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胄为代表的写生派直接触及了中国画创作最核心的本源，对20世纪的中国画变革影响深远。
20世纪的中国画变革，在主题层面是从传统中国画表现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逐渐转变到启蒙与救亡思想的表达，这一时期的中国画创作开始分化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固守笔墨的传统派，主要包括了以传统花鸟和山水画画家为主，像京津画派以及海派后期诸家；另一个是力求突破传统的笔墨框架、从造型上改造中国画的学院派，主要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
（左）赵望云《疲劳》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1928年3月3日第9版；（右）赵望云《好难垦的地呀》（局部）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1934年6月3日第9版
其实，在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一个在学术影响和创作阵容上并不太起眼的第三条路线，即写生实践派，它以赵望云和黄胃为代表，而后再扩展到石鲁和叶浅予甚至山水画革新领域里的傅抱石、钱松喦等一批艺术家。这一路线的艺术家大多没有接受过特别严格的学院式美术训练，而是直接拿起画笔走到街头、走到生活中，用毛笔直面生活，他们走出了中国画变革的另一条血路。
（左）赵望云《苏鲁灾区写生》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1935年10月19日第9版；（右）黄胄《遍地汹汹黄水》纸本设色1946年炎黄艺术馆藏
事实上，写生派对20世纪中国画变革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画的笔墨和造型都是语言问题，生活对于创作来说才是本源性的问题。赵望云在30年代就拿起画笔为报社画时政新闻插画，后来他又和石鲁一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泛涉猎山水写生。黄胄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在50年代的美术大展中崭露头角，石鲁基于革命斗争实践在红色系列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都证明了生活实践对于艺术创作的根本性作用。
黄胄《洪荒风雪》纸本设色1955年中国美术馆藏
后来，写生实践的路线直接影响到了其他两派:无论是潘天寿主张“从传统内部出新”，还是“徐蒋体系”的“素描加笔墨”路线，都是在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十年的建设实践之后才开始取得创作上的成果，时间和实践永远比思路口号和案头经营来得更加直接，其他任何路线也避不开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也因如此，傅抱石提出“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石鲁归纳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甚至还可以上溯到齐白石，他也是把生活贯注到笔墨之中，才成就了大师。所以说，以黄胄为代表的写生派直接触及了中国画创作最核心的本源，对20世纪的中国画变革影响深远。
（左）黄胄《还家途中》（局部）纸本设色1946年黄胄美术基金会藏；（右）蒋兆和《流民图》（局部）纸本设色1943年中国美术馆藏
黄胄的创作是从生活本身出发，他凭借个人的生活机缘加上时代的选择，让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逐渐确立了通过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和民族大团结的主题，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股新风与亮点。
黄胄《东海女民兵》纸本设色1962年炎黄艺术馆藏
这件作品目前在炎黄艺术馆长期陈列厅展出
黄胄《待渡》纸本设色1964年炎黄艺术馆藏
黄胄《龙市百货公司》纸本设色1964年炎黄艺术馆藏
以上二幅作品在此次炎黄艺术馆“百年黄胄：笔不离手（续展）”中展出
黄胃的创作是从生活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些作品具有非常强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意味，他凭借真实的少数民族写生经历与扎实的技法积累，打破了当时学院派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在当时表现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中显得尤为新颖大胆、一枝独秀。
黄胄《中越边界百货》纸本设色1960年炎黄艺术馆藏
黄胄《弹琴》纸本设色1974年炎黄艺术馆藏
黄胄《花帽巴扎》纸本设色1988年炎黄艺术馆藏
以上三幅作品在此次炎黄艺术馆“百年黄胄：笔不离手（续展）”中展出
以黄胄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在政治主题性表现的同时也带有某种人文主义的意味，比如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呈现。然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艺术表达的边界始终与时代要求相互交织，所以黄胄和叶浅予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在火热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取代了，并被批为“只专不够红”的纯艺术和唯美派。
事实上，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在告一段落之后，它的价值并未被完全发挥出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画从政治主题的单一表达之中被解放、回到形式和审美之后，其面临着第二次向形式本身和人文主题回归的大潮流。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画创作出现了两个方向的转换：一个是在时间上走出现实、回归古典人物，另一个是在空间上远离政治中心、转向边疆地区，此时以黄胄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又开始出场登台了。他们带有文化和民族主题的少数民族人物创作再次引领了当时中国画解放转型的风潮，并且这次带来影响力更大，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国画的转型，具有引领画史发展的意义。
黄胄《彝族舞》纸本设色1976年炎黄艺术馆藏
黄胄《买花布》纸本设色1987年炎黄艺术馆藏
以上二幅作品在此次炎黄艺术馆“百年黄胄：笔不离手（续展）”中展出
也正是在黄胄等艺术家的影响和引领下，才有了后来周思聪的“彝族”系列、石齐的《人人都在幸福中》等，甚至大部分中国画家经历了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这种取材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黄胄《选良种》纸本设色1963年炎黄艺术馆藏
黄胄《马上较力》纸本设色1979年炎黄艺术馆藏
以上二件作品目前在炎黄艺术馆长期陈列厅展出
1990年，黄胄在炎黄艺术馆建设工地上
这是黄胃在20世纪中国画史上第二次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在艺术成就之外，黄胃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美术领导者，他筹建了新时期很多的艺术机构和文化场馆，比如中国画研究院、炎黄艺术馆、工艺美术馆，为我国新时期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黄胄的艺术作品是不朽的，他的人格和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不朽的存在。
（文/马明宸 北京画院研究员 来源：《艺术市场》2026年0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