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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山东博物馆主办，新之航传媒科技集团、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承办，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传媒创意分会协办的中国首个跨次元沉浸体验数智影像展——侯贺良8探南极数智影像大展，将于2026年2月6日在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开展。
从50多年前接触胶卷相机，到如今见证摄影作品以数智化全新形式表达、与观众深度互动的创新观展体验，著名摄影家侯贺良先生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生涯，亲历摄影技术的迭代变迁，始终坚守用镜头留存时代印记、守护生态本真、传递人文共识的初心。本次大展是侯贺良先生历时14年、8次赴南极采访、拍摄了数十万张南极珍贵影像，精选数百幅佳作首次在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以物理照片+数字沉浸体验结合方式互动展出。每一幅都凝聚着勇毅前行的探索精神及守护全球环境、共筑生态家园的坚定决心。
开展前夕，我们专访了侯贺良先生，听他讲述8探南极采访拍摄背后的创作纪实。
问：您从中学时开始接触摄影，回望这50多年光影逐路，哪些关键阶段对您的创作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摄影于您而言是什么？
侯贺良：摄影于我，是刻进生命、跨越半个多世纪未曾褪色的使命。我时常觉得命运的齿轮早在1970年那个夏天就已悄悄转动。那年我刚从中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济南第八机床厂，没像其他同学那样上山下乡。进厂才20天就因绘画、书法特长被借调到厂宣传科，于是在车间和科室两头跑了3年，白班、夜班连轴转。现在想来，正是那段双重劳动的日子，为我埋下了摄影的第一颗种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侯贺良在济南第八机床厂宣传科暗房工作照
宣传科里那台德国产的禄来弗莱1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本是用于刑侦的设备，科长却把它和一台国产上海58-1型135相机一并交到我手里，成为我叩响影像世界的钥匙。在那个胶卷比工资还贵的年代，每一次按下快门都带着沉甸甸的郑重。车间里光线昏暗，胶卷只有100度感光度，我只能用最慢的快门速度，架着三脚架记录工友们的生产瞬间。这段经历让我懂得，摄影不是拍好看的照片，而是记录真实的生活。那些挂在工厂大门橱窗里的照片，不仅让工友们在影像里看见自己，更登上了《济南日报》《大众日报》，甚至登上了北京的《工人日报》。大家喊我“咱们自己的摄影记者”，这份认可让我明白，好的影像是能和普通人产生情感共振的。这是我摄影生涯的第一个关键阶段，它给了我纪实的初心，让我一辈子都记得，镜头要对准生活、对准人民。
1981年，我调入山东画报社，从摄影记者一步步做到总编辑，这是第二个决定性的阶段。如果说机床厂的日子让我学会了记录，那么画报社的岁月则让我懂得了表达。记得1986年中秋期间，我跟着渔船下海捕虾，4天5夜，渔船遇到大浪，连年轻的渔民都把胆汁吐出来了。面对茫茫大海，我第一次感受大自然之下人的渺小。渔民天天捕对虾但从不舍得吃，中秋节满船都是对虾，渔民自己只吃干饼子、咸鲅鱼，却给我煮了几只对虾。我感动地吃不下，他们就晒干了一定让我带走。这情景我永远不忘。这样淳朴、勤劳的故乡人民，我当然应该俯下身来为他们做更多的记录。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优秀的影像不仅要还原真实，更要传递温度。
1999年，侯贺良航拍齐鲁大地
退休之后是我创作道路上的第三个重要转折点。卸下了行政职务的重担，我反而能更纯粹地回归摄影本身，把更多精力转向人文与自然的深度创作。我开始整理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航拍照片，完成《飞越齐鲁30年》的组照，并凭借它第二次斩获中国摄影金像奖。这不仅是对我30年航拍生涯的总结，更让我确信，纪实摄影的内核不是题材的宏大，而是对土地与人民的深情。与此同时，我没有停下新的创作，继续拍摄反映山东社会进程的纪实作品，也推进着世界各国名人的拍摄项目。我还走进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课堂，把自己在社会实践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一代的摄影人。看着他们鲜活的思想与创新的尝试，我自己也在教学相长中获得了新的启发。
对我而言，退休是另一种创作的开始。我常说，作为摄影人我永远不退休。这份坚持，不仅是对摄影的热爱，更是对这片土地的责任。用影像讲好山东故事，用镜头传递人间真情，这是我一辈子都要做的事。
这三个阶段如同三级台阶，一步步塑造了我的创作观：机床厂的岁月给了我扎根生活的脚力；画报社的历练给了我专业表达的眼力；卸下职务后的回归则给了我沉淀初心的心力。50多年来，我始终记得刚拿起相机时的那份郑重，也始终相信，摄影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情感的沉淀，不是瞬间的惊艳，而是永恒的共鸣。
问：从名人肖像到航拍齐鲁，从社会纪实到极地摄影，跨越多领域创作，拍摄最多的题材是什么？贯穿其中的“精神脉络”是什么？
侯贺良：可以说我一生只围绕一件事：摄影。从17岁参加工作开始，摄影就成为我的工作与终生爱好。拍摄最多的核心主题，其实就两个：一是时代的印记，二是生命的本真。但始终循着一条不变的精神脉络：以影像为媒介，连接人与时代、人与自然，记录真实、传递温度。
早年在机床厂的拍摄，是我对时代印记的最初探索。记录工友们的生产瞬间与生活点滴，那些影像之所以能登上报纸、引发共鸣，正是因为捕捉到了那个年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本色，这是时代里人的印记。后来开设名人近影专栏，拍摄数百位各界精英，我始终坚持把名人当普通人拍，不刻意营造光环，而是捕捉他们伏案工作、流露真情的瞬间。在我看来，名人亦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坚守与探索，同样是时代印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侯贺良黄河入海口湿地航空摄影
再到持续30年的航拍齐鲁系列，我的视角从人拓展到土地。尽管半个多世纪里，我去过国内所有省、市和自治区，去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最爱的和拍摄得最多的还是齐鲁大地，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从大型国有企业的宣传干部到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总编辑，再到山东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我镜头里的齐鲁大地发生了太大太多的变化，说翻天覆地也不过分。从泰山的巍峨、黄河的奔腾，到城市的崛起、乡村的变迁，这些航拍影像记录的，是家乡地理空间的时代变迁，是更宏大维度的时代印记。后来的极地采访摄影，看似题材从人文转向自然，实则是对生命本真的深度追寻。
问：自2012年以来，您8次前往南极采访拍摄，南极最吸引您的是什么？这些经历是否改变了您对自然、人类以及影像表达本身的理解？
侯贺良：我曾去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拍摄，唯有南极，让我心甘情愿一次次奔赴。它最吸引我的是那份极致纯粹与庄严，那是地球上仅存的一片没有工业污染、没有城市喧嚣的净土，万年冰川沉静伫立，生灵遵循着最本真的节律生长，风雪里天地共生的壮阔，会让你瞬间放下尘世的浮躁，直面内心。
8次南极之行，在那里我对自然的认知彻底改变了。每一块冰川的开裂、每一只企鹅的蹒跚，都是自然法则的生动体现。零下几十度的酷寒，暴风雪的未知风险，极昼环境中克服生物钟紊乱，每一位科考队员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都让我深受震撼。人类不该是征服者，应该是守护者。这份认知也延伸到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在极端环境下，人与人的互助、人与生灵的远距离尊重，让我明白共生才是生存的核心逻辑。
对影像表达的理解也随之更新。从前我会追求构图的震撼、光影的完美，但在南极采访时，我学会了克制的拍摄，不靠近企鹅惊扰它们，不踩踏冰原破坏环境，只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我发现最有力量的影像，是那些自然流露的瞬间：企鹅静立冰面的剪影、雪粒落在冰上的痕迹、极昼下冰川的柔和反光。这些看似平淡的画面，却最能传递出最纯粹的生命质感，我不再把摄影当成创作画面，而是传递责任。希望通过这些影像让更多人看见南极的纯粹，心生敬畏，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南极采访拍摄让我深刻体会到，摄影不仅是记录世界的工具，更是连接人与自然、唤醒敬畏之心的桥梁。
问：在南极这样极致纯粹的环境里，您对“好照片”的判断标准与之前拍摄的风光、人文有什么不同？
侯贺良：有很大的不同，核心的转变是从主动营造转向了被动守望，从追求视觉的震撼转向了传递生命的本真。以往拍摄时，我会带着明确的创作目标去主动规划。拍风光，会提前踩点、等待最佳光影，调整机位寻找最具冲击力的构图；拍人文，会深入场景观察，甚至适度引导拍摄对象，捕捉他们最能体现精神气质的瞬间。那时判断一张好照片标准是多元的，既要还原场景的真实质感又要兼顾艺术审美，还要能传递出背后的人文温度，是纪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但到了南极，所有的主动都要让位于尊重，判断好照片的核心标准只剩下是否守住自然的纯粹，是否尊重生命的本真。南极的生态太脆弱，生灵的生存节律也容不得丝毫打扰，《南极公约》更像是一道底线，时刻提醒我不能越界：不能靠近企鹅群，不能惊扰休憩的海豹，连脚下的冰面都要轻踩轻放。所以在南极拍照片，我更多是做一个守望者，带着相机静静等待，不刻意干预任何场景。
问：从胶卷相机到无人机、AI、数字影像等摄影技术迭代迅猛，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摄影生态？摄影在当下社会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
侯贺良：当下无人机、AI、数字影像这些新技术的快速迭代，确实重塑了摄影的生态格局。回望我自己的摄影历程，从最初的德国禄来弗莱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国产海鸥相机，到后来的徕卡等专业相机，再到如今的数码相机、无人机，甚至偶尔用手机拍照，工具的变化翻天覆地。若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变化带来的认知：传统摄影年代，创作更多依赖技术；数字时代，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是创作者的思想。技术降低了门槛，却拔高了对思想内涵的要求。
2020年，侯贺良用无人机拍摄沂蒙山区，见证了摄影的迭代变迁
我始终认为，技术再先进也只是工具，不能替代创作的本质。就像当年靠手动调试掌握光影，现在靠设备自动辅助拍摄，工具变了，但真实永远是摄影的生命线。要拍出撼动人心的作品，关键不在设备多先进，而在创作者有没有深刻的思想、有没有对生活的真切感悟。
至于摄影在当下社会该承担的角色，首先是时代记录者，不管技术如何迭代，摄影最根本的功能依然是留存真实，记录城市变迁、社会发展、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为未来留下可追溯的时代档案。其次，摄影更该是百姓的镜像，摄影作品只有聚焦百姓、贴近生活才有持久的生命力。那些扎根生活土壤、记录百姓悲欢的影像，才能跨越时间和地域，引发最广泛的情感共鸣。最后是价值引导者的角色，通过影像传递正向价值观，唤醒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摄影人应有的社会责任。
问：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的数智化沉浸空间，为您的极地影像带来了怎样的不同表达？
侯贺良：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这种以“物理照片+数智化互动沉浸”联动结合的新体验观展，为影像带来了全新的表达维度。展览依托山东博物馆1-4楼跨层联动立体动线，设六大展区、三大主题板块，构建“从城市喧嚣踏入南极纯净”的沉浸式观展旅程，这种创新观展新模式让我深刻体会到，摄影要保持生命力和新鲜感，核心就在于守住思想内核，拥抱技术革新。以前我的极地影像，不管是挂在展厅里的照片，还是印在画册里的作品，都是静态的、平面的，观众只能远观，很难真正感受到南极的壮阔和纯粹，也难以精准传递我想通过影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
在南北极探索中心这个数智化沉浸空间里，影像彻底活了起来：站在80000立方米穹顶巨幕下，观众被极光、冰川包围；走到3200平方米极地广场中，仿佛真的站在南极冰原上，听到风雪的声音；甚至在沉浸演出中，影像作品会融入剧情，和观众深度互动，建立情感链接。这种多模态、多感官沉浸的形式，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能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到南极的环境和我想传递的核心思想。我们主动学习数智化这种新技术、新形式，不是为了追求形式的新奇，而是为了让影像的内容更贴近大众、走进大众，引发共鸣，传递文化价值。
新时代的观众更青睐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这次我的8探南极数智影像大展选择在这里呈现，是希望用当代人更喜欢的方式被更多人看见。尤其是年轻观众，传统的摄影展很难吸引他们，这个空间恰好打通了专业影像和大众体验的壁垒。数智技术让“保护极地、认识极地”的理念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当观众在沉浸中感受到南极的脆弱与珍贵，这种情感共鸣催生的行动自觉，远比单纯的图片、文字传播更有力量。只要守住从真实生活场景中汲取创作灵感的初心，主动拥抱能服务于内容表达的新技术，摄影就能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问：这种跨次元互动沉浸体验的观展新模式，为摄影艺术展带来了怎样的未来？
侯贺良：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打造的全国首个跨次元数智化摄影艺术展，不仅为摄影艺术展的创新发展树立了全新标杆，更开创性地探索出多条行业发展新路径，为摄影艺术在新时代的表达与传播开辟了一条更具生命力的全新路径，为行业的价值延伸提供了无限可能。未来摄影艺术展发展趋势，也必然会打破单向传播的固有框架，让摄影作品不再是孤立的视觉呈现，而是与数智技术、空间场景深度结合，打造出可感、可互动、可沉浸的观展新形态，让摄影作品的表达有了更立体、更鲜活的载体。
以前摄影展多是摄影爱好者、艺术从业者的小众交流会，但跨次元沉浸模式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找到共鸣，它构建了摄影艺术从专业圈层走向全民共享的传播新生态，逐步成为全民文化事件。这种低门槛、有层次的体验设计，会让摄影艺术走出美术馆、博物馆的“象牙塔”，成为全民可参与、可感知的文化生活组成部分，也让摄影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问：对来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观看影展的观众，您希望他们能收获什么样的理解或感受？
侯贺良：我希望观众走进这个影展，沉浸漫步的同时，更能有一场心灵的触动与沉淀，有三个层面的期待：第一是视觉震撼，通过数智化的影像，直观感受到南极的壮阔与纯粹，比如万年冰盖的肌理、幽兰冰洞的光影、生灵的本真状态，让大家知道，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上，还有这样一片纯净的土地。
第二是心灵净化。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很快，被工作、压力包围，很容易浮躁。我希望大家走进这个影展，能在极地的静谧影像中慢下来、静下来，卸下内心的疲惫，感受一份纯粹与安宁，就像我在南极感受到的那样：在自然面前，很多烦恼都会变得渺小。
第三是敬畏觉醒。我希望观众看完影展后，能理解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意义，南极的生态很脆弱，每一只生灵、每一块冰川都值得我们守护。这种敬畏不仅适用于南极，也适用于我们身边的自然环境。这个影展不只是一次影像展示，更是一次心灵邀约，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让大家与南极相遇，与纯粹相遇，最终与更好的自己相遇。
半个多世纪光影逐路，从胶卷的银盐质感到数智的沉浸表达，侯贺良先生的镜头始终守着一份对真实的执着、对自然的敬畏、对时代的深情。他以8次南极之行的坚守，定格地球净土的本真；以数智化的创新表达，让极地影像走进人心，让保护极地的理念从镜头里的画面，变成观众心中的共识。
2月6日，侯贺良8探南极数智影像大展即将启幕，让我们走进山东博物馆南北极探索中心，在数智沉浸的光影里，邂逅南极的纯粹，感受影像的力量，共赴一场属于极地、属于时代、属于每一个人的心灵之约！
摄影家简介
侯贺良，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副主席。曾任中国画报协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山东省摄影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主席，山东艺术摄影学会第二届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摄影、纪实摄影委员会委员；山东画报社总编辑、高级记者；走向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正高二级）；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合作指导教师。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事摄影创作，1989年获山东省政府文艺创作最高奖——泰山文艺创作奖一等奖，亦是山东省政府文艺最高奖——泰山文艺奖突出贡献奖（摄影类）的首位获奖者；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成为中国摄影艺术奖最高奖——金像奖图片编辑奖的首位获奖者；2016年又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摄影创作奖，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图片编辑与摄影创作双项奖获得者。还曾获得新加坡世界摄影家大会金奖，《中国国家地理》摄影贡献奖，中国政府对外传播最高奖——金桥奖，中国画报最高奖——金睛奖等各种专业奖励数百项。曾获得“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优秀会员”“文明摄影家”“人民摄影家”“当代传奇摄影师”“杰出航空航天摄影家”等荣誉称号。
出版有《醉美南极》大型画册（与鞠航合著，获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年度优秀画册奖）、《寻美南极》《寻美非洲》（与渠晋湘合著）、《摄影的奥秘》《摄影作品鉴赏》《空中看山东》《飞越山东》《良言良友良品-侯贺良的摄影之缘》《时代•工友——侯贺良摄影集》等专著。曾赴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摄影采风，8次到达南极（2016年到达南极点），多次举办南极摄影展并于国际邮轮上和国内多省市举办南极摄影讲座，广受好评。
