举三个例子，实际上都是对我们经历过的历史。第一个例子是1990年我们争取到了世界法律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机会，是年世界的法律家都聚拢到中国，中国作为主办国当然要出自己的法律节目。这个节目是模拟国际法庭的对一国向另一国索要被掠夺的文物一案的审判，中国法律人扮演埃及作为原告，向国际法院提出要把法国从埃及拿走的方尖碑要回去。大会组委会在从中国法律界遴选能熟练运用外语进行国际诉讼的法治人才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扮演法官或国际律师的人才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是WTO谈判，当时能够参与WTO谈判的中国法律人才不超过3个人。第三个例子是中美贸易谈判，中国的谈判团队里面法律人才是很少的，但美国的谈判团队是以法律专家为主的，莱特希泽是破产法专家，姆努钦也有法律背景，商务部长罗斯也不例外。法学教育为咨政服务、为国家做贡献是我们法学院校应有的基本功能。但这个基本功极不扎实。
4.塑造全社会的法治文化
第四个功能，法学教育应该走向社会，塑造法治文化，促使社会树立法治信仰，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引领社会的价值观。
法治当中的价值选择是立法与司法的艺术。除了核心价值观之外，当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在理论上消除冲突就是法学的艺术。这种消除冲突的艺术怎么样教给老百姓，让全社会都掌握，是我们需要做的。比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利益，但是获得利益的途径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利益是我们的价值，正义也是我们的价值，但这两者常常是冲突的。比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存权，但是超越了生存权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发展，弱者的生存和强者的发展其实也是冲突的。比如，我们最大的价值法学界始终认为是人的自由，但自由一定是处在秩序当中，自由和秩序也是冲突的。再比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安全，但是安全和国家必要的限制、强制也是冲突的。法律是价值冲突的容器，法学是降低和消除价值冲突的艺术，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想办法消除冲突或是把冲突降到最低。当冲突不能消除的时候，降低冲突就是最佳的选择。教会社会公众这门艺术，用政治家的话语来讲叫作对社会进行普法宣传，就是在社会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专业角度来理解，那就是只有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才有普法的能力，作为法学家应该把塑造社会公正的价值观理解为树立法治信仰，同时也是在营造和弘扬社会的法治文化。
5.法治和法学的国际交流
第五个功能，法治和法学的国际交流。我们的法治道路由四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叫作底色，是来自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大一统思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实行的却是单一制，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传统。
我们祖先留下来保持国家和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一大法宝就是单一制。再比如法典制，“夏有乱政，而作禹刑”，3000多年前我们的法律就是法典化的。秦有秦律、汉有汉律、魏有魏律、唐有唐律，每代都有成文的法典，法典化是我们的传统，没有必要学英美法系再回到判例当中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是治国理政的中国方式。这些我们要继承下来，从而构成中国法治道路的地基部分。第二部分来自于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现在很多的司法改革是将红色根据地时期的做法吸收过来的，比如说马锡五审判方式。第三部分是借鉴了人类共同的法治文明能够为我所用的成果，比如宪法法律至上的观念来自西方，司法权独立行使的观念来自于西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来自于西方，制约公权力的观念来自于西方，公平正义的观念、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些都是人类法治共同的成果，现在拿来为我所用，拿来的过程就需要进行法学和法治的交流。第四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自我创造，这里面有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领导力与人民群众改革要求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这两个结合创造出新制度，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特区制度、一国两制的制度，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法治道路是这四部分合起来构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借鉴了共同的法治文明成果，谁来借鉴？如何借鉴？这是法学院校承担的使命，所以说我们具有国际交流的使命，具有推动国际法律文化相互促进的使命。中国法治的智慧和对人类的贡献靠谁传播出去？中国的法治如何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也靠我们的法学教育。
以上这五项就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不变的，也就是我们法学教育的核心的五大使命。
变：法学教育要有新应对
1.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讲道，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这六个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这六个方面每一项都和法学、法治有关系。民主是法治的本质，是基础。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社会越发展，越要依靠法治。公平、正义是塑造价值观的，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正由对每一个诉讼案件中的感受转向对制度设计和执法活动的需要。人民对安全新的需求要做广义的理解，涵盖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环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新的价值观，也是人民群众新的基本权利。这是我们现在法学教育要思考的，怎样满足人民这些新的需求，是新时代提出的新的要求。
2.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的新调整
我前几年在清华做过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叫《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可以预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一定会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GDP的总量将在203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这一年美国GDP的总量预计是24.18万亿，中国将达到24.48万亿，今后数量上的差距还会继续增加。当第一次超过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总书记判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真正的大变局。我们的法治是走向大国的法治，大国的法治应该有大国的样子，目标是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强国，我们这个大国法治要对世界做哪些原创性的制度贡献，这是我们法学教育界要思考的。
事实上，十九大报告里面已经把时间表定下来了，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到新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就是2049年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所以与强国的目标相适应，法学教育要有新作为，这是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
3.中国法治发展遇到的新矛盾
中国法治发展的新矛盾、新挑战会集中表现在国家的安全上。十八大之后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在补齐国家安全的短板。过去在涉及国家安全领域，我们法学教育基本不涉及，在立法方面几乎是空白。十八大之后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之为指导，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了《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等，其中一些创新的制度安排与今天的法学理论完全不同，如果用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反恐怖主义法》就无法出台，这就必须改造传统的刑法理论。还有《网络安全法》《国防安全交通法》等，都是过去法学理论未曾涉猎过的。此外，如何防范颜色革命、如何管理太空极地等问题，法学院校涉及这方面的教育是很薄弱的，这是第三个挑战。
4.“一带一路”布局的新应对
中国的利益已经延伸到海外，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国防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关系，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关系，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关系。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直接涉及的国家是64个，但是参与的国家上百个。现在“走出去”的企业都知道一条原理，要实现一国一策,针对涉及的国家拿出对策。怎么把外部利益维护好，就要研究“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法律，但目前这方面我们法学院能够提供智慧的还不多，西部地区的一些院校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东部地区很少投入力量。我们的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维护这些利益安全的研究就要延伸到哪里，否则，法学教育就会滞后于国家需要。
5.中美贸易谈判的新挑战
2019年2月15日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里也涉及法学教育。中美贸易摩擦中，应对机制、阻断机制、合规性、人才培养四个方面都需要加强，要培养涉外型的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高素质的法治人才。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以法律专业出身的成员为主，我方则鲜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谈判代表，这对中国法学教育来说，是件丢人的事情。美国运用长臂管辖，我们法学界却拿不出阻断措施。我们的跨国企业每当遇到诉讼时，聘请的律师都是欧美国家的，且不谈支付的大量服务贸易的费用，重要的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不排除外国律师吃里扒外损害中国的利益。这也是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需求，是对法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6.信息化、科技手段、人工智能、区块链、算法等对法学教育的新要求
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法学教育方面也要学会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新”就是这六个方面的“新”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新文科背景下的法学教育必须应对这六个挑战，应对得好，抓住机遇，中国法学教育就会迈上新台阶。
新文科背景下的法学教育
一是生源构成要更新。过去法学专业主要视为文科专业组织招生。具备条件的法学院应该大幅度提高理科生的比例。高水平的法学院如果文理兼招，如各占50%，我相信学生的素质一定会发生变化。法学专业如果吸引的不是最优秀的生源，法学教育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坚信法学教育应该是精英培养模式，在生源上我们要打好基础。
二是培养目标要更新。高水平的法学院就要培养能够自由行走在国际的法律人才，满足我们走向大国的需要，满足“一带一路”的需要，满足中美贸易谈判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国家战略对高水平法治人才的需要，所以培养目标要更新。
三是教学内容要更新。应增加科学技术的内容，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要懂算法，要会人工智能，学生熟练掌握数学的算法可能是高水平的法科学生的特征之一。
四是师资队伍要更新。现在的法学师资都是从高校中来，要适应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需要、适应社会法治实践的需要，高校应该为来自实务部门的师资留出一定数量的额度，让高水平的法官、检察官进入学校成为重要的师资力量。一定比例来自实务部门的师资，应该作为制度性安排。
五是人才培养的模式要更新。协同培养的重要性要突显出来，让法院、检察院成为我们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二阵地，这个话也是总书记说的。法学院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第二阵地在法院、检察院，在实务部门，所以要形成新的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这五个方面就是我们新文科背景下的法学教育应该重点思考的。
作者简介
徐显明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副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