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国辉、袁进华、盛天晔创作的中国画《五四运动》，作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核心成果，以245cm×608cm的宏大体量重构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觉叙事。作品立足中国画写意传统，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的叙事策略，将多元社会阶层的群像纳入统一画面，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感染力的平衡。在群像塑造上，以"差异化的统一"与"象征性编码"为核心，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转化为可感的视觉形象；艺术语言层面，在"骨法用笔""气韵生动"的传统美学基础上融入西方造型意识，以饱满构图与心理时空构建拓展了图像叙事的边界。该作品不仅重申了重大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更在中西融合、群像塑造、教育传承与文化传播等方面，为中国当代写意人物画树立了新范式，彰显了传统艺术回应时代、传递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五四运动》；写意人物画；历史叙事；群像塑造；图像学；文化自信
这幅由刘国辉、袁进华、盛天晔创作的《五四运动》（245cm×608cm，2009年，中国美术馆藏），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是对1919年那场爱国运动的视觉再现，更是一次以中国画写意精神重构历史叙事的成功实践。
一、历史与艺术的交叠：题材内容的叙事维度
作品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抗议为历史背景，创作者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将这一内涵丰富、参与者众、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浓缩于有限的二维平面，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赋予艺术感染力。
作品选择聚焦于游行高潮时刻，以学生群体为核心，市民、工人等阶层为呼应，构建出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横截面。这种选择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叙事策略：五四运动不仅是学生的运动，更是全民觉醒的序曲，群像的并置暗示了历史动力的广泛性。
在具体场景安排上，作品并未局限于单一事件瞬间的定格，而是通过人群的动态组合与空间布局，暗示了事件的发展脉络——从集结、行进到激昂的演讲与口号呼喊，多个时空片段被精心编织于同一画面。横幅、标语、传单等元素不仅作为历史符号出现，更成为连接画面内外、激发观者历史想象的视觉媒介。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织处理，打破了传统历史画往往聚焦于“决定性瞬间”的惯例，使画面承载了更丰满的叙事容量，引导观者从静态图像中“阅读”出动态的历史进程。
二、意志的汇聚：写意人物群像塑造与主题强化
中国画写意人物的精髓，在于“以形写神”，追求超越形似的生命气韵与精神表达。《五四运动》在群像塑造上，将此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成为凝聚主题、强化叙事力量的核心手段。
作品通过“差异化的统一”构建群像的内在张力。画面中数十位人物面貌、年龄、身份、姿态各异，学生之激昂、工人之质朴、市民之关切，皆通过简洁而精准的笔墨得以区分。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导致画面的涣散，相反，所有人的目光、动势、情感都指向共同的目标——救亡图存、追求真理。画家运用线条的疏密聚散、墨色的浓淡干湿，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向心力。人群如洪流般向前涌动，最前方振臂高呼的青年学子构成视觉焦点，其身后的人群则如浪涛般层层推进，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精神合力。这种“形散神聚”的群像处理，恰恰隐喻了五四运动的核心特征：在多元个体觉醒的基础上，汇聚成统一的民族意志与历史洪流。
同时，作品通过“表情与姿态的象征性编码”，使群像成为传递复杂精神内涵的直接载体。画中人物或怒目圆睁、或慷慨陈词、或紧握双拳，这些高度概括且富有表现力的姿态，超越了具体个体的喜怒哀乐，升华为一种时代情绪的集体象征。特别是对眼睛的刻画，虽寥寥数笔，却或坚毅、或悲愤、或充满希望，成为连通历史人物与当代观者心灵的窗户。这种写意化的情感表达，不仅强化了画面的戏剧性冲突，更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视觉形象，实现了主题的艺术化升华。
三、笔与墨的史诗：艺术本体语言与图像叙事规律的探析
《五四运动》的艺术成就，根植于创作者对中国画本体语言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运用，并在图像叙事规律上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探索。
在艺术手法上，作品展现了写意人物画语言的当代拓展。它继承了传统写意画“骨法用笔”“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线条既保留了书法用笔的力度与节奏感，如青年学生衣纹的方折劲挺，彰显其刚毅不屈；又在人物结构、动态表现上吸收了西方素描的某些造型意识，使形体更加结实、空间关系更为明确。墨色的运用尤为精彩，以大面积的浓墨渲染人群的厚重与力量感，以飞白、枯笔表现动势与激情，以淡墨烘托背景、营造空间层次。这种“中西融合”并非简单拼贴，而是在写意精神统摄下的有机化合，增强了人物群像的表现力与视觉冲击力。
在构图与空间叙事上，作品突破了传统卷轴画或文人画常见的疏朗意境，借鉴了西方历史画乃至电影镜头的某些构成方法，采用了饱满、迫近甚至略带仰视的视角。画面几乎没有留白，人群几乎充满整个画面，形成一种压抑而后爆发的视觉张力，象征了那个时代民族危机下民众情绪的郁积与喷发。人物的安排疏密有致，前景人物具体而微，中景人群以块面形式出现，远景则简化为意象性的轮廓，形成了丰富的景深与节奏。视线引导和动势线被精心设计，引导观者视线从画面中心向外辐射，又从四周向中心聚拢，仿佛置身于游行队伍之中，亲历历史的澎湃。
更为深刻的是，作品对图像叙事规律的探索体现在“象征性场景”与“心理时空”的构建上。画面并非纯粹的自然主义再现，而是融合了象征与写意。它将不同时间点的人物状态（酝酿、爆发、冲突、传播）并置，构建了一个“心理化的历史时空”，它符合事件的内在逻辑，而非机械的物理时间。这使得叙事超越了简单的情节描述，进入对历史氛围、集体心理与精神本质的揭示层面。
四、范式的重塑：对中国当代写意人物画的深远影响与意义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幅成功的历史画，更在当代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发展进程中，树立了新的创作范式，其影响与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在题材与精神层面，作品有力地重申了重大历史题材在当代艺术中的核心地位。在当代艺术多元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创作转向个人化、微观化的表达，而《五四运动》的出现，证明了写意人物画完全可以承载宏大叙事，通过对民族精神、集体记忆的艺术提炼，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它重新激活了中国美术“为人生而艺术”的优良传统，证明了在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扎根中国大地、关注国家命运的创作，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
在语言与技法层面，作品为当代写意人物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它并非简单地将西方写实造型嫁接到中国笔墨之上，而是在“写意”精神的统摄下，实现了有机化合，证明了吸收西方造型体系的严谨性，不仅不会削弱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反而能极大地增强人物塑造的体量感与精神张力。同时，作品以数十人的宏大场面，成功塑造了充满力量感与时代感的现代群像，在人物组合、动态设计、笔墨节奏等方面的处理，为当代艺术家处理复杂场面、塑造时代新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
在教育与传承层面，作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重要成果，《五四运动》已成为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尤其是写意人物画教学中的经典案例。它被广泛收录于各类美术教材，成为学生学习历史画创作、群像塑造、笔墨运用的重要范本。主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所秉持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以及对传统与创新关系的深刻思考，已融入当代美术教育的核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兼具扎实功底与人文情怀的青年艺术家。
在文化自信层面，《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当代写意人物画的杰出代表，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艺术精神与民族品格的重要载体。它以极具中国特色的笔墨语言，讲述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思想解放的伟大历史，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艺术不仅有深厚的传统底蕴，更有直面时代、表达自我的强大能力。这幅作品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展览中展出，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窗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艺术力量。
结语
综上所述，刘国辉、袁进华、盛天晔创作的《五四运动》，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一幅历史画的范畴。它不仅是对五四精神的艺术升华，更是对中国当代写意人物画发展的深刻重塑。它以其宏大的叙事、精湛的笔墨、深刻的思想，证明了传统艺术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这幅作品启示我们，中国画，尤其是写意人物画，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时，其优势恰恰在于其“写意”精神——它不追求绝对的形似与场景还原，而是通过对人物神韵、动态、关系的提炼与升华，直指历史事件的精神内核与情感本质。《五四运动》的群像，因此不再是历史的冰冷注脚，而是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生命活力与精神追求的炽热凝固。它所树立的创作范式，所传递的精神力量，将持续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用手中的画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史诗。
（来源：水墨互访）
艺术家简介
刘国辉，曾任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获文旅部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出版有《刘国辉画集》等10余部作品集。
袁进华，1964年生于浙江杭州。198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业，获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创作与理论实践专业，获美术学博士学位。2015年获浙江省委宣传部五个一批人才。现为浙江画院专职画师、学术委员会委员，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师从刘国辉先生。
盛天晔
1971年生于浙江。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第五届中国画艺委会委员、曾任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写意人物画教学和研究，师从刘国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