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的发现从汉代就开始了，《说文叙》中称之为“古文”：“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青铜器大量发现，金文铭文的著录在士人中流行，形成了金石学的第一个高潮。但此时金文并没有进入书法家创作的视野。直到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吴大澂、丁佛言等人在金文书法创作，《说文古籀补》到《古籀汇编》的完成，金文才真正成为书法艺术的一员。
最早进入“正史”的书法论著是卫恒的《四体书势》。《四体书势·字势》中，对古文的几种字势做了及其生动的描写：
“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商周金文中笔势不同以及因笔势而造成的字势不同，都可以在《四体书势·字势》中找到相应的描述。
一是“守正循检，矩折规旋”。商周金文书法中，各个不同时期的重器如
簋、戍
鼎、利簋、大盂鼎、作册令方彝、令鼎、史墙盘、
壶、钟、颂鼎、颂壶、毛公鼎等，大多数王室作器都属于这种正体。这种“守正循检，矩折规旋”的正体，能化奇险于平正之中，蕴生动于朴拙之内；或大气磅礴，或精气内敛；或雄强犀利，或秀美灵动。均能“势和体均”，形成了中国书法传统审美中正统一脉。后代的石鼓文、秦刻石、汉碑、石经，以及大部分的战国、秦、汉、晋简牍，大都继承这种笔势。唐人欧、虞、褚、薛及颜、柳的楷书，也是这种笔势、字势的继承。与另外的两种相比，其特点是横划的笔势大多数不做明显的同一方向上下倾仄。但商周金文的平正，是寓于各种变化之中，比后世的石鼓文、秦刻石在用笔上丰富得多，所以卫恒才以为“籀篆盖其子孙”。
大盂鼎
“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则可分为两种笔势：一类是上扬的笔势，一种是下颓的笔势。
上扬之势。也就是《四体书势》中所说的“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在商代金文小子
卣铭文中，横势线条都向右上倾斜，显得昂扬向上、动感十足。此外作册般甗、
亚
角等器铭也有上扬的笔势，西周时期这种风格的铭文就少了，在早期的沫司徒
簋、盂爵、麦方鼎铭文中还可以找到类似的笔势。丛文俊以为盂爵“铭文以首行为准，左行四行而铭辞未竟，遂下行右延，始有此奇怪之章法。这表明书铭时作者未经筹划，信手为之，所以字势生动，近于较真实之书写状态，堪称佳构。”
作册般甗
小子卣
这种“引笔奋力”呈上扬之势的用笔，在战国、秦、汉简中也有延续，如上博简的《孔子诗论》、《子羔》、《鲁邦大旱》及《民之父母》、《武王践祚》等，用笔极为精到，是战国简中书写水平非常高超的佳作，也是对上扬笔势的继承。在岳山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及北京大学藏秦简中，也有这种向右上方倾斜的字。这大概就是《四体书势》中形容的“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的笔势。笔势向右上倾斜，显得笔力雄强，给人以力度外张、昂扬向上的感觉。魏碑及魏墓志上的楷书，笔势明显向右上倾斜，在动势中找到平衡，险绝中追求稳定，与唐楷的平正相比，多了几分生动自然之气。魏晋之后的许多行草书，也是取这种向右上方倾斜笔势者居多。
上博简《孔子诗论》
《武王践阼》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
丛文俊在《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卷》中，对小子
卣有高度评价：“这件作品行间茂密，体势略为倾斜，极具书写美感，堪称商金文中的一颗明星，大约只有周人的散盘一类作品方可与之颉颃。”然而小子卣是笔势上扬一路，而散氏盘则是笔势下颓一路，二者的笔势是截然相反的。
下颓之势。《四体书势》中有“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在商周金文中，与此种下颓笔势最相像、名声最著的，当属散氏盘。
散氏盘是厉王时器，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并记录田地四至、封界及举行盟誓之事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本已日趋靡弱，散氏盘又是一个小方国自铸器，铭文不像㝬簋那样尚存端庄、大气，不坠西周王室风范，而多了几分山林野逸之趣。散氏盘打破了对称，匀整、端庄的字态，字形从长方变扁，字势欹侧，结构上呈现出倾斜之势，多数字都产生一种向右下方倾侧、下坠的字势，显得率意、朴拙。因此它出现之后，就受到了康有为等提倡碑派人士的狂热追捧，盖因其拙朴、草率之意味，在商周金文中特立独标，与他们所倡导古拙、朴厚、粗犷的碑学有相合之处。胡小石《书艺略论》就注意到了其笔势“倾右”与横势：“周书如《盂鼎》、《毛公鼎》之类，势多倾左。《散氏盘》独倾右，自树一帜。”“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侯镜昶《书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散氏盘一出，效仿者如云，以为此器为西周金文的巅峰之作，殊不知实舍本逐末之举。
作册
卣
大师
簋
十六年商鞅矛镦
和散氏盘一样有笔势下颓的作品，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出现。如发现于五十年代的作册卣，丛文俊以为：“此器铭笔力之迅疾隽爽及其形成的快节奏，为西周金文之冠，其痛快处，比之散盘尤胜多多。这应该是西周早中期之际文字的实用书写状态，……从书写美的特质与表现来说，器铭已近乎完美，可惜过去受正统观念影响太多，人们不曾留意于此。”另外一件大师簋，其首行书写尚能力求规范，而自第二行起，渐渐的显露出平日的书写习惯，用笔呈右下倾斜的笔势，这两件铭文似乎可以说明，在西周早期这种笔势向右下倾斜的书写习惯已经出现，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书写方式，更不能将这类日常简率书写的作品当成“追求自然的书写之美”，而只能当做非王室铭文中书写草率的一种风格。
与“守正循检，矩折规旋”和上扬的笔势相比，这种下颓的笔势总让人感觉随意、草率，还有些消极的颓感，与中国书法史上形成的正统审美观念也不相符，所以汉代之后鲜有此种笔势的作品。但这种草率的笔势，恰恰是草书用笔的源头。也就是卫恒所言“隶草乃其曾玄”。
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黑夫惊家书》，书写草率，笔势向右下倾斜，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中，例举了其中“攻”、“從”、“徒”、“定”和“遗”字中“工”、“辵”、“止”的简化写法，他以为“这类草率写法作为隶书俗体的一部分，为汉代人继续使用，并成为草书形成的基础。”里耶秦简中一些“倾右”的简牍、银雀山汉简《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都在《黑夫惊家书》这种下颓笔势的隶草中不断演变，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演化出脱离了隶书遗迹的草书。
睡虎地秦墓《黑夫惊家书》
沅陵虎溪山西汉简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六韬》
走马楼西汉简
引用《四体书势》里对古文的描述，来分析类比商周金文书法，除了其所形容的笔势与金文暗合，也可以包括商、周、秦、汉至晋唐以来几种主要的笔势。卫恒说的古文，是广义的古文，也就是包括青铜器铭文和战国简。真想象不出他那时看到过什么样的金文或六国古文，但绝不止我们所知道的石经或《说文》古文那么简单，更不会是出于他的凭空想象，否则难以有这么生动的描述。
胡小石是早期对商周金文书法研究的学者，最后我们引用他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书法之“势”。势者，气之所以动也。盖势成于用笔，笔运则势生。故用笔、结体、分行布白无不可以言势，即所谓笔势（方圆、深浅、虚实）、体势（疏密、纵横）、局势（疏密纵横、齐与不齐）、书势（四体书势）云云。”
（文/刘绍刚）
作者简介
刘绍刚，又署少刚，男，1958年生，山东济南人。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8月至1989年8月就读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师从蒋维崧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前身）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兼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2020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与书法艺术史的研究工作。《出土文献研究》原主编、《出土文献》原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