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人工智能时代与手工艺的复兴期

编者按：2026年9月12日—13日，“手工艺50人论坛”2026智库年会在温州隆重举行。在主题论坛“聚焦时尚、实现当代表达”主题论坛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丹，以《人工智能时代与手工艺的复兴期》为题，作主旨演讲。

手工，也就是工艺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创造与香火延绵的根本所在。

一、工艺美术与非遗：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两个概念，无论哪一个，要讲清楚都像一场艰苦卓绝的跋涉，过程非常漫长。直到今天，它的词根我们仍觉得摇摆不定，往往让人望文生义，于是也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疑惑。尤其是当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时，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件事今天很重要。

看到我这个题目，大家可能以为我在为非遗「站台」。其实不是。我认为工艺美术与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时它呈现出工艺美术的特点，大家就称它工艺美术；而在非遗的传统技艺里，它和工艺美术又是重叠的——它是造物的一种，是造物的一些密码。所以在谈非遗时，我们关注的不是它呈现出来的现象，而是它背后形成的机理和方法。

非遗今天已经势不可挡，变成了一个很时尚的话题。今天下午的主题正是时尚，我套用这个概念，并不觉得有损于非遗的严肃性。在政策层面，非遗这两年得到了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二十大都提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从「十一五」到「十五五」也都提到非遗；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看，2012 到 2026 这十三年间有九次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四年使用了更宽泛的「文化遗产」。非遗已经变成国家战略，变成治国理政、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

二、非遗的三次跨越

非遗在国际和国内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非遗保护公约，联合国就走在前面——其实不一定。中国很早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比如潘鲁生主席所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很早就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背景一定是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搅动、巨大碾压与巨大创造，又在创造过程中形成淹没。

终于，在这个世纪，2003 年形成了联合国公约。它是一份根本性的契约，也是一种宣言、一个美好的愿景。这个愿景的根本点，是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一批精英看到了现代主义的来势凶猛：当现代主义在全世界基本实现了它的梦想之后，出现了一个过去没想到的现象——世界变得扁平、变得单一，多元的文化逐渐消失；而比物质文化遗产消失得更快的，是那种非物质性的、口头性的东西，这就引起了警觉。这种警觉不只在发达国家，在中国也一样。1995 年，我和艺术家丁方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当时想号召几百上千位当代艺术家，用摄影机、照相机去捕捉那些即将消失的语言、戏曲、生活方式与栖居形态。

非遗公约里有几个核心要点：主体是社区、族群、群体这样特定的人群；形式可能是社会实践、观念表达，也可能是一系列知识技能，还包括作为道具使用的工具与发生的场所。它的终极目标，是在社区里形成共识——放大到一个国家，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大到全球，就是如何让我们成为文明的共同体，让这个族群继续走下去。所以，非遗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可以在多层面解读的概念，这正是它强大的地方。

在我看来，非遗的时代大体可分为三段：

·第一个阶段，是非遗时代的开启。 2003 年公约出台，2004 年中国加入，开始行动、开始申报，有了第一项进入联合国名录的非遗——昆曲，随后是古琴。二十多年前，古琴几乎被国人遗忘，2005 年我在北京 798 办古琴沙龙，没几个人能叫出它的名字，都以为是古筝。当时中国音乐学院的学者说，能看懂琴谱、会演奏的人已不足百人。而今天，中国已有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人在接触、学习古琴，古琴产业也蓬勃发展。非遗把很多濒危的东西拉了回来。

·第二个阶段，是提升价值认知、建立保护制度。 从 2004 到 2020 年，国家设立了相关职能部门——文旅部有非遗司，各省厅有非遗处，地市文旅局也有相关科室；非遗司按「一加三加 N」的模式建立体系，一个保护中心、国家非遗馆、非遗保护协会，加上更多协作组织，形成保护的中枢；国家政令通过中枢传到每个末端，末端又有非遗工坊，还有帮扶传承人的政策与配套资金。

·第三个阶段，是 2020 年以后的「非遗 2.0」。 要把握非遗的脉搏、把握它自身运行的规律，加强区域性整体保护，同时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并借助数字化加大传播力度。非遗在「十五五」规划里、在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城市更新过程中，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中国的社区正在重建：过去三四十年我们完成了基础设施，但社区文化、熟人社会分崩离析了；未来社会的构建，可能正要通过这些。比如山西柳林的盘子会，从唐代延续到今天，我相信在未来社会一定会发挥更强大的效能。

三、工艺美术的「名相之惑」与它的第二个春天

相对而言，工艺美术的历史更漫长、学科建设也更久远，但它是由学者与实践者这群人构成的；而非遗领域的参与者中，很多来自法学、政治学，所以直接奔向高位、很快立法。这个过程中的差别，值得回顾。

工艺美术有一个「名相之惑」：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这么多称谓都在指涉同一个事物。那么在中文语境里，工艺美术和手工艺是什么关系？它和民间文艺、和非遗又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学者不断辨析和解释的。常影老师一年多前写过一篇溯源工艺美术的文章，他学哲学出身，很了不起——只有哲学才会去追问根本概念、去寻找词根。我们在辩论时谈到，概念的流变来自时代的变化：九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英文名称被译为「art  design  」。当时一大批理论家还在世——奚静之、王家树、田自秉、尚辉先生等——这个概念得到认可，并通过了学院决议。改革开放深入，确实需要加强设计，但加强设计，是否就必须改变一个学术根本定义？这是一桩学界公案，交给历史去审判吧。

但现象是清楚的：工艺美术里相当一部分内容，与非遗的内容是重叠的，存在一个交集。所以不妨这样看待工艺美术——它兼具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总是以某种造型的形式出现，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关于材料与工艺的知识和经验。在工艺美术体系里不能只讲知识，经验极其重要：经验无以替代，人类捍卫尊严最终靠的就是它，而 AI 没有这些东西。一方面，它是具体的、可触摸的、占据空间的物；另一方面，它又与记忆、知识、经验、审美判断、身体记忆相关——这两种属性它都有。

在历史上，工艺美术的经历很曲折，曾被重新唤醒，也一度走过边缘。我一直觉得，工艺美术今天到了它历史上的第二个春天，真的到了第二个春天。所以，开这样规模、这样隆重的大会，是配得上这个学科的。当然也要看到遗憾：有一次部领导到我们馆调研，问「工艺美术到底怎么回事儿」，底下鸦雀无声，最后有一个声音说——「工艺美术能创汇啊」。创汇是它的一个作用，但当不再需要它创汇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要被丢弃吗？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们过去对它的学科定位，没有看到那一点。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问题都反映出理论建设的薄弱，需要一大批学者继续深究、完善它。

四、AI 时代，手艺守护的是什么

非遗对工艺美术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工艺美术从一种「前现代落后产能」，变成了工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人类世界——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也是价值的转换：从物转向人，从物质遗存转向活态实践。

最近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六部委和国办发布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把这个价值体系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的全新号召，对我们也是一次新的机会、一场新的战役。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我认为工艺美术的价值愈发凸显。它最重要的几个特质是：通过动手，可以感性地理解心灵，这是主体性的确认方式；触摸材料，可以回归真实世界，免受时空压缩的迫害；增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连接，是对感性能力的培养。这一切，都是对活人、对肉身尊严的一种保卫——我觉得，这是形而上的。

五、我呼吁：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非遗学院

我走上这条路，其实来自设计学科，过去做当代艺术批评、设计实践与设计批评。在清华美院做科研时，校长交给我一项任务——清华的非遗保护基金项目。在包括今天在座李洪刚先生在内的许多朋友帮助下，我们开展了五年工作。这五年里，我总是把遗产、把在地的文化遗产、把历史记忆拼合在一起，让死掉的东西和活着的东西相接。五年下来，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山西永乐宫、延安桥儿沟教堂、云南滇池上方的艾维美术馆，以及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做的五次展览——每一次展览背后，都是整整一年的田野调查与人员培训。我也一直推动非遗与当代艺术、当代设计的结合：设计是把非遗和工艺美术推向市场的重要媒介，这两个领域应当紧密联系。中国有五百万室内设计师，大家想过没有，五百万每天要面对多少客户？

这几年，我和媒体人杨澜老师在做非遗与当代设计融合的项目「新生万物」，2024、2025、2026 年分别做了三个重要展览：2024 年在巴黎卢浮宫（巴黎装饰艺术馆），2025 年在米兰拿破仑行宫，2026 年就在本月 16 日，伦敦。整个策划与作品筛选都极其严格、缜密、用心，通过三次展览完整呈现了我们的当下、历史与未来。同时，非遗注重培养人：研培计划有 149 所院校参与，惠及二十多万人次的传承人。右下角的「智慧之手」，是宋庆龄基金会的项目，我和金凤台基金会每年在中国以推选制选一位 35 岁以下的手艺人，送到巴黎与全球顶级品牌、工坊交流两三个月，回国后在中法大学办展览，这个项目已持续六年，运行良好。

中国的非遗经验，解决的是物、人、环境三者的关系。通过政策制定与现实变化，能看到这三方面的联动。从时间轴看：五十年代是先知先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做了那些工作；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厚积薄发；二十世纪初积极参与；2004 年以来纲举目张，因为国家有了工作纲领、有了政策、有了职能部门的设置。所以非遗是大势所趋，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和中国的基本国策，进程不可阻挡；立法是保护它的轨道，系统联动则指政府、学界、社区的协同，而市场协同的运作拥有强大的输送能力。

正因如此，我们不妨看看那幅印尼左派画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画的画——那是现代化到来时印尼社会的景象。它的批判性在于：快车来临时，很多人抢着往上挤，有的人却挤不上去。我想说，所有人都不要放弃，中国的这趟快车道不一样，它能让更多人参与，让你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最后是「方舟」。方舟的故事很有意思：公约的产生，本身就含有方舟意识、一种拯救的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一种觉醒，就像当年造方舟的人，希望拯救更多文明的物种。所以谈非遗，我用了火车、也用了方舟这两个隐喻——它既是承载本身，又是一个专载非遗生存和激活的过程。而我认为，那个结果更加重要。

在这个场合，我郑重呼吁：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非遗学院，一所真正的非遗学院，让这个学科得到更好的展现与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